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印象中，明朝水師很早就跨入火藥時代。盡管缺乏同等級對手，幾乎沒多少具體作戰(zhàn)需求，依然為主要戰(zhàn)船配置原始火銃、火藥箭矢等先進裝備。直至近代殖民者來臨，才通過對比意識到科技發(fā)展滯后。

然而，只要仔細翻看早期西方來客的筆記，就容易覺得上述描繪并不準確。甚至可能與實際情況完全相反，大部分戰(zhàn)艦上的火器皆為臨時調(diào)用，而非日常的剛需配置。

屯門之戰(zhàn)前后明朝水師都給人留下火力不足印象

例如《庫托亞洲旬年史》，一本成書于16世紀的歸納性材料。其中有不少葡萄牙人初訪中國的見聞，包括1521年的屯門之戰(zhàn)。有意思的是，那些親歷者面對同一支水師艦隊，竟然給出前后矛盾的觀察結(jié)論：

1519年8月，安德拉德率領船隊由北大年開往廣州。在珠江下游遇到12艘水師巡邏戰(zhàn)艦，這也是西方人首次窺見明朝的軍事力量。由于天色已晚，他下令各船船長將炮火準備好，隨時準備應戰(zhàn)。若華人欲挑起戰(zhàn)事的話，我們的人可以還擊。但最好使我們的人無此念頭，沒有他的命令不得開戰(zhàn)，

第二天，因為海面平靜、一路順風。他們以此隊列，徑直向前往貿(mào)易島。華人已將甲板準備好、支起船樓，分成兩隊將他們包圍起來。安德拉德見已陷包圍之中，用鐵銃小放幾槍，欲試來人有無動武之念或抱著和平目的。對方未以火力作答，反而整天懸旗、奏鳴喇叭，發(fā)出各種友好訊號。

明朝艦船在近距離內(nèi)都不敢開火還擊

最終，雙方兵戎相見。但明朝艦船的火力依然表現(xiàn)貧弱，或者說是聊勝于無：

海道向我們發(fā)起進攻（50艘船）。上帝保佑，他被我們的炮火輕微打傷遁去。中方傷亡慘重，故未發(fā)動幾次進攻，只是將我們團團圍住。但因為地方狹窄，我們的5條船比他們大量的船還要有用，主要是我們的炮火壓倒了他們。這樣的局面持續(xù)了40天。

于是，他們下令所有人匯集至3艘船上，趁夜色突圍。但海道早已監(jiān)視他們，第二天清晨便向他們發(fā)起進攻。此次戰(zhàn)役打得昏天黑地，烽煙四起。我們不宜登上華船，我們僅需要殺出一條航道逃生。華人亦不敢靠近我們，原因是此次進攻中，他們的許多船已中火燃燒。

長達40天的包圍對峙 反而暴露出明軍戰(zhàn)艦缺乏火器

僅僅到1522年，參加西草灣之戰(zhàn)的葡萄牙人就發(fā)現(xiàn)，明軍火力有著顯著增強：

他于1522年8月見到了中國島嶼，遇到了一支中國艦隊。它嚴陣以待，準備奪取我們的船只。這一艦隊船只眾多，有大型中國式帆船，小槳船等。見狀，末兒丁要求所有的船只做好戰(zhàn)斗準備，但按照他的指示行事，盡量避免發(fā)生事端。華人早有準備，向我們的一字隊陣沖來，在遠處開槍、放箭。

兩艘全副武裝的小舟前往陸地。敵人見狀，立即將30艘小艇及快艇排列作戰(zhàn)陣式，向我們的小舟猛烈轟擊。此事突如其來，將木桶、水罐丟棄在陸地上。登上小劃子后，他十分艱難地冒著敵人的炮火向大帆船駛?cè)?，敵人一直尾隨其至大帆船附近。敵船未靠近，因為我們的炮火開始射擊。它們十分害怕，因為我們的火炮占優(yōu)勢，所以他們不敢與我們?nèi)骈_戰(zhàn)。

