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南方不少縣城的街頭已經恢復了往日的平靜，茶樓里議論南昌起義的人漸漸少了，但在山野間、村莊里，一支支剛剛拉起不久的隊伍卻還在悄悄轉移。槍聲雖然時斷時續(xù)，可國民黨反動派的“清鄉(xiāng)”“圍剿”卻一刻也沒有停下，真正的風暴，其實是在城外的山溝里展開的。

就在這一段時間里，許多后來響徹全國的名字，還只是帶著幾十人、幾百人的小隊，在黑夜里趕路，在荒山里宿營。有的人出身軍隊，有的人來自鄉(xiāng)村，但有一個共同點：都選擇在最危險的時候，不把槍散掉，而是想辦法把人留住，把隊伍撐下去。正是這些早期選擇，才有后來各路紅軍主力的雛形。

這篇內容，就順著時間和地域，從1927年前后說起，看看在革命早期，究竟有哪些將領，親手拉起或接過工農武裝的火種，一點點發(fā)展成后來那幾支著名的紅軍部隊。

一、南昌起義余部：朱德接過火種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武裝斗爭。起義軍攻占南昌后，很快就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被迫南下轉移。幾番激戰(zhàn)之后，起義部隊一路損失，領導人也不得不分頭行動，隊伍里彌漫的是疲憊和迷茫。

在贛粵邊一帶，一部分起義軍已經開始有人打起“各自找條活路”的主意，有人悄悄離隊，有人猶豫徘徊。就在這種氣氛下，朱德站了出來。他當時在起義中的地位并不算最核心，也不是“總指揮”式的人物，卻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候承擔起了責任。

傳下來的是一個大致的場景：在短暫休整的地方，戰(zhàn)士們圍在一起，議論接下來怎么辦。有人小聲說：“再打下去，只怕是走不脫了。”朱德沉默了一會兒，把帽子往下一壓，說了一句大意的話：“隊伍不能散，散了就真完了�！睕]有華麗的辭藻，只是把利害講清，把前途講明。

這一番表態(tài)，起了不小的作用。起義軍余部沒有散伙，而是在朱德領導下，一邊機動轉戰(zhàn)，一邊尋找落腳點。國民黨軍的追擊很緊，物資極其匱乏，許多時候只能依靠沿途群眾的支援。條件艱苦不難想象，但隊伍始終保持基本穩(wěn)定，這一點，十分關鍵。

不久之后，朱德率這支隊伍轉向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雙方整編，形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也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紅四軍”。從組織關系上說，這支部隊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雙重血脈；從現實情況看，朱德在南昌起義失敗之后堅決不散隊，為紅四軍留下了堅實的骨干，不得不說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很多人后來說“這是朱老總拉起來的部隊”，并不是說他從零開始憑空造了一支軍隊，而是看重他在生死關頭“把隊伍接住、撐住”這一點。革命進入低潮，誰能在最困難的時候維護隊伍的戰(zhàn)斗力，誰就算真正扛起了旗幟。

二、從湘西山鄉(xiāng)走出的“賀老總”

比起1927年才轉入共產黨領導的部隊，賀龍手里的槍來得更早一些。1916年前后，他就在湘西一帶拉起了一支武裝隊伍，以自己的聲望在當地扎下根。這支隊伍一開始并不是什么“紅軍”，而是帶有地方武裝性質的武力，但隨著形勢發(fā)展，賀龍一步步把這支隊伍帶上了革命道路。

到了1927年，賀龍已經是頗有影響的軍人，力量不小。南昌起義籌備時，他率部參加，成為起義的重要軍事領導人之一。起義打響后，賀龍所部是關鍵力量之一，這說明他早就具備“帶著隊伍投身革命”的基礎條件。

南昌起義失敗后，局勢急轉直下。賀龍回到自己熟悉的湘鄂西地區(qū)，并沒有選擇“金盆洗手”，而是依托原有的社會基礎、農民聯系，重新拉起革命武裝。這一回，不再是一般性武裝，而是明確的工農革命軍。

