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在臺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臺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后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xiāng)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么沒有注意到那么“正統(tǒng)”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么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沖上石階，多數(shù)的時候手里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tài)，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么。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全臺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么樣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shù)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jiān)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fā)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臺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圣不敬的言論，亦出現(xiàn)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huán)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xiāng)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圣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jù)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蹦菚r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yè)，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xiàn)在并無出版計劃，并派我前往懇請已來臺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臺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臺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guī)А端问贰吩宓剿貢鴺牵瑒照堝X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蔽依Ь街翗O，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于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幾上，我道謝后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shù)日，林教授親自到館里，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wěn)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zhì)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圣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云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后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里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tài)指責，如此傷尊嚴，多么不值得！回到館里，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么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卷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后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nèi)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tài)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后，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shù)并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于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jīng)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么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jīng)常『處變大驚』?！保?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于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zhì)詢之前數(shù)日，我?guī)Я嗽S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huán)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zhì)詢?nèi)?，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jīng)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zhì)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臺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后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jié)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里積滿了臺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后，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么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不僅帶給他館里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臺大之后，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臺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于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xiàn)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fā)音至今難忘）。其實，在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于抗戰(zhàn)初遷昆明之西南聯(lián)大時，在云南宜良北山巖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zhàn)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zhàn)，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tǒng)猶未全息絕故?！保?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么肯在舍香港而來臺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余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后臺灣仍是捍衛(wèi)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范疇，但是對于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半世紀動蕩，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并不難懂了。

　　我記得后來一次談到“文革”，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后，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xù)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臺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tài)度。談到抗戰(zhàn)勝利后，西南聯(lián)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xiāng)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zhàn)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xiāng)，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泵咳蘸锓褐?，或村里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于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駪?zhàn)氛殆不可速了，遂發(fā)意注莊子?！娲咕梗瑘筝d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斓刂螅瑢⒉蝗荽艘蝗?，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茍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于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后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于考亭之釋離騷也?！边@種沉痛和抗戰(zhàn)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斗救國的心情多么不同。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chuàng)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shù)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yè)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tài)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臺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yǎng)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臺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臺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后逝世。

　　十二年后，2002年三月，臺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后，在后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fā)現(xiàn)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chǎn)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么？”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么？”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挽聯(lián)：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lián)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后的關懷?！拔磳W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jù)。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于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并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p>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jié)，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農(nóng)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后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嘆：“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p>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墻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么愿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于社會經(jīng)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臺灣后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臺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恒君等協(xié)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所以抗戰(zhàn)勝利之后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xiāng)太湖畔讀書，再由云南去香港，來臺灣。到臺灣后應文化學院（現(xiàn)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并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fā)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后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diào)學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p>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