第二天，他與其他船長準備揚帆起航。華人見狀，頓時沖將過來，搖旗吶喊，槍炮齊鳴，飛箭如雨。距他們較近的別都盧及迪奧戈頑強地以炮火還擊。此時，迪奧戈的火藥桶發(fā)生了爆炸，船上燃起了無法撲滅的大火。他的船炸飛了，沉入水底。

直到西草灣明朝水師才展現(xiàn)出判若兩人的火力水平

公元1569-70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斯獲準留居廣州。后來將這段日子的見聞加以整理記錄，成為流傳至今的《中國志》。相比于前輩，以及后來的其他記錄者，他是少數(shù)能利用和平時代，進行近距離觀察的幸運兒。換句話說，他所見到的情況實際更符合日常情況，而非危機來臨后的抱佛腳舉動：

最大的船叫做容克(junk)，那是戰(zhàn)船，像加拉克。其中建有巨大的前甲板、很高大,也有后甲板,打起仗來可以制服敵人。因他們不用炮,打法只是聚集一起，接近敵船后登上它。

開始襲擊時，他們投擲大量石灰弄瞎敵人的眼,然后既從船樓又從頂端，投射很多用硬木制成、頭上燃燒的尖矛,那是當作標槍使用。他們還使用大量石頭。同時他們首先要作的，是用他們的船攻破敵人的堅固工事，以便征服敵人,使敵人處于劣勢,無所防衛(wèi)。當他們能夠接近，他們就進入高潮白刃戰(zhàn),使用長槍和佩在身上的寬刀。

其他的運貨容克，不及戰(zhàn)船高大，盡管其中有的也很大。所有這些船，前頭使用兩支槳。槳很大,每支需要4-5個人劃,安在舷旁。他們熟練地劃動，使船前進。而且他們出和進都大大依靠一道柵門,襲擊敵人以攻入敵船。他們把這些槳叫做櫓櫓，在所有船上都使用櫓櫓,航行中從不用別的種類的槳。

克魯斯見到明軍戰(zhàn)艦已是在隆慶晚期

讀者看到這里，一定會覺得非常奇怪：難道明朝水師有某種“艦炮分離制度”？只在重大戰(zhàn)役中組合，平日則交由不同人看管維護？

事實上，這與明朝長期奉行的兵制脫不開關系。早在朱元璋時代，沿海各省駐軍就被賦予“衛(wèi)所—水寨—游哨”的三級官僚體系。其中，直接負責海防的水寨單位，標準在冊兵力約2000人左右，但真正的水兵竟只有區(qū)區(qū)600！他們經(jīng)常要負責操作6艘福船、8艘哨船和10艘快船，根本沒多余人力進行作戰(zhàn)。一旦遭遇重大狀況，寨內(nèi)的留守營兵都指望不上，必須讓周期輪戍的衛(wèi)所旗軍登船協(xié)助。

明朝水師的真正戰(zhàn)力來自輪戍水寨的衛(wèi)所旗兵

正因如此，那些負責日常巡邏的戰(zhàn)艦，往往人員偏少且裝備缺乏。應付小股海盜、走私船只尚可，遭遇真正的大型編隊就相當無力。除非有高階官員授命，有內(nèi)陸衛(wèi)所兵進駐，武裝水平才會有顯著提升。

即便如此，仍然是以弓箭、火門槍為主，輔以少量碗口銃/盞口炮等原始輕炮。只能憑數(shù)量包圍目標后，才有發(fā)揮真正效果的實力。

明朝水師的火器水平完全取決于陸軍同僚

哪怕到倭寇肆虐的年代，有戚繼光一類務實派將領主張增強火器，仍舊沒能從根本上修改結(jié)構(gòu)性問題。唯有無腦明粉，會在數(shù)百年后的網(wǎng)絡中大聲鼓噪，宣揚從不存在的所謂“前瞻性”與“先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