湘西、鄂西一帶向來山多路險，民風強悍，還有一定綠林勢力遺存。賀龍在這里有名望，又有早年帶兵的經驗，動員農民、收攏舊部，對他來說并非空話。有意思的是，許多老百姓和士兵習慣叫他“賀老總”，這個稱呼在黨內后來也廣為流傳，既有尊敬，也代表大家對他“能帶隊伍”的認可。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賀龍將零散的地方武裝、農民隊伍逐步改造、整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逐漸形成，工農革命軍在當地擴展，隨后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賀龍擔任軍長。這支紅二軍，是后來紅二方面軍的重要基礎之一。

從1916年拉起武裝，到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再到根據地建立、紅二軍成型，賀龍的經歷有一個明顯特點：不輕易丟掉手中的兵。他把早先的武裝底子，一點點轉化為黨的軍隊，把私人隊伍變成工農武裝，這種轉變過程，對紅軍早期的發(fā)展，意義很大。

三、鄂豫皖的第一槍：黃麻起義與紅四方面軍前身

離開湘西，視線移到長江中游以北的鄂豫皖地區(qū)。這里山地與平原交錯，農民負擔沉重，土地問題十分突出。在1927年前后，農民運動發(fā)展較快，為武裝起義埋下了基礎。

1927年11月13日，黃麻起義爆發(fā)，地點在湖北黃安（今紅安）、麻城一帶。這次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地區(qū)發(fā)動的一次重要武裝斗爭�？傊笓]潘忠汝，配合領導的有吳光浩、戴克敏等人。他們依托當地農民協會和原有武裝骨干，組織起工農革命軍，打出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旗號。

黃麻起義打響了鄂豫皖地區(qū)的“第一槍”，給當地反動勢力帶來很大震動，也讓更多農民看到了組織起來的可能性。起義過程中，斗爭非常激烈，潘忠汝在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領導人犧牲，本來很容易造成部隊瓦解，但這支隊伍并沒有就此崩潰。

在黨的領導下，起義部隊很快進行了整編。工農革命軍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吳光浩擔任軍長，戴克敏任黨代表。紅七軍繼續(xù)在鄂豫皖邊緣地帶活動，配合當地黨組織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隨著形勢發(fā)展，黃麻起義武裝又和其他地區(qū)的武裝力量——包括六霍地區(qū)、商南一帶的起義武裝——逐步會合，后來整合成紅一軍。

這支紅一軍，便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重要前身之一。紅四方面軍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活動于川陜甘一帶，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而它的血脈，可以清晰地追溯到黃麻起義打響的那一槍，以及潘忠汝、吳光浩、戴克敏這些早期領導人艱苦創(chuàng)建的那幾支隊伍。

值得一提的是，鄂豫皖根據地能夠建立起來，黃麻起義起到了開局作用。起義之后，當地大批農民參與分田運動和地方武裝，為根據地提供了兵源和群眾基礎。潘忠汝等人的犧牲，換來的是一支支真正屬于工農的隊伍站穩(wěn)腳跟，這種“有人倒下、隊伍不散”的情況，在這一時期并不少見。

四、平江與百色：兩支隊伍匯入紅三軍團

1928年前后，南方的武裝斗爭又有新進展，湖南平江和廣西百色，是其中兩處頗具代表性的地點。這兩地的起義，領導人不同、環(huán)境不同，卻有一個共同結果：他們的隊伍，后來都與紅三軍團有密切關系。

先看湖南。1928年，彭德懷在湖南平江發(fā)動平江起義。這位出身農家、在舊軍隊中摸爬滾打多年的軍官，早就對舊制度不滿，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爭取和影響，終于在這一年選擇舉旗起事。平江起義的力量，以他原有的部隊為基礎，再加上地方農民武裝，迅速形成一支頗具戰(zhàn)斗力的隊伍。

