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也來聊一聊武大性騷擾事件。

事情的梗概可能很多讀者朋友都看過了，但考慮到還有一些人可能并不了解，我就先用最簡單的幾句話概括一下事件核心。

起因：

2023年7月，武大女研究生楊某聲稱在圖書館里一男生隔著褲子自慰，是對她的性騷擾。她偷錄5段視頻，并且當場就對這位男生肖某某進行威懾，要求他寫下道歉信。該2022級男生剛進入校園不久，涉世未深，再加上性格原因，寫下了道歉信。

轉折一：

楊某并未就此罷休，而是做了兩件事，一是尋找“體制內解決方法”，將事情捅到輔導員那里，要求學院對其進行嚴厲處罰；二是發(fā)起網(wǎng)暴，在事情尚未有調查結果之前就已經(jīng)在網(wǎng)上造勢，導致肖某某很快成為輿論攻擊對象，可以說很快就“身敗名裂”。后來肖某某母親曬出他的就診記錄，說出了真實原因——孩子是大腿根部濕疹復發(fā)，隔著衣服抓癢。盡管如此，肖某某還是被“開盒”，照片被制作成花圈、遺像，全家遭遇謠言和網(wǎng)暴，肖某某被確診患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爺爺氣得去世，姥爺氣成植物人。

轉折二：

肖某個人和家庭受到重創(chuàng)之后，他的父母終于幫他發(fā)起了反擊，他們選擇了對簿公堂。2025年7月25日，法院審理認為，不能認定男生肖某某針對特定對象實施了性騷擾，一審駁回了涉事女生楊某的起訴。法院該判決引發(fā)網(wǎng)友的強烈關注，紛紛喊話武漢大學撤銷此前對肖某某的處分。

以上，基本就是該事件的大體經(jīng)過。

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起性騷擾指控與反指控的糾紛，但如果只從個案角度看，可能無法解釋其背后那股撕裂社會的狂暴力量。

真正推動事件持續(xù)發(fā)酵的，并不是事實本身，而是中國社會一種根深蒂固的分配邏輯——“按鬧分配”。

“按鬧分配”就是，誰鬧得厲害，誰能引發(fā)輿論風暴，誰就能獲得更大的話語權與資源傾斜。這種機制廣泛存在于醫(yī)療、教育、社會治理中，比如醫(yī)院鬧事可以減免醫(yī)藥費或者得到賠償，出了車禍之后能賠多少取決于當事人持續(xù)鬧下去的能力，業(yè)主鬧一鬧就可以要求房價不能下降，消費者大吵大鬧能拿到遠高于合同約定的賠償。

久而久之，理性博弈被情緒綁架，制度讓位于喧囂。

武大性騷擾事件，看似是一個孤立的誹謗事件，但它其實正是按鬧分配邏輯的變種。

從楊某日常的發(fā)言能看出來，她是一個很“懂社會”的人，相比白紙一張的肖某某，她很精明。所以楊某深知，在一個缺乏程序正義的環(huán)境里，最有效的手段不是等待調查，而是先發(fā)制人、制造聲勢、形成“情緒事實”。

于是，她選擇了最能摧毀一個人的方式——在網(wǎng)絡上公開標簽化，讓對方無處申辯。至于真相是什么？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對手踩進情緒的泥沼中，讓他再也無法翻身。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語言與符號權力》中指出，話語不僅僅是表達工具，更是一種權力資源。掌握輿論的主動權，就掌握了對他人的社會懲罰能力。網(wǎng)絡時代，這種懲罰能力被放大成一種低成本、高回報的“懲罰經(jīng)濟”。

楊某的行為就是典型的懲罰經(jīng)濟操作：

首先，制造標簽：用“性騷擾”這樣極具道德殺傷力的標簽，直接將對方放在輿論斷頭臺上。

接著，情緒動員：通過社交媒體煽動圍觀者的憤怒情緒，把個人糾紛變成公共道德審判。

最后，成本不對稱：對于指控者來說，即便最終敗訴，也只是“誤會”；而被指控者付出的代價是精神崩潰、學業(yè)盡毀、家庭破裂。

這種不對稱導致整個社會形成一個危險的激勵：誰能更快引爆輿論，誰就能占據(jù)優(yōu)勢；而真相、程序、公平，則成了最廉價的東西。

為什么這種機制能奏效？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長期依賴情緒治理的社會。

哲學家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理論中曾提出，健康的公共討論應當建立在理性溝通基礎上。然而在當下的中國輿論場，理性被一種“受害者即正義”的情緒邏輯所取代。

這種邏輯背后，是深刻的社會不信任，以及信任機制的缺失，比如人們對司法的信心缺失。

公眾對體制、法律、公平程序缺乏信心，轉而把情緒當作唯一的正義坐標。于是，誰能搶占“受害者”身份，誰就能獲得道德高地。哪怕事實未必成立，輿論也會本能地傾向弱者，因為在這個社會，弱者的吶喊比制度更能讓人相信。

于是就形成了一種“誰張揚誰占上風”、“誰狠誰得利”的態(tài)勢，社會倒退回叢林法則。

武大事件中，楊某很快占據(jù)“女性受害者”這一身份，而肖某某則被迅速建構為“男性加害者”。這并不是基于證據(jù)的判斷，而是社會心理的自動分層。

情緒一旦凝固成集體信念，事實就再無立足之地。這，乃是中國社會當下的常態(tài)。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按鬧分配”的性騷擾指控，不僅毀掉了一個年輕人的前途，也對整個社會的性別平等、公共信任造成雙重摧毀。

首先，它削弱了真正的性騷擾受害者維權空間。每一次虛假指控被放大，都會讓公眾在下一次聽到“性騷擾”時產(chǎn)生懷疑甚至冷漠，最終讓真正的受害者更難被相信。性別平等的進步，需要真實案例推動制度建設，而不是情緒化的獵巫。

其次，它侵蝕了公共信任和法治底線。當一個社會發(fā)現(xiàn)，“哭得大聲的”總能得到好處，理性申訴反而是輸家時，人們會集體選擇變得更吵、更狠、更極端。此時，思想家霍布斯所擔心的“人人為敵”便會降臨，因為沒人相信規(guī)則能保護自己，唯一的出路是把對手先毀掉。

“現(xiàn)代叢林社會”，即是如此。

事件另一大看點是武漢大學的處理。校方在事實未明時就對肖某某作出處分，反映出一種典型的“風險厭惡治理”。在中國高校治理中，最重要的不是公平，而是避免輿論危機。相比于查清真相，快速犧牲一個無權學生顯然更能平息風波。

高校管理者的使命不是尋找真相，而是把聲音最大的那群人哄好。

這種治理邏輯和“按鬧分配”形成循環(huán)：社會并不鼓勵理性申訴，而是用公共程序滿足情緒性的壓力。

武大性騷擾事件絕對并非孤例，它是整個社會“按鬧分配”機制的一次放大展示。

總結一下就是：情緒凌駕于真相之上，輿論取代程序正義，弱者身份被武器化，制度選擇向喧鬧低頭，而不是堅守公平。

如果這種趨勢繼續(xù)，未來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肖某某。當我們習慣于用情緒解決爭端、用網(wǎng)暴定義正義時，我們已經(jīng)把自己交付給一種人人自危的社會狀態(tài)。

真正的文明，不是給哭得最響的人最大權力，而是給每個人一條不必哭鬧也能獲得公正的程序路徑。否則，“按鬧分配”終將讓整個社會無法走向文明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