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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羅馬史提供了理解今日美國的模型

美國這一次大選極富戲劇性，剛開幕沒多久，就從川普遇刺到拜登退選，再到萬斯的爭議性和哈里斯的異軍突起，不斷讓人跌眼鏡。這一系列戲劇性，背后是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對美國既有秩序所帶來的沖突和挑戰(zhàn)。

歷史不會重復，但會押韻。古羅馬歷史當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理解今天美國問題的模型。

把美國跟古羅馬放在一起類比，不單純是因為它有某種歷史軌跡的相似性。美國在建國的時候，國父們的一個政治期許就是共和制，想把古羅馬的共和制帶回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相似性其實并不純然是一個偶然，它其實是有內在的一些邏輯聯(lián)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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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羅馬共和所向披靡的關鍵是什么？

在古羅馬的歷史上，也有一次很著名的刺殺事件，就是共和派刺殺凱撒。

當時凱撒把羅馬往專制的方向去引，于是共和派就試圖用刺殺的方式來扭轉。但刺殺完之后，歷史的方向該怎么走還是怎么走，共和派并改變不了歷史的走向。因為羅馬政治的地基，也就是它的社會結構已經變了；地基一變，你的房子就一定得跟著變。任何制度都有一個適用邊界，到了凱撒這會兒，羅馬共和實際上已經溢出了它的適用邊界了。

圖 | 卡穆奇尼《愷撒之死》

想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得先看一下早期羅馬共和為什么能夠那么牛，為什么后來就牛不下去了？把這些邏輯梳理清楚，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很多當下的處境。

羅馬共和國在早期作為小城邦的時候，之所以能夠所向披靡，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有一個制度上的“三位一體”。就是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這三者差不多是同構的，它們的共同基礎都是自耕農。

自耕農自己家里都有地，從生活狀態(tài)上來說，可以把他們理解為是一種中產階級。這些自耕農作為羅馬公民，有一個公民義務就是要參軍當兵；當兵是沒有軍餉的，他們是自耕農，基于自己的土地能夠自備干糧。自耕農還是羅馬公民大會的（間接方式的）投票人，在政治上也是有足夠發(fā)言權的。

所以羅馬的自耕農既是社會的根基，又是軍事的根基，也是政治的根基。它的社會、軍隊和政治是三位一體的，是內在同構的同一撥人，只不過以不同的身份來從事三個事兒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城邦就沒有什么內耗。它的軍隊不可能壓迫社會，因為這個軍隊是內在于社會的，壓迫社會就等于壓迫自己。別的城邦有可能制度設計不是這個樣子，難免內耗。于是沒內耗的就可以打敗旁邊那個有內耗的。羅馬共和國就這樣所向披靡橫掃對手。

但只有在羅馬共和國是小城邦的時候，這套邏輯才玩得轉。當羅馬擴張越來越大，戰(zhàn)場越來越遠，戰(zhàn)爭時間越拉越長，軍隊還得在遠方的邊疆駐守，士兵沒法迅速結束戰(zhàn)爭回家，那意味著自耕農家里的土地就可能撂荒了。于是自耕農自備干糧打仗這個事，邏輯就不成立了，軍隊的士氣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羅馬在打敗最強大的對手迦太基之后，稱霸地中海了，反倒開始士氣非常低落，接連吃敗仗，一直吃了幾十年。直到后來有人站出來做了軍事改革，這個人叫馬略。

馬略讓士兵干脆別自備干糧了，我給你們提供干糧，軍餉全盤由我包下來，你們就踏踏實實打仗，打了勝仗咱們分戰(zhàn)利品。他以這種方式組織起軍隊，士兵解決了后顧之憂，羅馬的軍事技能重新上線，于是又開始能打勝仗了。軍餉都來自馬略，誰出錢軍隊就會聽誰的，所以這個軍隊就開始外在于社會了，它不再是共和國的軍隊，變成馬略的私人軍隊。馬略第一個吃螃蟹，別的將軍看到他這么干的效果很好，紛紛效仿。于是整個羅馬共和國內部的軍隊，陸陸續(xù)續(xù)全都變成這些將軍的私兵。

將軍們有了私兵，就不會讓自己的野心僅僅局限在戰(zhàn)場，也會開始染指政治。諸多將軍都有這想法，結果羅馬就爆發(fā)了嚴重的內戰(zhàn)。所以在馬略改革之后，羅馬外戰(zhàn)重新能夠所向披靡，但是問題開始轉為不間斷的內戰(zhàn)。

