1930年9月，胡適從上海重返北平，借住在好友任鴻雋家中。10月8日，有一位白頭老人來訪，不巧趕上胡適外出，遂留下一大包文字與一張短條子。胡適回來一看，才知此人竟是他仰慕已久的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志士王照（小航）。三天后回訪，初見若平生歡，暢談良久，由是訂交。

1931年5月31日夜，胡適為王照《小航文存》四卷本作序，其中多有同道之間聲應氣求之語。臨近結尾，他引用了王照講述的一段往事：

戊戌年，余與老康（有為）講論，即言：“……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崩峡嫡f：“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的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王照小康有為一歲，輩分相當，晚年憶舊，故稱老康。戊戌變法之后三十二年，應指1930年。二人爭論，可歸結為漸進與激進之爭，在戊戌年一再重現(xiàn)。張元濟、康廣仁等都曾像王照這樣諄諄勸導康有為，無奈自負如后者，絲毫不為所動。變法失敗，政策、手段過于激進正是一大原因，盡管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這里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王照回首往事，會感嘆“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戊戌年王照任禮部主事，應詔上書，因內中有“請皇上奉皇太后圣駕巡幸中外，以益光榮而定趨向也”等語——此乃王照頭腦開明、前衛(wèi)的表現(xiàn)——禮部尚書許應骙斥為“包藏禍心”，不肯代奏（主事只是六品官，沒有直接上奏權，須請部門長官代奏），“臣等若貿然代奏，他日倘有意外，則王照之肉其足食乎”。奏折被擱置月余，王照找許應骙理論，反遭參劾。官司打到御案，光緒帝為之震怒，稱王照立意如何，朕心自有權衡，毋庸許應骙鰓鰓過慮，不肯代奏，則屬抗旨。于是借機立威，把禮部六位堂官（滿漢兩位尚書、四位侍郎）全部罷免。

王照一舉成名，獲賞三品頂戴，成為當朝紅人。待到政變爆發(fā)，他也只能跑路，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一道流亡日本。然而他與康有為亦非同志，不久即決裂（后來他反思戊戌變法，一面批判守舊派“皆誤國者也”，一面批判康有為等維新派“亦庸醫(yī)殺人者也”）。兩年后潛回中國，投身教育，創(chuàng)制并推廣“官話合聲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漢語拼音文字方案。

如果在王照身上只貼一枚標簽，我的選擇是教育家。

他自稱“三十余年拙論不離普及教育”：戊戌年，他主張立學堂，開風氣，以為新政之本；1912年，他在上海發(fā)表《救亡以教育為主腦論》，主張教育是政治的主腦，教育要旨在于使人人具備生活必須之知識；1930年，他作《實心救國不暇張大其詞》，依舊主張根本之計在于普及教育；晚年批注《戊戌六月禮部代遞奏稿》，自我批評道：“是時尚狃于育才之習語，不以增進民眾知識為言，甚可笑也。擢用器使等語尤為淺陋，教育之重要，豈在備官材乎�！薄也徽撈渌疁逝c成就如何，單是這份堅守，長達三十來年，所謂“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足以令人動容。

作為教育家的王照，對同道胡適推崇備至。1930年10月8日，他拜訪胡適未果，留信云：“本年四月，因梁漱溟于其月刊中與先生相論，始悉今日國中真大澈悟者尚有先生。以今日之中國，非少數(shù)人所能挽救。然先生之資望，可以力敵萬人，我國一線生機僅在此……”讀王照文章可知，他一向不愛說客套話，這番話大體是肺腑之言。

翌年出版《小航文存》，請晚他一輩的胡適作序，更見推重。這背后，除了理念與志業(yè)的共鳴，想來還有一點，即二人在方法論上都是忠誠的漸進主義者，都注重點滴的努力與改進。

近世——確切說，甲午戰(zhàn)爭——以來，在瓜分豆剖、蠶食鯨吞的亡國滅種危機之下，仁人志士大都陷入一種“時間的焦慮”。

與康有為“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一言相應，李鴻章曾對“建議中國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二十年可見教育種子錢帶來百倍收益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說“我們等不了那么長的時間”，孫中山對提議“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著手，庶幾逐漸更新才是”的嚴復扼腕嘆息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些人口徑出奇一致，即強調時間之于國家危機的急迫性：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壓根沒有足夠的時間，容許漸進論者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此外，揣摩孫中山等心思，顯然希望畢其功于一役，在自己這代人手上達成民主轉型的功業(yè)。同盟會成立之后，內部曾爆發(fā)旗幟爭執(zhí)，孫中山力主青天白日旗，黃興力主井字旗。雙方相持不下，黃興致信胡漢民表態(tài)云：“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反被胡漢民、汪精衛(wèi)等吐槽“陳義頗高”。

由此推論，胡漢民們則主張成功自我輩，居功亦自我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不可推諉到下一代，這是最起碼的責任感，然而當一項使命，過于艱巨而沉重，絕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那么急于求成，反而誤事。

回頭再說王照。三十二年后回顧與康有為之爭，他感嘆“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這是因為，站在1930年的門檻撫今追昔，會發(fā)現(xiàn)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等所念茲在茲的時間因素，對于中國轉型，并未化作問題；真正的問題端在于國家選擇的方向，在于一代人付出的努力。方向對了，努力夠了，時間的壓力必定被淡化；反之，越是追求速成，越可能速敗、速朽。言必稱緩不濟急、時不我待云云，到頭來把失敗的責任推到時間頭上，無疑是一種偏執(zhí)、懦弱的做法。

至于成功與代際的關系，胡適有一名言：成功不必在我，努力必不唐捐。前半句與黃興一脈相承，后半句則向上推進一步。我們必須意識到，相比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立國之難，更甚立人，周期當以數(shù)百年計。

像民主轉型這樣的大業(yè)，往往需要好幾代人薪火相傳、弦歌不輟的接力，一代打地基，二代砌墻，三代上梁……所以萬萬不可企望一代收功，正如萬萬不可企望斬首一國寡頭便能天翻地覆，制定一部憲法便能煥然一新。

對此，傅國涌先生的兩句話極具代表性：“真快，我們這一代的時間消磨得差不多了�！薄按蠹叶家驯M力而為，雖有遺憾，但也坦然�！�第一句表達了對時間的焦慮，第二句則用努力的解藥化解了時間的焦慮。說到底，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但求盡力，至于誰人、幾時收功，只能聽諸天命。

也許一些人心有不甘，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乃是人類永恒的悲劇。生有涯而知無涯，人力有限而人事無限，這一點，無論漸進主義還是激進主義都無法否認。它們——尤其追求速成的激進主義者——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如王照所云、胡適所引的一句格言：

天下事哪有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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