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豫看來，所有作品一旦離開創(chuàng)作母體，就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生命軌跡。她從寧浩身上看到了對方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者真誠實意的表達，也看到了他的清醒和成熟——理性地參與游戲，清晰地劃清底線，在底線之上盡可能敬業(yè)與專業(yè)地配合。但與此同時，她覺得寧浩的審美追求、他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搖滾青年一直具備的反叛精神，其實一直都沒有被改變，而這些這對于一個創(chuàng)作者來說太過重要，也彌足珍貴。
文｜Elly

魯豫采訪寧浩是在電影《紅毯先生》春節(jié)檔上映前十天，那天寧浩剛剛拍了一個廣告，魯豫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有些疲憊——這也幾乎是每一個導演在電影上映前的常態(tài)?！耙驗榍ь^萬緒，不疲憊幾乎是不可能的”，魯豫說。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紅毯先生》選擇在電影上映七天之后改期再上映。魯豫聽到這個消息有些遺憾，但她也明白：“一個創(chuàng)作者唯一能夠掌控的只有自己的作品，而當一部作品走向市場，就很像這個創(chuàng)作者面對群山奮力地發(fā)出呼喊，回聲有多大，來自哪個方向，他都不知道，唯一能夠確定并且要相信的就是，只要你耐心細心傾聽，你一定能夠聽到來自群山的回聲。”

01

要不要被“標簽”綁架？

“你不經(jīng)歷春節(jié)檔，不知道有多復雜。”聊天過程中，寧浩對魯豫感慨道。他說自己在拍《心花路放》之前——嚴格地說是在2014年之前，都沒想過票房的事兒，也沒有覺得春節(jié)檔這么“卷”。

2006年《瘋狂的石頭》上映，當時還沒有那么多的電影院，全國銀幕數(shù)大概是三到四千塊，影片上映后獲得 2000多萬票房，已經(jīng)是那一年的“票房黑馬”。那時候的市場環(huán)境還不足以談票房，一部電影能過億，就已經(jīng)相當了不起。大家也不會太過于關心數(shù)字，更關注的是電影好不好看。

直到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的上映，它是首部票房達到10億元的華語電影，這個巨大的數(shù)字讓人們突然意識到，電影這一領域真的有市場，真的可以賺到錢。在寧浩看來，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很多資本開始介入到電影業(yè)進行推動，讓票房數(shù)字變得越來越來驚人，從30億到50億，而在這個數(shù)字瘋狂上漲的過程中，電影從業(yè)者似乎也不得不“卷”起來。

寧浩感到有些不適應?！拔疫@么一個不愛卷的人都要被迫卷，那就是不開心唄?！痹谒磥恚淼臍夥找坏┏霈F(xiàn)之后，“有特色”可能就會成為一種票房障礙，因為有特色的電影意味著它只會越吸引某一類人，觀影人群會受到局限，所以越有特色，越有障礙——“你如果要卷，要跟大家競賽票房，就要做大眾電影，等于是做大家共同認同的價值觀的那個東西，那特色必然要少一點”。

魯豫在采訪寧浩之前又再次將他過往所有電影都看了一遍，發(fā)現(xiàn)有一部電影在當年其實是被低估的——2012年上映的《黃金大劫案》。在她看來，這部電影中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在那個年代其實很超前。但正是這部電影，讓寧浩第一次遭受質疑，很多人覺得這不是他們所認識的寧浩，不理解寧浩怎么就拍了這么一部片子。

這讓寧浩感到沮喪——怎么大家不能接受我去嘗試一下這種題材，嘗試一下線性敘事的東西？但他也同時意識到一個問題——電影的交流面很大，它不像畫畫，畫完之后自己看看或是找?guī)讉€朋友看看就行。電影觀眾對于導演是存在一種預期的，甚至會給你貼上某種標簽，那你要不要被這個“預期”固定下來？要不要從此就接受這個標簽？

