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我國老一輩的領導班子都已上了年紀，由于身體逐漸力不從心，很多領導人都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彼時國家建設還在起步階段，很多制度也不完善，因此第二代領導班子關乎到未來幾十年的國家發(fā)展大計，就連毛主席也不得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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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主席與鄧公進行了一次交談，當時毛主席已經80歲的高齡，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但神志依然十分清醒，還是一如既往的健談，這次召見鄧公，毛主席一方面是想問問鄧公在工作時是否遇到了什么難題，另一方面則是有意讓鄧公接過承擔第二代領導班子的重任，而在此之前，毛主席需要先考察一下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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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后，毛主席熱情攀談，兩人從1927年的初相識，一直聊到建國后，這讓鄧公感動不已，雖然時隔幾十年，但毛主席依然記得當年的種種遭遇，鄧公對此大為感慨，最后，在談話即將結束時，毛主席話鋒一轉，突然向鄧公問道：“你說我走了之后中國會是什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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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個問題并不是毛主席隨口所問，此前毛主席也問過王洪文同樣的問題，但王洪文的回答并沒有讓毛主席滿意，因此，毛主席想聽聽鄧公會有怎樣的見解，對于毛主席的突然發(fā)文，鄧公當即說出了內心的真實想法，毛主席聽完后滿意的點了點頭。

那么，面對毛主席拋出的問題，當時鄧公是怎么回答的呢？毛主席又為什么要問這么犀利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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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正在江西休養(yǎng)的鄧公突然收到一封來自中央的復職文件，已經年近七旬的鄧公被告知盡快回到北京參加工作，這讓已經賦閑許久的鄧公欣喜不已，簡單收拾了一番之后，鄧公便攜家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車。

實際上，這封復職文件是周總理親自操辦的，鄧公此去北京也是協(xié)助周總理處理國務院的相關工作，當時已經73歲的周總理身體每況愈下，不久前還查出患有膀胱癌，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本該停止工作，安心休養(yǎng)，但由于黨內缺少能挑起大梁的核心干部，周總理只能帶病繼續(xù)奮戰(zhàn)在工作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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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的勞碌毛主席都看在眼中，對此毛主席不止一次的勸告周總理要多休息，不可大意，后來為了減輕負擔，周總理想到了賦閑在江西的鄧公，周總理與鄧公相識已久，早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兩人便已經是志同道合的親密戰(zhàn)友，當時周總理22歲，鄧公只有16歲。

周總理非常欣賞和看重鄧小平的才干，而同樣的，鄧公也一直視周總理為兄長，終身欽佩和敬重周總理，一次，鄧公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曾說：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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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有這樣彼此相知的交集，周總理才會力薦鄧公回京工作，并多次帶病在黨內討論鄧公復出的問題，在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后，周總理當即向毛主席遞交了政治局關于“請鄧小平同志復出”一事的會議結果，毛主席也正有此意，于是復職文件就這樣送到了江西。

收到復職通知后，鄧公一刻也沒有耽擱，簡單收拾了一下便坐車來到了北京，當時鄧公已經69歲，但依舊精神抖擻，工作也一如既往的一絲不茍，鄧公做事堅持原則、行事果斷，雖不茍言笑，但是一說話就像打出一顆子彈般鏗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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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鄧公的協(xié)助，周總理身上的負擔頓時減輕了許多，也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休養(yǎng)，后來周總理又慢慢將鄧公推到國務院副總理職位，讓他與葉帥共同統(tǒng)籌黨內的日常工作，鄧公并沒有讓周總理失望，即使離開了工作崗位數年，鄧公依然能夠快速上手，這讓周總理很放心。

同年8月，工作大有成效的鄧公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召見，毛主席比鄧公年長11歲，兩人早在1927年便已經相識，自參與革命以來，兩人的人生軌跡多次重合，所以對毛主席而言，鄧公是一起共過患難的親密戰(zhàn)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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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見面，毛主席除了向鄧公詢問工作之事以外，還特意給鄧公安排了一場“考驗”，彼時已經80歲高齡的毛主席深感力不從心，身體和精力都在一點點的衰退，但國家建設尚未完成，侵略者仍虎視眈眈的盯著中國的發(fā)展，毛主席非常擔心，因此，他必須要親自把關第二代領導班子的人選，而鄧公就是毛主席認為值得托付國家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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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毛主席與鄧公聊了許久，身為抗戰(zhàn)期間毛主席麾下的一員大將，鄧公能文能武，讓毛主席非常滿意，從血戰(zhàn)晉冀豫，到立馬太行山，鄧公演繹出了抗戰(zhàn)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毛主席不止一次的推舉鄧公擔任重職，足見鄧公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

