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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江湖”

區(qū)域研究的學步與承傳

叢書：行者系列

梁洪生 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關于本書

“江”指江西，“湖”指鄱陽湖，作者在二十五年間走遍了江西所有的縣、市，對于“江西”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也就意味著能講清楚“江西”特性，江西與世界的“相遇”、江西的古村落、江西的族譜、江西的“小”歷史，看似落在“江西”，但只有講清楚了每一個地方的中國史，才是一部豐富、立體的中國史。區(qū)域研究這種跨學科的研究理念，是在不斷地向年鑒學派、人類學、民族學學習和實踐中形成的，“區(qū)域”是因為相似特性而成“區(qū)域”，不以行政區(qū)劃的“區(qū)域”作為自己的界限，但也有特例，比如“江西”。

關于作者

梁洪生，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歷史系教授，南方傳統(tǒng)村鎮(zhèn)保護與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HIST）南昌分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江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06），江西省歷史文化名鎮(zhèn)名村評審專家，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全國少數民族古籍專家。主要從事區(qū)域社會經濟史和歷史文獻資料的研究，著有《江西公藏譜牒目錄提要》、《江西通史·清前期卷》（合著）、《地方歷史文獻與區(qū)域社會研究》（合著），發(fā)表論文 100余篇。

目錄

代序：回望“行走”

【訪譜近人】

近觀江西民間修譜活動

誰在修譜

江西譜牒與地方社會文化變遷

《江西公藏譜牒目錄提要》自敘

慎讀：傳統(tǒng)家族規(guī)約中的套話與新鮮話

【溫故知新】

追求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結合

區(qū)域社會史研究學者四人談

將更開闊的視野投向章貢大地

贛南的地方歷史研究及其面臨的挑戰(zhàn)

“華南研究”的參與和體會

江西遭遇世界

從一位長者想到另一位長者

讓地域歷史文化與世界對話

【處處開眼】

理解社會 理解民眾

立此存照

江西鄉(xiāng)村考察筆記之一

十年磨劍 推陳出新

鄉(xiāng)土文化：江西謀發(fā)展的必修課

江西的城市生活史研究亟待深人

不忘來路是我輩的責任

【亦師亦友】

一點感悟

讓學生懂常人之事，按常情說話

推介兩篇歷史本科生畢業(yè)論文并談體會

向本科生調查和學習

“文心”入史亦相宜

代序：回望“行走”

(一)

該序的最初定稿，落筆于2020年1月31日，那天是正月初七。文末第四部分只有一行字，“今年春節(jié)閉門禁行，在我的經歷中前所未有。得閑完成全稿，也是一得，特志之”,明顯帶有“立此存照”之意，也反映了當時對那場疫情的樂觀也是無知的預測。近日看到文集校對版時，則已過去四年，回想數年疫情防控情景，刻骨銘心；雖說相去不遠，卻已恍如隔世，令人感慨萬千!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提供這樣一個機遇，收我近30年專題研究之外的部分文字，得以記述“行走”歷程，真是很感謝。

選文時間之長，卻出乎自己的預料。2019年底遇世瑜兄，催促的同時戲言我愛惜羽毛，這話大約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不知我的難處。一是早期的一些文章本無電子版，要設法找到原文再輸人電腦，或由印刷版轉換成電子版，逐字校對，頗費時間；二是后期一些文章有存檔的電子版，但和發(fā)表后的文字比較又發(fā)現多有不同，兩相對照，頗費心力——不悔少作，只改錯字，不刪改敘述字句，讓面世之文再現一路走來的我，是自己選文時定的頭條規(guī)矩，必須遵守；三是一批村、鎮(zhèn)研究的原文附表甚多，想要準確再現，甚至要找當年的紙質手稿，真是累人。再說畢竟還是一種“整理”,如何既能集萃又能有些凝練，還是要費心思的。能不能做到不敢說定，但理要想清楚、話要說明白，難免多花時間，況且也值得。

