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當年的英國刑滿釋放者，還是今天的華裔巨富，他們都是這片大陸上，永恒的淘金者。

華人周澤榮博士（Dr. Chau Chak Wing）的名字，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刻在了澳大利亞的土地上。

第一種是物理的、永久的、閃閃發(fā)光的。

在悉尼，悉尼科技大學那棟由建筑大師弗蘭克·蓋里設計的、被昵稱為紙袋樓的商學院，官方名字是：

周澤榮博士大樓。

不遠處，悉尼大學校園內(nèi)，一座收藏著珍貴文物和藝術品的博物館，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名字，因此與知識、藝術和未來緊密相連，成為這座城市天際線的一部分。

還有一種，是無形的、流動的、充滿雜音的。在澳大利亞國會的議事廳里，在安全情報機構的簡報中，這個名字也反復出現(xiàn)。

它與聯(lián)合國賄賂案的指控（他堅決否認且從未被起訴）、與中國影響力的疑云聯(lián)系在一起。

為此，他數(shù)次將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等媒體巨頭告上法庭，并屢屢獲勝，將贏得的巨額賠款，悉數(shù)捐給了澳大利亞的：

退伍軍人慈善機構。

這就構成了一個深刻的悖論：一個試圖通過慈善與捐贈，將自己深度嵌入澳大利亞主流社會的華裔富豪，其行為本身，卻又讓他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光譜中，被置于最敏感的聚光燈下。

然而，在這片大陸上，關于局外人如何立足的故事，并非始于今日。二百多年前，第一批抵達這里的創(chuàng)始人，遠比周澤榮更加邊緣。

他們不是帶著財富的投資者，而是被剝奪了一切的囚徒。

1788年，英國政府將澳大利亞定為新的犯人流放地。

英國第一艦隊押送著750名罪犯，在悉尼灣登陸。

他們是被一個帝國吐出來的垃圾。

腳戴鐐銬，前途未卜。澳大利亞的國家敘事，就始于這樣一種矛盾的基因。它既是一個被遺棄的監(jiān)獄，又是一片充滿機遇的新大陸。

今天，當周澤榮們用億萬資本試圖為自己正名時，他們所面對的審視，與歷史深處那些囚徒們試圖洗刷罪犯污點、爭取公民身份的斗爭，形成了奇妙而深刻的互文。

1

在悉尼，財富的版圖清晰地分裂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tài)，它們?nèi)缤瑑勺噜弲s互不相望的山峰。

第一座山峰，叫車士活（Chatswood）。當你走出火車站，普通話和粵語的聲浪便會將你包裹。

在這里，財富被投資于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感，一個龐大而緊密的社區(qū)網(wǎng)絡。華人家庭愿意支付上百萬澳元，來換取一張通往頂級公立學校的：

學區(qū)房門票。

財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扎根。

在城市的另一端，有另一座山峰，名為潘派普（Point Piper）。

這里是澳大利亞最昂貴的郵政編碼，房屋中位價超過2300萬澳元。社區(qū)、便利性、文化認同，都無足輕重。唯一重要的，是對地標性資產(chǎn)的絕對占有。

汕頭東風印刷的創(chuàng)始人黃炳文家族：

斥資超過6000萬澳元買下歷史悠久的Altona莊園。

房產(chǎn)對他們而言，與其說是家，不如說是一枚在全球頂級富豪俱樂部里驗明身份的徽章，一項全球資產(chǎn)配置的策略，一處用以對沖未知的安全堡壘。

歷史在此處投下意味深長的影子。當年，亞瑟·菲利普船長帶領第一艦隊抵達時，依據(jù)的是無主土地的法律虛構，用插旗和宣誓的方式，完成了對整片大陸最原始的占有。

而如今，在潘派普的海濱，這種占有以一種更現(xiàn)代、也更昂貴的方式重演。他們用數(shù)千萬澳元的銀行轉賬，取代了當年的米字旗，在這片土地最精華的地段，插上了屬于個人財富的旗幟。

這種占有同樣引發(fā)了警惕。圍繞這些天價豪宅的外國投資法規(guī)爭議，本質(zhì)上與兩百年前純種移民排斥刑滿釋放者擁有土地的斗爭遙相呼承。在這兩種沖突中，核心問題從未改變：

誰有資格擁有這片土地？

誰是我們，誰是他們？財富和出身，究竟是進入這個國家核心圈層的門票，還是永遠無法洗刷的、被懷疑的原罪？

2

無論是車士活的社區(qū)締造者，還是潘派普的堡壘主人，他們的財富故事大多遵循著相似的敘事母題。這個母題的起點，往往不是澳大利亞，而是中國大陸，以及作為跳板的：

香港。

世茂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許榮茂，在文革期間當過赤腳醫(yī)生，后來移居香港成為一名紡織工人。