談話即將結束時，毛主席表情突然凝重了起來，隨后頗為感慨的向鄧公問道：“你說，等我走了之后，中國會是什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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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毛主席的突然發(fā)問，鄧公表現的并沒有像王洪文那樣“官腔官調”，大贊毛主席的英明領導，而是直截了當的告訴毛主席，目前我國的內政外交都相對穩(wěn)定，沒有太大的問題，只需注意一下軍隊方面的問題。

此話一出，毛主席頓時沉思了起來，因為這正是毛主席一直憂心的事情，自1955年軍改以后，我國各大軍區(qū)基本沒有再動過，有些司令員甚至連屬地都沒有離開過，這樣長期以往，毛主席非常擔心軍隊會消極化，不利于國防事業(yè)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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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公一語正中毛主席的擔憂，而這也讓毛主席看到了鄧公確實心思縝密，能夠全方位的看待問題，也有高瞻遠矚的目光，此后毛主席便開始有意安排鄧公進入軍中任職，同時一些政治局的會議也會讓鄧公參與進來。

鄧公能夠敏銳的看出問題所在，毛主席也很想聽聽他有什么解決辦法，所以這次談話結束后不久，毛主席又召見了一次鄧公，想聽聽鄧公對各大軍區(qū)長時間沒有變化一事，有什么樣的應對之策。

這一次鄧公并沒有直接回答毛主席的詢問，沉思了一會以后，鄧公突然走到毛主席的身邊，隨即拿起自己和毛主席的茶杯，將二人的茶杯對換了一下位置，毛主席會心一笑，滿意的點了點頭，心中也下定了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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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南海書房約見了43位軍委會議成員，當天毛主席穿著一件睡衣坐在書房中央，朱總司令坐在其左邊，鄧公坐右邊，周總理、江青等人則坐在毛主席的右后側。

會議開始后，毛主席直截了當的拋出會議話題，并對在座的各級軍官說道：“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大軍區(qū)司令員互相對調。”

此話一出，會場頓時變得嘈雜了起來，毛主席隨即又解釋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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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希望通過軍區(qū)司令員對調加強軍隊建設和反侵略戰(zhàn)爭的準備，同時提高軍區(qū)主要領導干部的交流互動，熟悉更多地區(qū)的情況，而負責此次軍區(qū)司令員對調工作的人，就是剛剛復職的鄧公。

被毛主席點名開展工作，鄧公也嚴肅對待，僅一天時間，鄧公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擬定了一份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的對調令，隨后交給毛主席批閱，毛主席對此很滿意，當天下午再次召集各大軍區(qū)司令員、軍兵種主要領導，宣布各大軍區(qū)對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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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時我國有十一個軍區(qū)，但由于成都軍區(qū)、新疆軍區(qū)和昆明軍區(qū)正肩負駐守國門的重任，不便輕易調動，而且這三大軍區(qū)的司令員剛剛到任不久，所以此次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這三個軍區(qū)并未參與。

會議開始后，鄧公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開始將一項項對調安排布置了下去，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的情況是這樣的：

北京軍區(qū)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qū)司令員陳錫聯(lián)對調。

濟南軍區(qū)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qū)司令員曾思玉對調。

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qū)司令員丁盛對調。

福州軍區(qū)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qū)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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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對調令雖然看似簡單，但每一位司令員的調整都是經過鄧公深思熟慮之后做出的決定，像蘭州軍區(qū)司令員皮定鈞，五十年代曾在福州軍區(qū)做過副司令員，對福州的工作比較熟悉，而韓先楚常年為兩岸軍事操勞，身體落下很多疾病，換到蘭州軍區(qū)后，正好可以休養(yǎng)一段時間，這樣的對調安排可謂一舉兩得。

宣布完對調命令后，對調的8位司令員堅決執(zhí)行命令，在十天內雷厲風行的走馬上任，全部到職，八大軍區(qū)司令員步調一致，整齊劃一地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充分彰顯了我軍高級將領堅決聽黨指揮的赤膽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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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次軍區(qū)對調的成功實施，也讓毛主席對鄧公愈發(fā)信任，使其更加放心的將黨和國家交到鄧公的手中，自那以后，兩代核心領導人之間的交接工作悄然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