圈內人知曉，我也從未諱言：從1984年開始，我用25年時間走遍江西全部縣市，所以選文最先想用的標題就是“行走江西”。好心的朋友可能覺得不搶眼球，建議改成“行走江湖”。但我又擔心給人誤導出青紅幫或袍哥的感覺，離我的關注點過遠，所以又折中一下，給“江湖”帶上引號，釋“江”為“贛江”,“湖”為“鄱陽湖”,其實還是代稱“江西”。盡管有點繞，我還是頷首贊同——人們可能覺得江西小或分量不夠，我則在行走這么些年后，覺得江西還是太大，放在歐洲已是個中型國家的版圖嘛，以為應按流域和明清政區(qū)劃分的基本理路，再分成幾個小板塊研究才得深入。近年我多次說到這個觀點，身邊的同人可以證明。

又一遍復讀入選文字，本已凝結的思緒和時光再度流動起來，感覺既輕松也復雜。想想這近30年時間里，我大致就在做三件事：反思；觀摩；行走。其中“行走”的寫實是跑路，它的文字表現就是研究歷程，所以選文也是按照課題研究和鉛字面世的時間先后來排序，直到《不忘來路是我輩的責任》,可以視為一個總結。如果用“行走”喻指人生歷程，那么“有事認真做，有話好好說”大約可作為自己的歸納，或是希望自己能夠盡力做到。至少我在內心，是極其感念這樣一個歷程的，可謂歲月流金。

在現在這樣一個資訊橫流、遺忘極其快速的時代，還有誰會去仔細“回望”呢?——大約只有自己。每個人可能都想自己有一片江湖，“回望”也是一種排空，過后心神寧靜。

(二)

因為做過了系統(tǒng)“回望”,才意識到這些年來已不時“回望”。最初的留痕，應是2000年撰寫的《(江西公藏譜牒目錄提要)自敘》,說明最初的行走往往是機緣所致。1984年新婚之后，我隨妻子到她的原籍做嬌客。那是贛中南的一個山間小盆地，得名“酒坑”,當時還沒電，晚上點煤油燈。偶然見到一冊民國二年修《會安黃氏族譜》,引發(fā)我很多感觸。此后幾乎一兩年就要回到那片土地上一次，祭祖、探親，由是深人一個處在吉泰盆地邊緣和后來泛稱為“客家地區(qū)”的交界點上。在此的經歷有兩點令我受益匪淺：一是在不大的空間范圍和人們的日常來往中看到(或體會到)長期形成的隔閡和沖突，以及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各方都在做著力所能及的各種建設，從宅第到祠堂到廟宇到村口的風水樹與水口，以及頒發(fā)烈屬光榮牌和“畬族村”命名等。二是從一個小“坑”走到另一個稍大的“坑”,再到更大的“坑”,最后遇見更高的山，過不去了。山那邊又是一串從海拔高度到面積大小都不相同的“坑”,形成了另一人群的生活單元。正因為有這種體會和基本印象，所以在進人樂安縣流坑村考察后，即知我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坑”,一個稍小于縣城的中型盆地，唐末宋初就有人群在此開拓定居?！熬瓶印薄傲骺印钡娜巳荷顑群蛡鹘y(tǒng)文化品質之差異，剛好折射了語言不同、來源不同的兩類族群在不同空間中的演進歷程。此后以這兩個“坑”為基礎，再擴大到其他流域、其他村鎮(zhèn)做的考察和對比，才提煉成我解讀江西歷史地理和地域開發(fā)及族群關系的“盆地結構”模式，并堅信自己說的是“結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空空的“結構”。

1999年《追求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結合——區(qū)域社會史研究學者四人談》中的如下感受，首次總結了20世紀90年代后我逐漸具有的理論追求：“我是由于很偶然的機遇，1990年到廈門大學中國經濟史博士點做了一年的國內訪問學者。那一年我最大的收獲是在思想和方法論上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轉變，覺得獲得了很多新鮮的東西。但這只是開始認同社會史的理論方法，真正走人社會史的研究，從不自覺到自覺，還有一個自己參與的過程，需要實際去做具體的研究，在操作的過程中才能體會到為什么會提出這些問題，這些為什么會成為問題?！蔽迥旰笤凇督髟庥鍪澜纭芬晃闹?，對此又有進一步回溯。這一階段的自覺踐行，當以吳城商鎮(zhèn)的考察為開始標志。盡管選擇此地的第一沖動和最大理由，還是吳城鎮(zhèn)的系統(tǒng)研究基本是空白，我不愿吃別人咬過的饃，但我自信是從廈門大學盜了一些火回來的，進入田野時已帶了一些新關懷在內。所以第一時間去接觸很多當地人，從前商會會長到第一批土改干部，再到公社時期的排運隊隊長，以及鄉(xiāng)政府食堂的廚師——后來他講述了一批土著葉氏的故事，包括他們祖祖輩輩都在冬天塹湖捕魚，用銃打天鵝。那塊民初鐫刻的《重修聶公廟碑》,也是在漁民家喝水時意外發(fā)現的，主婦將它放在廚房墊腳，生生磨殘了半邊字跡。我趴著抄了整整三個半小時，找到殘存的158個商號，凡是著名的錢商全都排在前列，這是全鎮(zhèn)認同聶公廟的重要歷史依據。神廟祭祀背后的復雜關系必須繼續(xù)了解，吳城商會和商鎮(zhèn)神廟系統(tǒng)的研究和解讀就此展開。這些內容和做法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初嘗時頗感艱澀和費難。