內戰(zhàn)又打了幾十年，最終的邏輯終點，一定是出現一個大流氓，把所有小流氓全都打趴下，直到那一步內戰(zhàn)才會終結，歷史當中浮現的這個大流氓就是凱撒。一旦到了那一步，大流氓的軍隊完全外在于社會，整個羅馬也就會匍匐在他的腳下，共和就走到終點了。

共和派為了不讓羅馬匍匐在凱撒的腳下，把他給刺殺了。但凱撒死了也沒有用，因為羅馬的社會基礎已經變了，共和再也回不去了，羅馬終于從共和蛻變?yōu)榈蹏?/p>

不止如此。凱撒手下都是私兵，私兵分享的最重要戰(zhàn)利品就是土地，但士兵們是不愿意自己去耕種的，引進了奴隸來莊園里耕種。因為奴隸的低人權優(yōu)勢，整個莊園農業(yè)的成本也非常低，這些產品流通到市場上去，羅馬仍然殘存的自耕農是完全沒有辦法競爭的，自耕農被擠得更加破產了。

破產的自耕農都涌向了羅馬城，成為城市里的流浪平民，但同時他們又是有公民權的。有公民權，同時又是難民，這些人是最容易被將軍們賄賂和收買的，于是羅馬人民也開始腐化了。共和的基礎之一是人們對于共和的熱愛，腐化的人民，對于共和恐怕也沒什么熱愛了，羅馬共和就更加走到頭了。

03

美國“工人中產階級”的悲歌

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來類比一下美國。羅馬的社會基礎是自耕農，自耕農就是它的中產階級。而美國在工業(yè)革命之后，它的社會基礎是它的“工人中產階級”。工人中產階級，這是個有點奇怪的概念，卻是美國曾經的一個現實。

美國在立國之初是農業(yè)國，工業(yè)革命之后很快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yè)國。美國的工業(yè)，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qū)，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銹帶。中部地區(qū)是先發(fā)地區(qū)，這跟中國的東北有點像，東北也曾經是中國的先發(fā)地區(qū)，但是到后來也破敗了。

美國中部之所以是先發(fā)地區(qū)，脫不開其地理稟賦。這里地勢平坦，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又有五大湖以及密西西比河，在美國中部地區(qū)形成一個龐大、便宜的交通網絡，這些要素疊合在一起，非常適合發(fā)展工業(yè)，所以美國的工業(yè)革命時代就在這里成長起大量的工廠，發(fā)展為美國最重要的工業(yè)基地，也吸引了很多人遷居這里。這種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20 世紀中后期。

中部地區(qū)于是在相當程度上也成為美國夢的象征。美國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不管你做什么職業(yè)，哪怕你最初一文不名，只要你肯努力，你就有機會實現階層躍遷。從 19 世紀一直到 20 世紀中后期，中部地區(qū)給美國人提供了這樣的機會，這些人努力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最后成為中產階級。純從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來說，這些工人是無產階級；但從生活水平上來說，他們是中產階級。所以就有了“工人中產階級”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存在。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說，要關注政體，但更要關注政體背后驅動它運轉起來的那種精神動力機制，也就是“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是要有具體的社會載體的，需要有一個群體，作為“法的精神”的肉身化呈現。羅馬共和國的“法的精神”的載體是自耕農，美國政治當中“法的精神”的載體就是“工人中產階級”。

然而，到20世紀中后期，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中國成為成本洼地，制造業(yè)大規(guī)模外包，美國曾經是高高隆起的中部地區(qū)，逐漸塌陷成鐵銹地帶了。

圖 | 美國鐵銹地帶

中部地區(qū)的“工人中產階級”漸漸從中產階級的身份上滑落。他們發(fā)現，自己沒有做錯什么，卻莫名其妙地陷入一種很絕望的處境，生活一路塌陷，無論怎么努力都于事無補，“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不再，而東西海岸的人，一分耕耘十分收獲，努力與收獲大不對等，這對“美國夢”也是一個嘲弄。中部地區(qū)的人當然充滿憤怒，但是他們的聲音無從被人聽見，他們的憤怒無從釋放，他們的困境找不到出路。

另一方面，東西海岸的左派，高度重視“平等”這一價值，并努力推動對各種弱勢群體權益的無差別平等保障。從道德上來說，這當然值得贊許，但這里也有一些隱憂。

古羅馬時期也曾有過類似的一個政治行為。在公元3世紀初期，卡拉卡拉當上羅馬皇帝，但是他的皇位得來不正，他需要以別的方式獲得支持，于是宣布授予所有被征服地區(qū)的民眾以羅馬公民權。原本，羅馬公民權是一種高貴的榮譽，是要通過浴血奮戰(zhàn)而獲得的，是為人所羨慕的；現在，所有人都免費獲得羅馬公民權，公民權就不再是榮譽的象征，變得完全不值錢了。羅馬帝國“法的精神”的燃料就是“榮譽”，榮譽變得廉價了，“法的精神”也就熄火了。

