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對于魏忠賢有一種新的評價，背負罵名的九千歲實際為大明嘔心瀝血，他通過理財和打壓東林財閥，基本滿足了九邊的糧餉需求，進而維持了遼東乃至北疆的安寧。這是不是“事實”，那就需要用事實來說話了。

天啟七年七月，山西巡撫牟志夔奏，“沖邊缺餉難支，乞發(fā)京運，以保危疆”。八月陜西巡撫胡廷宴奏，“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 … 乞?qū)⑶扒枫y兩速發(fā)，以奠危疆”。十月甘肅巡撫張三杰上報朝廷，“節(jié)年累欠至七十余 … 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

這些封疆是不是密謀了什么而一起向九千歲發(fā)難？

實際上答案更簡單，明廷拖欠的糧餉實在是太多了，再這么拖下去搞出兵變他們是要掉腦袋的。連魏公公的死忠，宣大鎮(zhèn)守太監(jiān)葛九思也在十月上報朝廷請求發(fā)餉，“宣鎮(zhèn)缺糧數(shù)月，乞亟催二運”。

由《度支奏議》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整個天啟朝各鎮(zhèn)軍費積欠總額達686萬之巨，是它們定額的兩倍還不止。而且從上表數(shù)據(jù)也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天啟三年到五年（尤其是天啟四年）欠餉情況好了不少。

天啟元年三月，后金攻克沈陽、遼陽，遼東經(jīng)略袁應泰殉國。河東之地的失陷，讓之前（熊廷弼任經(jīng)略期間）投入數(shù)百萬兩營建的遼東防線全打了水漂。為守住關外之地，明廷不得不緊急向廣寧輸送錢糧資源以重構(gòu)防線。

天啟二年正月，明軍在廣寧再次大潰，數(shù)百萬的投入又一次打了水漂。其后在孫承宗、袁崇煥的主持下，明廷又大舉向關外輸送資源以營建關寧錦防線。由于遼餉的額度不夠，明廷只能拆東墻補西墻，所以天啟朝前兩年，九邊各鎮(zhèn)基本一個不落的都被欠餉了。

此后三年由于后金未在遼西發(fā)起大的攻勢（后文有解釋），遼鎮(zhèn)得以按部就班的用遼餉營建防線。各邊也得以喘口氣，恢復了正常的糧餉供應。但不能把這些都算成魏公公的功勞，因為魏忠賢并不是天啟一登基就大權(quán)在握、叱咤朝堂。

天啟元年，雖然在天啟的默許下，魏忠賢干掉了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王安，但他自己未能順勢走上宦官的巔峰（王安之后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是王體乾）。直到天啟三年十二月獲提督東廠一職后，魏忠賢才算有了叫板外廷的資本。

天啟四年六月，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魏忠賢和東林正式開戰(zhàn)。至天啟五年三月，在天啟默許下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被投入死獄，魏忠賢和他的閹黨才算是控制了朝堂。

了解這個時間線后再去看前面的欠餉表，就不難發(fā)現(xiàn)正是魏公公大權(quán)在握后，九邊各鎮(zhèn)不僅又開始被普遍欠餉，而且欠額也翻倍的加劇。同一時間明軍在關外并未遭受堪比遼沈、廣寧之類的慘敗（甚至還獲寧遠之戰(zhàn)的勝利）。

另外，不少人覺得魏忠賢至少滿足、保證了遼餉的供應。這種觀點也是莫名其妙給他加戲。

根據(jù)《度支奏議》里的數(shù)據(jù)，天啟四年遼餉定額520萬兩，但只實收到393萬兩。此后朝廷雖然通過加征遼餉雜項補上一些，但至崇禎登基時明廷還是累計欠下遼餉328萬兩。

這就是所謂的善于理財不欠軍餉？那么軍費都到哪里去了。

首先，絕大部分官員投靠魏忠賢，并不是迷醉于九千歲高大威猛的形象，是利益驅(qū)使，想在權(quán)勢、財富上的撈好處。魏忠賢也沒傻到認為自己虎軀一震，眾臣便納頭下拜。他也得給予好處，以維系閹黨的存續(xù)。所以明朝貪腐最黑暗的時代降臨了，這些蛀蟲們會放過軍費、軍需這塊肥肉么？