后來他想明白了：一切都取決于自己?！氨热缛思艺f你是阿迪達斯，你就做球鞋，明天做禮服就不行，（因為）你是阿迪達斯，這放在阿迪達斯那兒一點錯沒有。但我又不是一產(chǎn)品，要在商業(yè)市場上追求最穩(wěn)定的回饋。如果我的目標不是這個，那我干嗎去當球鞋呢？我不能不停地給你生產(chǎn)球鞋??！我是搞藝術的，而且我搞藝術的這件事情當中，一部分為觀眾拍，還有另外一部分是為了自個不卷自個舒坦嘛，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沒這包袱，不該有這野心，所以就別想這事兒，別被這東西綁架了，也別考慮他們說什么，挑好的看”。

02

“這個世界已經(jīng)沒有你在乎的人了嗎？”

寧浩說，他現(xiàn)在都弄一些不需要使太大蠻力去弄的電影。拍攝《瘋狂的石頭》時，他感覺到當時的國產(chǎn)電影有點兒“慢”，所以做了一千多鏡的電影。到《瘋狂的塞車》時，已經(jīng)做到兩千多鏡。在那個年代，一部電影兩千多鏡，這個數(shù)字放到全世界也是多的。但現(xiàn)在大家都“快”了，很多電影都是三千多鏡，寧浩又想做個“慢的”。拍攝《紅毯先生》，信息量還是一部商業(yè)片的信息量，甚至更多，但一共只有380多個鏡頭。

寧浩將自己的這種心態(tài)歸結為一種“逆反心理”。但在魯豫看來，一個導演無論其作品的外在呈現(xiàn)方式有多少改變，內核都是沒有太大變化的。寧浩也一直覺得，所謂風格，其實是不太能夠徹底扔掉的，或者說你努力扔也扔不掉的。而在觀眾眼中，寧浩的電影風格是一直都具有獨特的創(chuàng)新性和深刻的批判性。

就拿《紅毯先生》來說，影片講述一位從影四十年的香港天王巨星劉偉馳，他數(shù)次入圍金像獎，卻從未獲得過影帝殊榮。為了贏得影帝，他決定與導演林浩合作拍攝農村題材影片——因為聽說拍攝這樣的題材更容易拿獎。

全片雖然只有380多鏡，卻完整展現(xiàn)了劉偉馳在拍攝過程中所發(fā)生的一系列荒誕鬧劇，將娛樂圈的眾生百態(tài)直接一鍋端到觀眾面前，很多看完電影的影迷都說：寧浩這次也太狠了，平等地創(chuàng)飛內娛每個人，包括他自己，讓導演這個行業(yè)的尷尬一覽無余。他們管寧浩叫自嘲大師，有一位影迷還感慨道：“寧浩，你怎么敢的啊？這個世界已經(jīng)沒有你在乎的人了嗎？”

《紅毯先生》的故事雛形最初出現(xiàn)時，寧浩覺得這里面有一個合適的戲劇沖突，“大家都知道，我們要編的這個故事是要跟劉德華有些關系的，讓劉德華自己演一個類似劉德華的明星，當這個創(chuàng)意出現(xiàn)的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它可以了，這個有點兒意思”。

不同導演在邀約演員上具有不同的方法，寧浩的方法就是講故事。他不太習慣給演員提前看劇本，總覺得對方在看劇本時，很難一下就得到豐富的信息和情緒，甚至有可能還會誤讀他想要表達的東西。講故事，花的時間最短，也最有效。畢竟大家都那么忙，尤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員，手里頭不知已經(jīng)接到了多少劇本，你遞給對方一個劇本，對方可能半個月都還沒看。寧浩一般會直接問對方是不是有時間吃頓飯，只要有，那這頓飯就是倆小時。他會在飯桌上將自己要拍的故事給對方講一遍，甚至是演一遍，讓對方直接感受到這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故事。“通常我要給演員講一遍故事跟電影長度差不多”，寧浩說。

