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毛主席狠心下令槍決5人，任何人求情都不好使。這一決定不僅展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腐敗和違法行為的零容忍態(tài)度，更彰顯了毛主席作為領(lǐng)袖的鐵面無私與堅定原則。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紀律和廉潔是黨的生命線，任何破壞這一原則的行為都將受到嚴厲懲處。這五人的故事，既是歷史的教訓，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自我凈化、自我革新的鮮明例證。

第一個被處決的是謝步升，他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1932年5月9日，謝步升作為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因貪污、謀殺等罪行被判處死刑。他利用職權(quán)貪污打土豪所得的財物，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qū)出售，甚至為了謀財害命，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yī)。案件查辦過程中曾遇到阻力，但毛主席明確指示：“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chǎn)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chǎn)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最終，謝步升被依法槍決，成為紅都瑞金懲治腐敗的第一槍。

緊隨其后的是左祥云，他因貪污工程款被判處死刑。1933年，中央蘇區(qū)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等工程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左祥云擔任主任。然而，他勾結(jié)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并試圖銷毀證據(jù)、潛逃。毛主席親自下令扣押左祥云，并在公審大會上宣布對其執(zhí)行槍決。這一案件成為我黨歷史上因貪污問題被處決的較高級別干部案例，展現(xiàn)了毛主席對腐敗行為的堅決打擊。

唐達仁則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1933年，中央政府工農(nóng)檢察部收到匿名舉報，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唐達仁作為瑞金縣財政部會計科長，利用職務之便大肆貪污。毛主席主持中央政府會議，決定對唐達仁處以極刑，同時對涉案的其他官員給予撤職或警告處分。這一案件進一步強化了蘇區(qū)反腐的決心，表明無論職位高低，違法必究。

黃克功案是另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他少年時代參加紅軍，歷經(jīng)井岡山斗爭和長征，是紅軍中的優(yōu)秀將領(lǐng)。然而，1937年10月，26歲的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了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盡管有人以“國難當頭，人才難得”為由請求寬恕，毛主席仍堅持依法嚴懲。他在給邊區(qū)法院院長雷經(jīng)天的信中寫道：“黃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弊罱K，黃克功被公審槍決，毛主席的這一決定被譽為“揮淚斬馬謖”，彰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肖玉壁是另一位因貪污被處決的功臣。他身經(jīng)百戰(zhàn)，身上有90多處傷疤，1940年被安排到陜甘寧邊區(qū)稅務所任職。然而，他以功臣自居，貪污受賄3000元，甚至將根據(jù)地緊缺的物資賣給國民黨破壞隊。案發(fā)后，肖玉壁向毛澤東求情，希望戴罪立功。毛主席沉思后反問：“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并最終支持法院判決，依法處決了肖玉壁。這一決定再次表明，功過不能相抵，紀律嚴明是黨的生命線。

這五個案例的共同點在于，涉案者都曾為革命作出貢獻，但在權(quán)力和利益面前迷失了方向。毛澤東對他們的處理，不僅是為了懲治個人，更是為了警示全黨：共產(chǎn)黨的威信和生命力依賴于嚴格的紀律和廉潔的作風。無論是謝步升的貪污謀殺，左祥云的工程腐敗，唐達仁的財政瀆職，黃克功的違法逼婚，還是肖玉壁的背叛行為，毛主席均未因他們的歷史功績或他人求情而動搖。這種鐵腕治腐的態(tài)度，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廉政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歷史證明，毛主席的這些決定深遠地影響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反腐倡廉工作。從蘇區(qū)時期的謝步升、左祥云，到延安時期的黃克功、肖玉壁，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劉青山、張子善，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以最嚴厲的手段打擊腐敗，確保黨和政府的純潔性。毛主席曾說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這句話不僅是他個人反腐決心的體現(xiàn)，更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鐵面無私并非冷酷無情，而是對革命事業(yè)的深沉責任。他深知，唯有嚴明法紀，才能確保黨的團結(jié)和戰(zhàn)斗力，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這五個被處決的人，他們的故事不僅是歷史的警示，更是對今天每一位黨員干部的鞭策：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廉潔自律、遵紀守法始終是共產(chǎn)黨人不可逾越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