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這話反映在城市化過程中，就是盡管國家多年來一直提倡大中小城市均衡發(fā)展，在土地、資金等方面一度向中小城市多有傾斜，甚至還發(fā)明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替代詞匯：城鎮(zhèn)化。但無奈老百姓用腳投票，最終還是一個勁地往大城市擠。

　　以90后年輕人為例，根據(jù)《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他們普遍傾向于奔赴城區(qū)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尋求發(fā)展。尤其是城區(qū)人口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2010-2020年期間，90后占比增長超過60%。而城區(qū)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年輕人比例，則出現(xiàn)明顯下降。

　　那么，到底怎樣的城市算大城市，為啥總人口902.6萬的周口不算大城市，江蘇昆山、浙江義烏、慈溪以及福建晉江這四個縣級市反倒算？常住人口1046萬的東莞和1274萬的蘇州，又究竟哪個更大？

　　01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有必要搞清楚幾個概念：城市人口、市區(qū)人口和城區(qū)人口。

　　所謂 城市人口 ，指的是城市行政區(qū)劃范圍內的所有人口，包括了所轄區(qū)和代管縣的城鎮(zhèn)及農村人口。

　　至于 市區(qū)人口 ，則是指城市直接轄區(qū)（又稱市本級）內的人口，它剔除了代管縣的部分。

　　以上兩類人口的統(tǒng)計范圍，都和城市的某一行政邊界吻合。而城區(qū)人口就有所不同。根據(jù)《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guī)模劃分標準的通知》的定義，所謂“城區(qū)”，是指市轄區(qū)和不設區(qū)的市，區(qū)、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qū)域和其他區(qū)域，是實際已開發(fā)建設、市政公用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基本具備的建成區(qū)域范圍。

　　顧名思義， 城區(qū)人口 就是生活在這部分已建成區(qū)域內的人口。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以上面提到的河南周口市為例。第七次人口普查時，當?shù)爻Ｗ∪丝诳傆嬐黄屏?00萬大關，但市區(qū)人口才區(qū)區(qū)172萬，城區(qū)人口更是還不到50萬，因而無緣最近剛公布的全國大城市名單。

　　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跟我國獨特的“市”制有關。

　　經常出國旅游的朋友可能會留意到，在國外，市在縣下。日本就不說了，它們的縣相當于我們的省。即便是美國，州下面是縣（county，又可譯為郡），縣下面才是市（city）和鎮(zhèn)（town），后兩者只有規(guī)模大小的差別，并無行政級別上的高低。而不像中國，市下面是縣，縣下面才是鎮(zhèn)，市比鎮(zhèn)高了整整兩級。

　　其實，我國歷史上也曾存在過西方式的“市”。民國初年，政府改革地方建制，一方面廢府存縣，由省直管；另一方面又引入西方，主要是日本的城市管理體制，將一些大城市的城區(qū)切割出來，成立獨立的市政管理機構。

　　1921年，中國第一個行政區(qū)劃意義上的“建制市”在陳炯明主政下的廣州成立，孫中山之子孫科出任第一任廣州市長。 根據(jù)《廣州市暫行條例》，廣州市范圍包括廣州城墻內和城外西關約24平方公里，遠小于如今的7434平方公里。市區(qū)單獨由市政廳治理，不再分屬番禺和南海兩縣，從而結束了上千年的兩縣分治廣州的局面。

　　1922年出版的《一歲之廣州市》

　　北伐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將廣州設市的成功經驗向全國推廣，相繼設立了上海、天津、青島、漢口等8個特別市（后改稱院轄市），以及為數(shù)眾多的省轄市。但這些“市”的面積普遍都較小。比如當時“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1927年設立之時，全市面積只有494.69平方公里（不含租界），到建國初，也才拓展至約620平方公里。

　　1958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了解決上海農副產品供應緊張的問題，才將寶山、嘉定、青浦、南匯、松江、奉賢等原屬江蘇的十個縣劃歸上海市管轄。全市面積一舉擴大了10倍，至6300多平方公里，甚至比明清時代的整個松江府范圍還要大。

