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

《風波》發(fā)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后收錄于魯迅的《吶喊》文集。這是魯迅的一篇小說。魯迅以辮子為線索，將一場鄉(xiāng)野風波升華為對民族命運的叩問：當革命止于形式，當民眾沉睡未醒，則“風波”過后，唯有永恒的沉寂與輪回。

故事很簡單，說的是撐船農(nóng)民七斤在辛亥革命期間被剪去辮子。當“皇帝坐龍庭”的消息傳至魯鎮(zhèn)后，七斤因無辮子恐遭殺頭之禍，陷入惶恐。其妻七斤嫂亦焦灼不安，而仇家趙七爺趁機恐嚇，并宣稱復辟后無辮者必被懲處。隨后七斤家里和當?shù)夭话财饋?，群體愚昧與人心動蕩。最后復辟失敗，一切回歸原狀，風波結(jié)束。

魯迅這篇小說，主要的意義在于揭示出社會性質(zhì)和國民人性的養(yǎng)成，國民性和社會是密不可分的。

社會的性質(zhì)和國民的人性

什么樣的社會養(yǎng)成什么樣的國民性，什么樣的國民性就會選擇什么樣的社會，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當年大革命為什么失敗，不就是國民性沒改。大革命之后，民眾根本沒有準備好去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每個人都云里霧里的，革命者也沒有準備好，只知道革命的轟轟烈烈，但是革命之后，一切照舊。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卻沒有給社會帶來真正的變革。民眾除了剪去了一條辮子外， 一切仍在專制勢力的統(tǒng)治下。張勛復辟帝制的消息傳來，失去辮子的農(nóng)民陷入了被殺頭的恐慌，惶惶不安，可復辟失敗后，一切如舊。這就是當時的社會和民眾的心態(tài)。而《風波》小說中的七斤嫂和八一嫂以及趙七爺代表當時社會典型的國民性。

七斤嫂和八一嫂是被統(tǒng)治階層，處于被剝削、壓迫和奴役的地位，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只是單純的牛馬，供統(tǒng)治者驅(qū)使，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飽受剝削和壓迫。在這種社會之下，他們可以說是處于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困境。

物質(zhì)上的貧窮，讓他們根本無力去反抗，一切都處于被碾壓的地位。而精神上的貧困，讓他們認知低下，他們根本不知道什么自由和法治，他們只要自己能夠吃好有住的地方，老有所依、住有所居。雖然他們飽受剝削和壓迫，但是一級壓一級，他們的苦難被人排斥、被人漠視，他們身邊的人聽不見比自己更弱者的痛苦的呻吟，這些人甚至還因為可以欺凌比自己更弱勢的人而暗自欣喜，為自己可以占據(jù)“道德”的制高點去指斥更弱者而心滿意足。

魯迅塑造這個形象的意義更主要的還是表現(xiàn)了人們的是非之心被私心和愚昧所吞沒，在物質(zhì)和精神極度貧困的狀態(tài)下，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善良的溝通愿望，剩下的只是媚強凌弱。

說到恃強凌弱，最具代表的是趙七爺。當革命來的時候，他就把辮子盤上去了，當聽說皇帝又坐穩(wěn)了龍椅的時候，他又把辮子放下來了。趙七爺代表了絕大多數(shù)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他們沒有原則，沒有是非觀，明哲保身，更多地表現(xiàn)了趨利避害的本能。

趙七爺依然是表現(xiàn)國民的物質(zhì)與精神的貧困。在得勢的時候，他們氣焰囂張，不可一世，自以為是天下的當然主人；在失勢的時候，他們就收聲斂息，裝出可憐而又無害的樣子，來掩蓋他們的兇相，等待卷土重來的時機。在斗爭此伏彼起，形勢瞬息變化的年代，這種“兩面”的變換也就格外迅速格外顯明。

無論是七斤嫂、八一嫂，還是趙七爺?shù)模麄兌际钱敃r社會下典型人性的代表人物。在那個社會中，所有人都是如此。在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社會能太太平平。趙七爺能安安穩(wěn)穩(wěn)在當?shù)禺敗暗仡^蛇”，沒事欺負比自己弱的人，比如七斤。而七斤嫂想的是能幫人撐一輩子船。小農(nóng)和儒家結(jié)合的意識形態(tài)和專制制度構(gòu)成了數(shù)千年歷史的“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

辮子重要，吃飯更重要，并不因為沒辮子而自殺，而是照舊生活。上邊愛怎么折騰怎么折騰， 那離得很遙遠，“非常模糊”抵不過切身切近的利益關懷。七斤們無從知悉自己的“愚昧”和“冷漠”，趙七爺們也無從聽聞自己的“偏狹”。每個人都在按照命運過完這一生，沒有人能跳出歷史的宿命和命運的輪回，這就是社會的選擇和命運，總之，一切照舊。

本文參考文獻：

魯迅.《吶喊·風波》

呂日輝.在貧困中扭曲的人性——對魯迅小說《風波》的再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