起義成功后，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彭德懷出任主要領導。紅五軍在湘贛邊活動，參與創(chuàng)建和鞏固革命根據地。隨著中央蘇區(qū)的形成，這支部隊進一步擴編，成為紅三軍團的主體力量之一。紅三軍團后來在保衛(wèi)中央蘇區(qū)、執(zhí)行長征任務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追根溯源，平江起義明顯是一塊關鍵基石。

再看廣西。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在右江地區(qū)爆發(fā)，領導人包括鄧小平（當時名“鄧斌”）、張云逸、雷經天、韋拔群等。廣西地形復雜，少數民族較多，反動軍閥長期盤踞，條件并不寬松。起義力量主要由部分舊軍隊改造而來，加上韋拔群等人在農村中積累的農民武裝，為起義提供了骨干。

起義成功后，在百色、田東一帶建立起右江革命根據地。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張云逸擔任軍長，鄧小平擔任政治領導職務。紅七軍在右江地區(qū)堅持斗爭，在嚴重的軍事壓力和物資匱乏中艱難發(fā)展。韋拔群在長期斗爭中犧牲，成了右江根據地的重要烈士之一。

隨著全國形勢變化，紅七軍奉命向中央蘇區(qū)方向運動。途中戰(zhàn)斗頻繁，損失不小，隊伍規(guī)模不斷壓縮。最終，紅七軍縮編為紅五師，編入紅三軍團序列，成為其下屬的重要力量。從起義時的百色山區(qū)，到后來在中央蘇區(qū)的會合，這支隊伍經歷了長途跋涉和無數血戰(zhàn)，但組織上已經完全融入了紅軍主力之中。

把平江起義和百色起義放在一起看，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兩地相距不近，一個在湖南中部，一個在廣西西部，卻都通過武裝起義形成工農革命軍，再通過整編與轉移，匯入了紅三軍團。這說明，早期各地起義雖然看似分散，最后卻在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有意識地向幾個大方面軍集中，用有限的兵力構成更有戰(zhàn)斗力的主力集團。

從這一點說，彭德懷、張云逸、鄧小平等人，不只是簡單地“拉起了一支隊伍”，而是把隊伍一步步引向紅軍主力，完成了從地方武裝到戰(zhàn)略力量的轉變。這種轉變背后，有政治判斷，也有軍事眼光。

五、長江以北的特例：陜北紅軍與劉志丹、謝子長

如果把地圖攤開，會發(fā)現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工農武裝，絕大多數集中在長江以南、沿江沿海一帶。真正能在長江以北長期堅持并發(fā)展成相當規(guī)模的工農紅軍，根據歷史記載，陜北這支力量格外顯眼。

陜北、陜甘交界一帶地勢起伏，黃土高原溝壑縱橫，交通相對閉塞。這里雖不如南方水網那樣便于機動，但地形隱蔽、群眾基礎樸實，為游擊戰(zhàn)爭提供了條件。在這片黃土地上，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早期就開始組織工農武裝。

他們一方面從青年學生、進步士兵中吸收骨干，另一方面發(fā)動當地貧苦農民加入隊伍，形成了以陜甘邊界為活動區(qū)域的游擊武裝。隨著斗爭深入，這支隊伍逐漸壯大，形成了較穩(wěn)定的根據地和武裝力量。1932年，在黨的領導下，這支部隊被正式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陜甘游擊隊的名稱成為歷史。

紅二十六軍在陜北、陜甘地區(qū)的存在，意義不止于“又多了一支紅軍”。在長江以北，國民黨勢力控制面廣，大規(guī)模革命武裝極少，陜北紅軍成為這里一支重要的工農武裝力量，為后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提供了接應基礎。

劉志丹在這段歷史中，是極為關鍵的領導者之一。他擅長在復雜地形中運用游擊戰(zhàn)術，重視與群眾的聯系，又能夠把零散力量凝聚成系統(tǒng)的隊伍。謝子長同樣是陜北紅軍的重要領導者，二人配合，使陜北根據地逐步成形。兩人后來都在斗爭中犧牲，但他們開創(chuàng)的陜北根據地，一直延續(xù)下來。