同樣出生于上海的葉立培，1979年移民澳大利亞，早期從事紡織業(yè)，之后返回中國，抓住了房地產(chǎn)市場的機遇。

對于他們這一代企業(yè)家而言，20世紀80至90年代，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十字路口。對未來的疑慮，共同催生了一種強烈的避險需求。

澳大利亞，這個政治穩(wěn)定、法制健全的西方國家，成為了一個完美的選項。

這是一條精心規(guī)劃的、主動選擇的遷徙之路。這與那些被動流放的先輩形成了極致的對比。

19世紀，一個英國窮人可能因為偷了一塊面包或一條手帕，就被判處流放，踏上一條九死一生的航程，最終被拋擲到這個世界的盡頭。

他們的起點，是絕望和別無選擇。

然而，一旦踏上這片土地，兩種命運的軌跡卻出現(xiàn)了驚人的相似之處。那些被流放的罪犯，在服滿刑期后，成為了刑滿釋放者。

他們中的許多人，憑借著在殖民地習得的技能和頑強的生命力，成為了成功的農(nóng)場主、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積累了財富，挑戰(zhàn)著由自由移民和軍官組成的純種移民階級的統(tǒng)治。

他們用自身的成功，去對抗一日為囚，終身為囚的階級烙印。

一個多世紀后，許榮茂們的故事，仿佛是這場斗爭的現(xiàn)代翻版。

他們同樣是外來者，同樣帶著不被完全信任的出身，同樣試圖用商業(yè)上的巨大成功和對社會的貢獻，來換取一張平等的、被完全接納的公民身份證。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當年的刑滿釋放者，還是今天的華裔巨富，他們都是這片大陸上，永恒的淘金者。

他們挖掘的，不僅是物質(zhì)財富，更是一種更為稀缺的資源：

身份的合法性。

3

在這片土地上，每一代人都在與父輩的遺產(chǎn)進行著或隱或顯的斗爭。

對于澳大利亞而言，其漫長的青春期，都籠罩在罪犯出身的陰影之下。很長一段時間里，罪犯污點是一個讓整個國家感到羞恥的詞匯。人們更愿意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自由移民，而非那些被鎖在船艙底部的囚徒。

直到后來，歷史學家和作家們才重新詮釋了這段歷史，將它從恥辱的印記，重塑為反抗權威、堅韌不拔、追求公平機會的民族神話的源頭。

如今，第一代華人財富帝國的締造者們，也將他們的繼承問題，擺在了澳大利亞的土地上。

葉立培的兒子Sam Ye，已經(jīng)從父親手中接管了集團的日常運營。許榮茂也已正式任命其子女在集團內(nèi)擔任高層。他們說著流利的、帶有澳洲口音的英語，接受了西方的商業(yè)教育，熟悉這里的法律與文化。

他們繼承的，不僅僅是數(shù)十億澳元的資產(chǎn)，還有一個更為復雜的遺產(chǎn)：父輩財富來源所伴隨的審視，以及那份始終存在的、作為他者的微妙處境。

他們會如何講述自己家族的故事？

是會像早期澳大利亞人那樣，試圖回避那個與舊世界盤根錯節(jié)的起點，還是能像今天的澳大利亞人一樣，坦然地擁抱這份復雜的遺產(chǎn)，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全新的身份認同？

在墨爾本圖拉克（Toorak）的頂級富人區(qū)，一位中國買家曾將一棟百年歷史的豪宅夷為平地，計劃建造新的府邸。但這個項目，最終因中國收緊資本外流的政策而擱淺，在墨爾本最尊貴的街道上，留下了一塊刺眼的空地。

這塊空地，像一個沉默的問號。

它不僅指向全球資本流動的脆弱，更指向一個深層的問題。

這些新財富，究竟是會像那棟被推倒的舊宅一樣，與這片土地的歷史格格不入，最終留下一道傷疤；還是能像當年的囚徒們用雙手建造的那些至今仍在使用的砂巖建筑一樣，最終融入這片土地的肌理，成為其未來歷史的一部分？

答案，或許就掌握在那些帝國的繼承者們手中。

他們是新金山故事的第二章，也是舊囚徒傳奇的最新回響。他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等待并接納著局外人的到來，并被他們一次又一次地……

重新定義。

作者｜孟妮卡

封面圖｜《北京人在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