《紅毯先生》從有雛形到能講故事，大概有半年多的時間。他向劉德華描述這個故事——主人公劉偉馳金像獎來了40次了，從來沒有拿過獎。他在想今天到底能不能拿到，一開始在后臺反復準備自己上臺的演講詞，萬一真拿到了，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態(tài)度？他把演講詞背會、疊好，然后坐進觀眾席，還要頻頻向別人致意，表示紳士的風度。

有觀眾看完電影后感嘆寧浩敢于去拍攝它的膽量，也感嘆劉德華能夠出演這部電影的勇氣。選擇影視行業(yè)作為題材，本身就是一種自嘲的態(tài)度。在這部電影里，觀眾能看到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無效，同時也能感受到某種失落——每一行都不容易，如寧浩所說：“導演想要導演的，投資方想要投資方的，劉偉馳想要劉偉馳的，都互相傷害對吧，互相不配合，互相不理解?！?/p>

魯豫作為寧浩的觀眾，在看完《紅毯先生》之后的第一直觀感受就是覺得這電影“挺不寧浩的”——“節(jié)奏更緩慢，有一些藝術表達，用導演的話講，就是極簡主義的電影”。但她認為，這種感受也是出于她對寧浩作品的一種預先設想，而這部“挺不寧浩”的《紅毯先生》，可能正是一個人到中年、有著很豐富創(chuàng)作履歷的導演，此刻最想表達的一種方式。

至于電影本身是否能與更多人產(chǎn)生連接，似乎不再是寧浩最關心的事了。在他看來，觀眾有很多種，觀眾從來都不是一個人，每個人都不一樣，在觀眾的“需要”里面，也分不同的“需要”，而他能做的就是“做好這層觀眾需要的這層東西而已”。

03

反叛精神

1977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的寧浩，作為一名“太原鋼鐵子弟”，受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沖擊和洗禮，在青少年時代就一直憧憬外面的世界。

他記得那個年代經(jīng)常放一些“奇奇怪怪的電影”，有一部電影叫《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拍一個鬼魂的故事。還有一部電影叫《金鏢黃天霸》，一個武俠片，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個壞人贏了。他記得第一次看港片，看到玻璃樓、街上的汽車、還有槍戰(zhàn)，覺得不可思議。包括音樂——從《黃土高坡》到港臺流行樂再到崔健、黑豹、唐朝等搖滾樂的沖擊，都讓他突然意識到，原來外面的世界如此不同。

他還記得初三那年，自己跑到太原體育館去看崔健演唱會，當時也沒有票，進不去，他和一幫人就在外邊唱，“就是外頭的人都在跟著里頭唱，唱《南泥灣》《一無所有》什么的，那個太熱血了”。

電影和音樂給寧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那時的太原，是一座由無數(shù)工廠大院構成的城市。寧浩所在的“太鋼”，一個單位就有20萬人。問起來處，大家一般都說你是哪個單位的？你是哪個廠的？每個工廠都有自己的醫(yī)院、自己的學校，生老病死全在一處，有些人的一生都活在一個廠子里。在工廠里長大，命運也就此被禁錮。很多孩子已經(jīng)被提前寫好未來——初中畢業(yè)以后要上技校，上完技校直接培訓成工人進廠，子承父業(yè)。對寧浩來說，那時候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不是哈佛，而是哈爾濱工業(yè)大學，是北京鋼鐵學院。

這些鋼鐵子弟的孩子，能一眼看到自己未來的人生——每天進廠穿著工作服跟鐵筷子打交道，三天兩頭有工傷，渾身都是機油味，在一個到處噴著氣的黑管子的地方上班，每個人都是黑乎乎的。小時候的寧浩認為樹都是黑的，“很罕見你能在發(fā)芽那兩天看到綠色的樹，但很快那個煤面子和灰就把它變成黑色”。