從軍事理論的角度看，劉志丹被列為“36位軍事家”之一，這一評價與他在陜北紅軍中的領導實踐密切相關。比起南方那些迅速壯大、又經歷長征的大部隊，陜北紅軍起步不算早、規(guī)模也不算最大，卻在特殊地理環(huán)境下生存下來，并成為全國革命布局中的北方支點，這一點，頗具代表性。

六、從零星起義到主力紅軍：幾位將領的共同特質

把這些地區(qū)、這些人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可以看出一條清晰的軌跡：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中后期，零星武裝先在地方出現；1927年前后，在大革命失敗的低潮中，各地共產黨人抓住這些武裝基礎，發(fā)動工農起義；隨后幾年，這些起義部隊經過整編和機動，陸續(xù)形成了紅四軍、紅二軍、紅一軍、紅五軍、紅七軍、紅二十六軍等，在中央蘇區(qū)、湘鄂西、鄂豫皖、陜甘等地區(qū)站穩(wěn)腳跟。

朱德在南昌起義失敗后的關鍵抉擇，使起義軍的火種沒有熄滅；賀龍憑借多年拉隊伍的經驗，在湘鄂西把地方武裝改造成工農革命軍；潘忠汝帶領黃麻起義打響鄂豫皖第一槍，犧牲后吳光浩、戴克敏等人撐住了隊伍，最終孕育出紅四方面軍的前身；彭德懷發(fā)動平江起義，拉起的紅五軍成為紅三軍團的主干；百色起義中張云逸、鄧小平等人在右江建立紅七軍，又一路挺進中央蘇區(qū)，納入紅三軍團；劉志丹、謝子長在陜北扎下北方根據地，讓長江以北也有了一支可靠的工農武裝。

這些人性格各異，經歷不同，但在革命早期拉起工農武裝這件事上，有幾個共通之處。

一是都有“在最困難的時候不散隊”的決心。南昌起義后余部搖擺，朱德站出來；湘鄂西環(huán)境惡劣，賀龍堅持建根據地；黃麻起義主將犧牲，部隊仍然堅持；右江根據地多次受挫，紅七軍仍一路向中央蘇區(qū)轉移。這種決心，并不是簡單的“硬扛”，而是在政治信念和現實判斷基礎上的堅定選擇。

二是善于把舊有武裝、地方勢力轉化為工農革命軍。賀龍早期的湘西武裝、彭德懷在舊軍隊中的部隊、百色起義中的改編軍隊，起初都帶有舊軍隊或地方武裝的成分。通過黨組織的工作和政策引導，這些隊伍逐漸接受黨的綱領，從“為個人”“為地方”轉為“為工農”，這一步，極其關鍵。

三是能在整編中接受大局安排，把自己拉起的隊伍，服從于統(tǒng)一的紅軍建制。紅四軍與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紅二軍納入紅二方面軍、紅一軍成為紅四方面軍前身、紅五軍和紅七軍共同匯入紅三軍團、紅二十六軍成為西北紅軍的核心力量，這些變化，都要求原有部隊放下“誰拉起來算誰的”，轉而從全局著眼。能做到這一點的將領，才真正符合那一時代的要求。

有些人后來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元帥、大將軍銜，比如朱德、賀龍、彭德懷、張云逸；也有人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犧牲，如潘忠汝、吳光浩、韋拔群、謝子長、劉志丹等。他們的結局不同，命運各異，但在1927年前后那段異常兇險的歲月里，都有過相似的身影：在村口的小廟里，在山腰的密林里，在低矮的土屋里，向一群衣衫襤褸的戰(zhàn)士和農民說：“槍不要丟，人要跟著走�！�

革命早期，那些名將的“名”，不是掛在軍銜上的，而是刻在一支支工農武裝的起點里。誰在最早的時候拉起了隊伍，誰在最危險的時候把隊伍接住、帶走，歷史的記憶，往往從這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