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的起源很早，三代就有這些人物，伯夷叔齊義不王周，躲入首陽山里活活餓死，這該是貨真價實的“遺民”吧。

后世以‘遺民’自居者，便把兩位封作祖宗；然而行徑卻不同得很。

第一，以“民”自居者，大抵就不是勞苦大眾。他們不是特權階級，便是知識分子，而且在平時是并不肯以“民”自居的；但一碰到異族侵凌朝代更易的時候，他們抗爭既不能，幫兇又不屑，乃覺得還是民間可以托跡，于是搖身一變，掛出招牌，自居于“遺民”了。這塊招牌倒是金字的，八面玲瓏，雙方討好：對新朝表示消極沒有大企圖，對故國則表示尚存黍離之思，所謂“寄沉痛于悠閑”是也。于是不但當時得全性命于亂世，連身后的聲名都給安排好了：他們大都皆有一個集子。

“遺民”所缺的就是聞達，但聰明人，決不想在亂世求聞達，圣人早告訴他們，“治世則行，亂世則藏�！辈贿^要緊的是有錢，因為有了錢，才可以閉門著作，種花藝菊，吟詩游山等等……否則，難免“遺民”做不成功，“西山蕨薇采精光，一隊夷齊下首陽，”給后人制造笑話去了。

可見“遺民”決不是大眾，但也決不會是大臣。明初蒙古的降臣危素還以遺老自居，這便是不識相，非給朱牧兒砍頭不可。大眾逢到異族的侵凌時是只有積極地抗爭和消極地熬受兩條路，決想不到在這時候把自己化成第三種人來渡過苦難的時代的。

明朝帝皇十兇九惡廷杖廠衛(wèi)等等奴仆臣民的結果，把士氣摧殘得奄奄一息，因之亡國時艱苦的抗爭之士，實在聊聊可數(shù)；但是清室定鼎天下太平之后，“遺民”卻忽然多起來，這時便成了“遺民史”上最鼎盛的時代。那些“遺民”中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固然身與斗爭，退陣下來，才加入“遺民”群的。但也有在抗爭時無聲無臭而在“遺民”招牌上卻異常響亮的，如徐俟齋（枋）一“遺”山中便是四十年，連死后能挨到兩廡吃冷豬肉的理學名臣湯斌，以堂堂巡撫之尊徒步去看他，都幾次三番不見。

這些人物都是清高的了，但大部分卻不免后來屈節(jié)事仇；一到了西山蕨薇將盡的時候，“博學鴻詞”的羅網(wǎng)大開，“遺民”，“遺民”，便如飛鳥投林各逞長才，榮稱翰林院檢討了。

然而明末的士人，雖不身與抗爭，但“遺民”的頭銜和行徑，總還是在亡國之后才放上的；而今日的學者之流，卻更進一步，當舉國尚在一致抗爭中，勝負之數(shù)未可預卜，他們早已準備亡國后的事業(yè)，先把“遺民”的招牌掛出了。不信，有七七事變后六十有二天胡適博士致平友書為證，他以為“決心居留，也是最可佩服之事，”而埋頭著述，完成巨作，正得著一個“陳仲子匐匍食殘李”的機會云 云。

果然，不負博士所勸，今年便有人開來一篇帳單，不獨是《臨川音系表》已完成；連《幾何原本》也悠閑地予以重譯了�！伴]門著述”，善哉，善哉！在侵略者鐵蹄下的籠城中，若不是掛了“遺民”招牌的諸公，恐怕早已束裝：“飄蕭一杖天南行，” 或是榮任“新民學院”教授了。今之“遺民”，不獨有異于三代之“遺民”，抑且和清初的“遺民”也不同，那個朝代有國家還在一致抗爭中，便先有遺民出現(xiàn)了的？

嚴格說起來，在歷史上或在今日拿“民”字來分類，是只有“順民”和“逆民”，決不能有“遺民”。如伯夷叔齊，餓死不食周粟，這是“逆”到了極點；即使是顧亭林和黃梨洲，前者遍訪天下郡國利病，后者到處奔走講學，無非布置起事形勢和播散革命火種；亭林先生九死一生，他到臨終還是一個“逆民”。

至于所謂“遺民”，除了不做官故示清高外，其馀一無所取，還不是成為服服貼貼的“順民”。更進一步，接交官府，化為山長；鴻博一開，榮任檢討，這便成為奴才了。

“遺民”是要不得的，在全面抗爭中的今日更要不得，凡為被侵略國家的人民，不為“逆民”，便為“順民”，舍此并無第三條路。

選自1939年7月上海世界書局《橫眉集》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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