這種黑色也包括暴力——在子弟學校，打架也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一群孩子爭著做“街霸”都是常態(tài)。這樣的環(huán)境讓寧浩極其沒有安全感，但那時候他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你要不然就考出去，考不出去就只能留在這種環(huán)境里”。

他不想在這種環(huán)境中一直待下去，感覺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想離開這里，后來他開始畫畫，突然發(fā)現(xiàn)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不再只有黑色，不用再跟人家爭著做“學霸”或是“街霸”，你只需要完全沉浸下來做自己，不用再去考慮其他事。

寧浩覺得自己“得救了”，終于可以離開那個讓他感到絕望的地方。1992年，15歲的寧浩考入山西省電影學校繪制海報專業(yè)，成為“畫海報”的特招美術生。那個年代海報還是手繪，畫明星，要求畫得像就行。寧浩只畫過一張海報，畫的明星就是劉德華。

2002年，寧浩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圖片攝影專業(yè)，從此開始自己的電影之路。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在這條路上的每個關鍵節(jié)點都會有一個關鍵人物出現(xiàn)推自己一把。他的第一部電影《香火》，是在自己的老師韓小磊導演的幫助下拍出來的，“他當時就很鼓勵我，說你要是有想法就去它拍出來，他還幫我找錢來著”。而讓寧浩在電影界一舉成名的《瘋狂的石頭》，是在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劃”的支持下拍攝出來的。

寧浩覺得，他在這個行業(yè)當中遇到的很多給予他幫助的人，本質上都是純良的前輩。在他看來，每一行可能都會有一個“薪火相傳”的傳統(tǒng)，大家互相幫襯，一代一代成長。

成名之后，他也將這個傳統(tǒng)延續(xù)下去。2012年，寧浩成立“壞猴子影業(yè)”，做導演的同時，也做制片和監(jiān)制。2016年，壞猴子影業(yè)推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這是一項扶持青年電影人的計劃，簽約了一批有創(chuàng)意、有態(tài)度、有個性的新人導演，如路陽（《繡春刀Ⅱ修羅戰(zhàn)場》《刺殺小說家》）、文牧野（《我不是藥神》《奇跡·笨小孩》）、溫仕培（《熱帶往事》）、申奧（《受益人》《孤注一擲》）、王子昭（《二手杰作》）等。據(jù)計算，十年間，壞猴子影業(yè)參與投資的13部電影共獲得198.84億本票房。寧浩的公司里有一面柜子，里面擺滿了壞猴子影業(yè)扶持的一眾青年導演作品的海報以及所獲得的獎彰。

寧浩監(jiān)制別人的電影時會特別尊重導演的意見， “做監(jiān)制要學會管住自己，別搗亂”，他笑著說道。魯豫問他：“這很難吧？因為你是如此之專業(yè)，會一眼就能夠看到這個片場有哪些問題，要忍住不說是很難的?！薄八晕也蝗グ　?，寧浩答道，“我最愛干的就是監(jiān)制的活兒，是因為啥也不用干”，他笑著繼續(xù)說道：“你就不要去現(xiàn)場，你去現(xiàn)場，現(xiàn)場出現(xiàn)了兩個導演，而且那些現(xiàn)場工作人員里頭如果還有跟你合作過的，有時候還對你以示尊重吧，就弄得人家還挺尷尬。我自己其實也有這感覺，我在拍戲時候，很多人一探班我就焦慮，因為生產(chǎn)壓力挺大的，一天這多少鏡頭，然后戲也沒想明白，這旁邊坐著一哥們兒，你總得跟人說兩句吧，你就一邊拍還一邊跟人解釋，說這（鏡頭）大概怎么回事，你不能給人干撂這兒，這種壓力就挺大的。（所以）我就盡量不去，就別給人家搗這亂，我一般到劇組最多是不忙的時候，請大伙兒吃個飯表示感謝，就完事兒了。再前頭就是導演壓力沒那么大的時候，寫劇本的時候可以聊聊天，就是應該怎么弄，剩下就是找找演員的事兒，萬一你要是不熟但我熟呢，我就去幫你溝通溝通，后期剪輯的時候再提一些建議，應該怎么弄，都是商量著來?！?/p>