各種問題疊加在一起，讓美國政治的“法的精神”的基座開始被侵蝕。它的載體塌陷了，它的權利擴展也有可能出現反效應。

04

川普的策略：以撕裂為目標

社交媒體時代，鐵銹地帶塌陷的“工人中產階級”的聲音也許仍然無法被聽見，但這些人卻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被觸達的方式。這個奧秘被川普發(fā)現了。川普還進一步發(fā)現，只要能夠更有效地動員起這個群體，自己就有政治上的大機會。而他通過各種極端的表達，越是撕裂美國社會，就越是能夠有效地動員起那個群體，原因在于美國社會本身已經撕裂了。

所以川普的策略也跟以往的美國總統(tǒng)（候選人）不一樣，他不再以彌合社會的撕裂為目標，因為這跟他所訴諸的手段相矛盾，撕裂美國社會是他最有效的政治手段，這個手段甚至經常會劫奪了目標。美國的社會基礎變了，政治運作的邏輯也就變了，我們很難期待在大不相同的社會基礎上，同樣的運作邏輯能夠同樣有效。

05

川普發(fā)現了真問題，但沒給出好答案

川普的競選口號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從理想狀態(tài)的目標上來說，應該是要讓“工人中產階級”重建，那就必須得把制造業(yè)帶回來，從而重建原來的社會結構。但是這個事情很難做到。

圖 | 川普的口號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美國東西海岸的高科技以及金融業(yè)，相比于制造業(yè)的利潤率都高得太多，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政府鼓勵，資本也是不會流向制造業(yè)的。就算跟中國打貿易戰(zhàn)，把制造業(yè)的相當部分從中國給逼出去，但被逼走的制造業(yè)大概率不會落在美國，而是落在別的國家。那么，在美國重建“工人中產階級”這個事情就還是沒有實現，川普們就只能繼續(xù)打貿易戰(zhàn)，只不過貿易戰(zhàn)的對象會變了，變成制造業(yè)新轉移過去的那些國家。這個事情就沒完了。

所以，從善意推測角度來說，川普也許是發(fā)現了真問題，但他沒有能力給出個好答案。這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夠，而仍是跟已經深刻變化的社會結構有關。

當下的困境，已然無解。要想解開，也許要期待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數字技術有著很高的期待，這里所說的是廣義互聯(lián)網意義上的數字技術，互聯(lián)網、區(qū)塊鏈、人工智能等等都包括在里面，實際上區(qū)塊鏈和人工智能也都要以網絡的方式運轉。

數字產業(yè)跟傳統(tǒng)制造業(yè)有個根本區(qū)別。傳統(tǒng)產業(yè)在擴張到一定規(guī)模之后，是邊際效益遞減的，規(guī)模擴大，則管理成本上漲過快，新增收益的曲線斜率遠遠小于管理成本上漲的曲線斜率，公司就有個最適規(guī)模，這個規(guī)模通常是小于國家的。然而互聯(lián)網類公司卻正相反，它是邊際效益遞增的，網絡用戶數越多，網絡的價值就越大，新增管理成本遠遠小于網絡價值的上漲；這種類型的企業(yè)，一定是以全球作為它的擴展邊界，其最適規(guī)模天然是大于國家的。

從而，數字技術實際上會構造出一種超國家的空間秩序，這里面的經濟運行邏輯，是跟其邊界小于國家的傳統(tǒng)產業(yè)大不一樣的。打個比方，主權國家秩序以及基于主權國家秩序的傳統(tǒng)產業(yè)，是在二維空間當中活動的，而數字世界構筑的超國家的空間秩序，是進入到了三維空間。之前的互聯(lián)網已經就呈現出這個潛力，但僅靠狹義的互聯(lián)網產業(yè)可能還不容易把這種潛力充分釋放出來；隨著區(qū)塊鏈、人工智能等等新的數字技術的發(fā)展，各種技術的聚合有可能就讓那種三維空間涌現出來了。

低維空間里解決不了的問題，在高維空間里很容易就解決了，其解決辦法在低維空間里看來甚至仿若神話。當下的各種撕裂，在二維空間里已經很難彌合，待到三維空間全面降臨，有可能我們會發(fā)現，新一輪的地理大發(fā)現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