此后我又跑到湖的對岸，追蹤一批主要靠捕魚為生的人群，并考察其村落周邊的生態(tài)變化，從自然的到社會的，無論自己有意無意，皆撲面而來，不期而遇。特別是后來要去亞洲研究協(xié)會(AAS)年會報告時，我的準備中有三分之二是應對可能在方法論方面的詰疑，盡管自信歷史資料和具體事象已爛熟于胸。因為在考察中時時聽到漁民宣稱“水無硬界”,又同時看到不同的漁民在家譜、契約和協(xié)議中都這樣說，當作白己越界捕魚的合法依據，我才能最后歸納出湖區(qū)“水面產權的季節(jié)性模糊”這一術語。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對這一大片水面與周邊人群生活的關系有了總體認識，即瀕湖市縣都有一批“池”(小水面)分布于低洼地區(qū)，平時有天然的溝渠與更大湖面相連。每到雨季，“池”“湖”同時漲水連成一片，形同汪洋；到秋冬枯水季節(jié)，“池”“湖”分離，相隔幾百米到幾千米甚至更遠不等，中間是大片草洲、湖地甚至稻田。瀕湖地區(qū)眾多的村莊就分布在這樣一片片小水面周邊，傳統(tǒng)時期村民一直視之為“私業(yè)”。而到了后來，這些“私業(yè)”不斷萎縮以及集體化、國有化，一個統(tǒng)一管理的“湖面”逐漸生成——如果不到現場去考察這樣一個演變過程，而只用今人眼前的印象去解讀湖區(qū)歷史文獻和漁(農)民生活，甚至將現狀推及(或說是臆想)更早的傳統(tǒng)時代，大約沒有不說錯話的。

21世紀初大范圍鋪開的“歷史文化名村名鎮(zhèn)”和“中國傳統(tǒng)村落”考察活動，又是一次新機緣，使我得與建筑學、城鄉(xiāng)規(guī)劃等專業(yè)的朋友同行，交流切磋，不僅豐富了相關的專業(yè)術語和技術知識，更使我意識到以往鄉(xiāng)村歷史研究的一個蒼白之處，即不懂得傳統(tǒng)聚落里的建筑形制、材質、風格和街巷肌理等，以及其背后牽連的方方面面。仔細想想過去百姓說的“老婆孩子熱炕頭”,就不難體會“房子”對于傳統(tǒng)聚落里的人是何其重要，做歷史的人理應將其列為研究傳統(tǒng)聚落和家族時不可或缺的要素。為此我由衷地懷念去年離世的黃浩先生，他進大學和我出生是同一年，是正宗的建筑學專業(yè)科班生，最后成為中國傳統(tǒng)民居研究的泰斗級人物。我們兩個忘年交同行了20年。在許多富有特色的傳統(tǒng)建筑面前，他會精準地講出建筑構件的細微差別，特別是背后的道理和智慧；我則運用閱讀族譜和碑刻的本事，使這些建筑與具體的時代和某些人物聯(lián)系起來。長此以往，心領神會，最后形成的共識是：當我說“做鄉(xiāng)村歷史研究的人怎么可以不懂民居?”,他則大聲疾呼“做傳統(tǒng)民居研究的人怎能不懂歷史?!”——當你在數日之內持續(xù)進入若干不同的聚落，走街巷，人民居，看祠堂，讀家譜，問族老，那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和記憶猶新的對比，會使你立刻看到很多的“不同”:哪怕是相隔不遠的人群，可能都存在很不相同的生存意識和生活智慧，更不要說這些民眾行為之中反映出來的那種層次。不同的文化浸淫力和說不清道不明但就是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某種差異!也許最打動我的，就是這一點。