　　可以說， 雖然都叫做市（city），但在國外是建成區(qū)的意思，而在中國則是一個地理單元的概念，它包括了城區(qū)、郊區(qū)，以及廣大的鄉(xiāng)村地帶，本質上更接近于古代的府。 所以單純比較上海市和紐約市哪個人口多，意義不大。這也是為什么國家在制定城市大小標準時，主要看的是城區(qū)人口，而不是全市人口？

　　02

　　不同于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這樣根據(jù)行政級別進行的傳統(tǒng)城市劃分，2014年國務院印發(fā)的《關于調整城市規(guī)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則按照城區(qū)人口數(shù)量，將全國685座城市重新分為六類：

　　城區(qū)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城市為超大城市，500-1000萬的為特大城市，300-500萬為I型大城市，100-300萬的為II型大城市，50-100萬的為中等城市，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

　　其中，城區(qū)人口100萬以上的被統(tǒng)稱為“大城市”。而根據(jù)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制的《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 目前全國共有106座大城市，包括7個超大城市、14個特大城市、14個Ⅰ型大城市以及71個Ⅱ型大城市。

　　注：此前網上曾流傳一份105個大城市的名單，許多自媒體不加核實便拿來使用。經仔細核對《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原書，該名單有兩處錯誤：一、濰坊（55）寫成了廊坊，二、遺漏了一個錦州（103）。修訂后的全國大城市數(shù)量應為106座，特此澄清。

　　仔細看這份大城市名單，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很多總量龐大的“人口大市”，城市級別卻并不高。比如GDP常年位居全國第六的“地級市一哥”蘇州，盡管常住人口排名長三角第二，僅次于上海，但由于下轄縣級市數(shù)量較多，雖然整體實力強，但本質上并非一座城市，而是一個由多座中等規(guī)模城市組成的地區(qū)。

　　剔除昆山、常熟、太倉、張家港這些代管的城市，狹義的蘇州市只能排到第三檔：I型大城市。其城市區(qū)人口（399.12萬）甚至還不及廈門（436.38萬）、太原（404.97萬），盡管后者的總人口分別僅有516.4萬和530.41萬，還不到蘇州的一半。

　　至于像河南人口第三大市周口，以及湖北人口第二大市黃岡（全市常住人口588.3萬），更是連榜單都沒上。

　　又比如，昆山、慈溪、義烏、晉江這四座縣級市，成功躋身大城市之列，而它們中有些所在的地級市，要么和它們平級，比如晉江所在的泉州，也只是Ⅱ型大城市；要么甚至還不如它們，比如義烏所在的金華，就沒有上榜。妥妥的下克上。

　　再比如，同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武漢、鄭州，常住人口差不多，鄭州甚至還略微領先武漢一籌。但由于城市化率差距較大，城區(qū)人口方面，武漢竟是鄭州的接近兩倍，穩(wěn)坐“中部第一城”。

　　這里插一句嘴。雖然根據(jù)《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國只有7座超大城市，但那是2020年的數(shù)據(jù)?？紤]到當時武漢城區(qū)人口便已達到995.3萬，而2021年武漢常住人口又增長了120萬，城區(qū)人口必然已經突破一千萬。 所以準確地說，目前中國應該有8座超大城市。

　　盡管存在這種種“特殊情況”，不過總得來說，權力主導型的體制決定了中國城市的規(guī)模大小，往往和其行政級別成正比。比如8座超大城市中，北上廣深是公認的一線城市，重慶、天津則是行政等級最高的直轄市，剩下的成都、武漢也是省會、副省級城市。

　　當然，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地區(qū)之間差異較大，所以存在一些反例也在所難免。比如榜單上就沒有 拉薩，它也成為全國唯一不是“大城市”的省會 。另外，蘭州、呼和浩特、?？?、西寧、銀川等5座邊陲省份的省會，僅為Ⅱ型大城市。而地處珠三角的東莞、佛山這兩個普通地級市，卻躋身特大城市之列。從中也可一窺中國的區(qū)域經濟格局。