他說他跟青年導演合作純粹是為了一個氛圍，“大家都在一個‘車間’里，都在忙著干這事，那我覺得是同一種語言的人，還能聊天，還能交朋友”。申奧曾經(jīng)在一次采訪中聊過他與寧浩最初合作時的關系：“其實我們最開始的合作，不是監(jiān)制和導演，而是一個成熟的監(jiān)制和一個學著做導演的學生，在這兩年的過程中，我覺得我是手把手被寧浩導演教著怎么做導演的，我才具備了能做導演的能力?！?/p>

如今這些青年導演所生存的環(huán)境是變得更好了還是更壞了？在寧浩看來，有好有壞——好處是才華基本不會被埋沒，現(xiàn)在有各種渠道可以展現(xiàn)你的作品，大家都會看到，只要你想做，就一定能做，被看見的門檻降低了。但與此相伴的是，環(huán)境越來越卷，競爭非常激烈，即使你沒有被埋沒，想出類拔萃也不太容易。寧浩也經(jīng)常跟人聊，說感覺這個環(huán)境越來越不好玩了——“當然，人生也沒有什么更好玩的地兒，可能別的地兒更不好玩，這還不如在這兒呢”。

寧浩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成為一名偉大的導演，他干導演只是因為覺得這事兒好玩，就去試試，“但玩的時候我會比較認真，可是你說我有多強的目的？我沒目的。我現(xiàn)在盡量做到什么呢，我別想那么多。有那么一個詞叫專注于創(chuàng)作，能做到，創(chuàng)作是很容易進入到那樣一個狀態(tài)里的，（所以）要不停地去創(chuàng)作”。

李安導演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曾帶給寧浩很大的觸動，他感覺影片所展現(xiàn)的東西特別像是他拍電影的感受，“我們在前線拍戲，不停解決問題，等到每次去做宣傳的時候，就特別像主人公回來（的狀態(tài)），像個猴站那兒給觀眾展覽一下，問一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問題。我就覺得我還是回去吧，要不然又有一大堆跟你談生意的——這事兒怎么弄，我們投多少，能植入多少東西，不勝其煩。就是你一回劇組就好了，不勝其煩的這個問題就都沒了”。

對寧浩來說，在每一部作品當中完成自己想要去做的嘗試，這件事構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夠讓他逃離這個世界、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的重要部分。最近一次讓他覺得開心很滿足的時刻就是上一部戲殺青的時候，“因為是完全在我想要的一個節(jié)奏里頭、一個比較舒適的方式里頭拿下了，我覺得我現(xiàn)在可以比較輕松地控制這樣的東西了，而且拍得也不是太較勁，不是那種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的狀態(tài)），沒有，我其實就想嘗試咱每天8個小時能不能干完這活兒”。

在魯豫看來，所有作品一旦離開創(chuàng)作母體，就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生命軌跡。她從寧浩身上看到了對方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者真誠實意的表達，也看到了他的清醒和成熟——理性地參與游戲，清晰地劃清底線，在底線之上盡可能敬業(yè)與專業(yè)地配合。但與此同時，她覺得寧浩的審美追求、他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搖滾青年一直具備的反叛精神，其實一直都沒有被改變，而這些這對于一個創(chuàng)作者來說太過重要，也彌足珍貴。

這些年，寧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這個世界發(fā)出聲音，如魯豫所說，像是一個創(chuàng)作者面對群山奮力地發(fā)出呼喊。而對于他的觀眾來說，或許能做的就是在每一個聽到的時刻給予回響。

采訪素材及配圖來源｜《魯豫有約一日行》寧浩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