正是因為意識到了有“不同”又有“同”,而且越到后來，越是在各種強大的外力作用下“趨同”,所以我在考察和研究中就更加警惕和小心，更加明白即便是二三十年前看到的鄉(xiāng)村，也已不是民國更不是明清文獻所說的那個傳統(tǒng)社會了。也正因此，我會更加敏感地去關注如何“變”,并進一步思考古代人要多長時間和在什么條件下才會“變”。行走的體驗告訴我，在近代出現公路、出現汽車之前，人們基本以船只為遠行工具，先人生活的那些物理空間條件、優(yōu)勢與局限，所能創(chuàng)造的各種工具和生成的智慧等，可能在數千年間并無多大變化。用這樣一個基本常識去看先人記載的“二水匯流”“三縣交界”“四面環(huán)堵”等資料，就一定不會再視而不見，而是會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琢磨，這些先人基本無法逾越的條件會怎樣深深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交往關系等。也正因此，我才會在10年前提出近代史研究中要特別注意“短時段”問題，就是看到了近現代的變化遠遠大于古代，完全不能等量齊觀，更不容一言以概之。如果說在江西跑了這么多“傳統(tǒng)村落”后，常有“比閩廣晚了20年卻又好生面熟”之嘆，那么當我們深入追問為什么偏偏是這些村落而不是周邊那些村落可以浮出水面的時候，當我們仔細思考它們在解讀近代中國社會走向方面會有怎樣的獨特穿透力的時候，就會無比興奮：這還是一般意義上的那個“中國傳統(tǒng)村落”嗎?是否應感悟到它們的出現是一種宿命式的歷史必然?!因此也慶幸在行走多年后，上蒼給予了我莫大回報：讓我可以抵近考察和細細把玩一二“傳統(tǒng)村落”,并盡量精細地講述其近千年的故事。只要有心有力，就值得一試。

正是在不斷行走進入各種地理環(huán)境并觸摸其人群生活和演變后，我初步形成了江西為“盆地結構”的理論闡釋，至少可作以下八點表述。其一，盆地在不同的海拔高度都存在，盆地的大小與其海拔高度成反比。其二，盆地都有泉、溪、河等伴生，并匯成該縣域內某條支流的源頭。每個縣域范圍內，由各個盆地和支流構成“豐”或“非”字形的基本空間結構關系，把大大小小的村落串聯(lián)起來。其三，盆地與盆地之間必有隘口，往往狹窄難行，成為阻擊“外人”進入的天然屏障，這也是冷兵器時代得以小地域割據和進行游擊戰(zhàn)爭的地理環(huán)境。其四，不同的盆地可以給出傳統(tǒng)社會生活史意義上的三項考量指標：(1)生態(tài)容量；(2)生產容量；(3)養(yǎng)育人口。其五，盆地是傳統(tǒng)社會鄉(xiāng)民開基的首選地形，山區(qū)民眾主要在盆地生活而不是在山頭生活，這也是一些初涉山區(qū)或“棚民”研究者常常望文生義錯解錯說之處。其六，盆地越小，其中人群生活的相似性越強，反之則其中人群生活的相似性逐漸減弱。其七，不同時期開基的民眾，占有和掌控不同的盆地。因此盆地不僅是一種自然地理地貌，還是一種與其中人群的身份認同緊密相聯(lián)的空間標志，進而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復雜的區(qū)域社會結構。其八，大盆地“小故事”,小盆地“大故事”——越是大盆地的家族譜牒，越是使用小地名作為譜名前綴，譬如《流坑董氏重修族譜》《金溪左坊詹氏族譜》《錢團陳氏五修族譜》等，換言之就是突出其盆地所在和地域及歷史特征，堅持講“自家事”;而越是小盆地的家族譜牒，越是只有單純的姓氏冠名，譬如《李氏族譜》《黃氏族譜》《溫氏宗譜》等，越是看不到“自己”而只有縹緲的先世故事，甚至譜頭只有一篇《圣諭廣訓》作為統(tǒng)領和政治表態(tài)而已，其余的就只有世系圖了。如果再看到大盆地大房子多、豪宅多、富家多，小盆地土磚屋多、干打壘建筑多、外來移民多等，恐怕就更容易理解近代以來的族群沖突和紅色革命等的起因了。宋、明以來江西民眾熱衷于編修譜牒，包括很晚進入山區(qū)的移民也要加入這項要花錢要找人的“文化”工作，恐怕正是因為譜牒不僅記錄了他們以大小村落為居住地的傳統(tǒng)盆地生活，而且盆地的“公事”集中反映在譜牒中，記錄得越多，越說明在盆地生活中有實力，有支配地位。基于以上認知，如果還有條件繼續(xù)行走下去，收集整理和研究江西的譜牒，我將樂此不疲。