其次，魏忠賢就算真的被呼“九千九百九十九歲”，但差“一歲”就代表著他還是天啟的奴才。滿足天啟的需求和愿望，是他保住權(quán)位的基本要求。因此天啟要花錢時（比如修三大殿），魏忠賢就必須把錢弄出來。

最后，直到崇禎登基九邊欠餉情況才有所緩解。崇禎元年，明廷只差81萬兩就能全額支付當年九邊的糧餉了。雖然還是欠而且也沒能力去償付積欠，但比天啟朝最后兩年強太多了。

其實崇禎也沒啥理財能力和新鮮搞錢方法。一，打擊閹黨的同時抄沒他們的家產(chǎn)以充軍用；二，借打擊閹黨整治貪腐（只是效果一般）；三，從內(nèi)帑中掏錢（當年崇禎自己出了三十萬兩）。

雖然不能把天啟朝欠餉的鍋全扣在魏忠賢頭上，但是絕對應當看出“魏忠賢能讓九邊不欠餉”是扯淡。而且也不能否認，這幾年對九邊軍鎮(zhèn)的摧殘，讓崇禎朝廷更難應對農(nóng)民軍和后金的兩線夾擊。

至于魏忠賢在位期間保遼東太平一說，有點以偏概全的味道。

天啟二年袁可立出任登萊巡撫，此人當下的熱度很低，但在當年他是實際左右遼東形勢的重要人物之一。袁可立聯(lián)合處在敵后的毛文龍，并充分利用明軍海戰(zhàn)方面的優(yōu)勢。毛主要負責游擊襲擾以疲憊并分散后金力量，袁則組織兵馬攻略遼南（今遼東半島）。

到了天啟四年，袁可立不僅收復遼南大片失地（旅順、金州、復州等），還把蓋州、海州變成了游擊區(qū)，逼得后金不得不主動從遼南撤退。除此之外袁可立還有個成功一半的功績，策反了后金的重要漢將劉興祚。正是袁可立在遼南的活躍，才導致后金不敢在遼西發(fā)動大的戰(zhàn)事。

注：劉興祚天啟三年第一次叛降因動靜太大（他想帶著他在遼南的部屬軍民一起叛金）沒有成功，崇禎元年劉興祚通過裝死麻痹了后金高層，才得以帶著家族和少量部曲逃至皮島。

只是袁可立不是閹黨，也不怎么愿意接下閹黨的“橄欖枝”。所以魏忠賢在天啟七年借著三大殿重修完工的機會，強行給袁可立表功，以升遷太子太保虛職的方式讓這個抗金能人下崗了。

天啟六年正月，努爾哈赤趁著督師孫承宗新敗于柳河，率數(shù)萬精銳突襲遼西。此次后金于右屯獲糧三十萬石，覺華屠明朝軍民兩萬余，但袁崇煥也在寧遠城下獲“奴夷首級二百六十九顆，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雖然明廷覺得這是大捷，但努爾哈赤和后金也沒覺得這趟遼西之行虧了。

天啟六年八月努爾哈赤死后，繼任的皇太極把目光轉(zhuǎn)向了自己后方，發(fā)動“丁卯之戰(zhàn)”打擊東江毛文龍和朝鮮。

不知魏忠賢和明廷有沒有看出，皇太極是想解除后方威脅后再全力攻略大明。反正明廷對此的反應并不積極，沒有組織大軍救援的意思。只是命令遼東巡撫袁崇煥出兵襲擾，但袁崇煥卻想借這個機會搶修錦州、大凌河一線的城池、堡壘，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得派了小股部隊去遼河晃了晃。

最終明廷坐視了東江和朝鮮的慘敗，朝鮮王也被迫向后金跪拜稱臣，這也導致明廷在戰(zhàn)略上開始失去夾擊后金的一大助力。魏忠賢可能是沒這方面的軍事眼光，也可能是因不影響他的權(quán)勢而沒心思去關心，但能說他保了遼東太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