　　03

　　說了這么多，根本的問題其實還是：人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

　　對此，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同樣一起火災，發(fā)生在嘉興，就是個只有周遭四鄰關注的本地新聞；發(fā)生在杭州，省里的媒體一報道，就成為全省新聞；如果發(fā)生在北京，無數(shù)的央媒一圍觀，那就可能演變?yōu)槿珖酥潦澜缧缘闹卮笮侣劇?/p>

　　當然，這么說或許有點虛，可以量化的是，據(jù)說每一千萬人才能養(yǎng)活一支交響樂隊。另外，地鐵、高樓等的建造，也都是有人口門檻的。

　　根據(jù)國務院辦公廳2018年印發(fā)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軌道交通規(guī)劃建設管理的意見》，一個城市只有同時滿足GDP3000億元以上、市區(qū)人口300萬以上、地方一般預算收入300億以上這三個條件，才有資格申報修建地鐵。

　　而住建部前一陣出臺的新規(guī)，在“嚴格管控新建超高層建筑”部分也提到：城區(qū)常住人口300萬人口以下城市嚴格限制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層建筑，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層建筑。

　　這么看來，100萬人口的城市和1000萬人口的城市，彼此在城市能級、基礎配套上，其實不是乘數(shù)級的10倍關系，更可能是指數(shù)級的百倍關系。在一些領域，甚至是0和1的有無關系。

　　而經過之前多年大中小城市均衡發(fā)展帶來的大城市人地緊張、房價高企，小城鎮(zhèn)鬼城遍地、資源浪費的試錯后，國家層面也開始意識到人地錯配的問題，并逐漸調整方針。

　　2020年印發(fā)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有這么一句話： 推進公共資源由按照城市行政等級配置向按照實際服務管理人口規(guī)模配置轉變。

　　前段時間，中央兩辦印發(fā)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zhèn)化建設的意見》也提到：公共資源配置與常住人口規(guī)?；酒ヅ洹?/p>

　　可以預見，未來，城市行政等級對于公共資源配置的影響將有所弱化，而此番公布的按照城區(qū)人口進行的城市規(guī)模劃分，對于普通人選擇求學、工作、定居目的地，將更有借鑒意義。

　　當然，已經公布的名單代表的是城市過去的成就。有些城市雖然人口規(guī)模龐大，卻未必有未來，應該慎入。比如 哈爾濱 ，曾經被稱為“東方莫斯科”，但 過去十年，當?shù)爻Ｗ∪丝跍p少了62.61萬，成為全國唯一人口負增長的省會。

　　又比如天津，其常住人口在2016年達到1443萬的峰值后便一路下滑，光去年就凈流出了13.6萬，目前僅剩1373萬，其中城區(qū)人口1093萬。按照這個速度， 可能沒幾年天津就將跌出超大城市的行列 。

　　同時，除了看人口的總量、增減情況，也得留意城市的產業(yè)方向。畢竟，產業(yè)是一個城市發(fā)展壯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搞互聯(lián)網，那么歡迎來杭州；如果你是從事制造業(yè)的，那么建議去寧波；如果你是做小商品貿易的，那就應該選擇義烏。

　　事實上，昆山、慈溪、義烏、晉江這四座縣級市之所以能夠躋身Ⅱ型大城市，都是因為有產業(yè)傍身。義烏是全球小商品之都；昆山是著名的臺商集聚地；晉江的運動服裝和運動鞋品牌，曾常年霸屏CCTV5；而最近令很多歐洲國家瘋狂搶購的取暖器，慈溪則是我國最大的生產基地之一。

　　都說“人生發(fā)財靠康波”，相比需要專業(yè)經濟知識才能把握住的金融周期，城市周期才是大多數(shù)普通人能夠倚靠的“康波”。

　　只有認清上述這些關于大城市的真相，然后結合自身實際，綜合考慮，才不至于在城市選擇這一人生最重要的選擇——個人認為比大學、專業(yè)、工作、投資選擇更重要——中，犯下無法挽回的錯誤，從而錯失中國城市化的最后一輪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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