(三)

我的行走樂趣，或可謂之“四有”,即有師友，有家人，有學生，有一片喜歡的天地——僅述“師友之樂”于下。

大致從廈門大學訪學開始，直到以后很長時間內，我對江西史學隊伍的研究實力和學術地位，一直有“偏師”之論和站位自覺——無論從大學建設的歷程，還是學術傳承的來路，或是研究著作出版的時間來比較，江西都比外省學術重鎮(zhèn)晚了二三十年。若從清代考據江西未能跟進來算，空檔更有百年之久。江西需要補課，要多看多學，具體而言，向東要懂得什么是“海洋”,向西要明白何謂“少數民族”,唯有如此才會搞清楚自己是誰。舍此，我不知還有何良法可以做出好的學問。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事功，足矣。因此，我一直視振滿教授為業(yè)師；還有志偉、春聲、世瑜、小軍諸君，也是多年的向導和同路人，他們對于重新解讀中國傳統(tǒng)社會發(fā)展脈絡的理論追求和學術雄心，始終令我欽佩。由此還可追溯到曾策劃大規(guī)模合作研究的蕭鳳霞教授、王秋桂博士和科大衛(wèi)(David Faure)教授等人的學術組織能力——僅僅估算這些年來頗具規(guī)模的田野考察經費，我想在其他省(區(qū)、市)的高?；蜓芯繖C構中，大約很難有人能出其右。還有一批訥直守信的朋友令我念念不忘，他們是蔡志祥、廖迪生、張兆和、黃永豪與馬木池，延續(xù)這一風格的馬健雄博士，以及默默支持眾人的長者詹益邦先生。記得2005年4月初，我開完AAS第57屆年會后順訪哈佛大學，在歷史系做了一場演講，巧遇正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迪生博士和中山大學周湘博士，當晚暢談甚歡。次日迪生一家又設宴款待，那種為朋友發(fā)出的無私欣喜，真是感人——這些朋友使我堅信，在治學最為用力然而通信遠不及現在便捷的孤寂階段，曾與他們同行是多么幸運!最好的人生經歷，應是一批人可以互相感染共同去做一件事。當一批可以視為同志的人都懷有一些大關懷時，那種時代感、成就感和親和力，恐怕都是共通的。

(四)

2023年初人員流動放開后，永修縣政府找我為他們設計吳城鎮(zhèn)歷史文化博物館，且以一句話最終說動我：“給你一個大空間，把你30多年的吳城研究和考察資料都展示出來不好嗎?”為此我花了不少時間和心思，為之設計的主題是“山湖吳城鎮(zhèn)”——一片海拔不到30米的小丘陵，本名“吳城山”,六朝以來都陽湖大水面逐漸南侵，這片丘陵瀕水后建起神廟亭臺，可以祭拜，還可?？看牛斐蔀樗\要道和商旅必經之處。從“吳城驛”到“吳城市”,到康乾年間最終形成繁華的“吳城鎮(zhèn)”,與江西其他三大商鎮(zhèn)齊名。“山——湖——鎮(zhèn)”的演變時序和發(fā)展邏輯清清楚楚，博物館名牌也披紅等待揭幕。就在年底正式開館前三天，布展人員突接主官電話，立馬改為“江湖吳城鎮(zhèn)”!新?lián)Q的展館名牌隨即上墻，事后我才得知，亦無須“頷首”了——只要陳展之“實”不變，“名”也可不太計較，見仁見智罷了。只是想到四年之內兩度被拉進“江湖”,冥冥中可有外力推動乎?私底一笑，記述于此，都作為“行走”歷程中意想不到的見聞、體驗和收獲吧。

梁洪生

2020年1月31日第一稿

2024年1月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