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網友對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有兩個最大的誤會，一是認為他“親中”，二是認為他“反日反美”。

當然，這并不怪網友，而是因為在競選總統(tǒng)時，李在明的一些表現(xiàn)的確給人一種傾向于中國的印象。

比如他強調韓國不該被卷入大國對抗，要重視和中國的經濟聯(lián)系，還反復強調要推動中韓關系穩(wěn)定發(fā)展。再加上他來自民主黨陣營，而歷屆民主黨政府在對待美日的態(tài)度上都相對比較謹慎，于是很多人就理所當然地給他貼上了“親中，反日反美”的標簽。

然而，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訪，卻徹底暴露了他在對待中美日關系上的真實態(tài)度。他既沒有表現(xiàn)出對日本和美國的疏遠，更沒有主動倒向中國，而是選擇了一條極其務實的“平衡”路線。

但李在明的“平衡”路線，并不是簡單的在兩國之間尋找平衡，也不是過去那種“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一邊倒式的左右平衡，而是在經濟和安全上的全面多元化平衡。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務實平衡”。

這種“務實平衡”，首先體現(xiàn)在他出訪行程的安排上。

韓國歷任總統(tǒng)上臺后幾乎都有一個外交慣例：先去華盛頓，再去東京。原因很簡單，美國是安全保護傘，美國優(yōu)先，是制度化安排；日本是美日韓三國同盟的伙伴，定期出訪，是“必須打交道”的現(xiàn)實。

但這一次，李在明卻打破了這個慣例。8月23日，他先飛到了東京，與日本首相石破茂進行了會面。會后雙方還發(fā)表了一份聯(lián)合公報，雖然沒有多少實質內容，但是卻極具象征意義。因為這是17年來，韓日兩國第一次以聯(lián)合公報的形式對外公布會談成果，意味著兩國關系至少在形式上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隨后，李在明才啟程飛往華盛頓去見特朗普。

在白宮，李在明除了對特朗普瘋狂拍馬屁外，還奉上了一個見面“大禮包”。承諾未來在美國的造船、半導體、核電站、二次電池和生物技術等領域投資3500億美元。另外，大韓航空還訂購了103架波音飛機，總價高達365億美元。這些大手筆的討好，雖然沒有換來美國對韓國25%汽車關稅的減免，以及重啟對韓國鋼鋁產品實施50%全球關稅的磋商，但是卻換來了特朗普的和顏悅色，以及對李在明的口頭稱贊。

而這也被部分韓國媒體解讀為李在明得到了美國的認可，有效對沖了韓國右翼關于“選舉舞弊”的質疑，成為了李在明訪美的重要成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李在明出訪日美的同時，他還安排自己的好友、自民黨 前國會議長樸炳錫率團訪問北京，并遞交了李在明的親筆信。這封信的核心意思很明確：韓國新政府高度重視中韓關系，愿意推動兩國關系重回正軌。

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雙軌外交”。李在明在與東京和華盛頓進行互動的同時，又不忘向北京釋放善意。這與尹錫悅政府時期打著“價值外交”旗號、以陣營劃線的外交路徑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盡管李在明想通過“左右逢源”的操作來保持與中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關系。但從一些細節(jié)還是可以看出來，他的總體外交戰(zhàn)略還是比較偏向韓美和韓日關系的，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才是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對韓國政府來說，無論誰當總統(tǒng)，在對外關系中始終繞不開與日本的歷史遺留問題，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問題，以及與中國的經貿問題。因此，觀察韓國總統(tǒng)處理這三個問題的態(tài)度，基本就可以判斷他的外交政策和路線。

這一次李在明特意先去了日本，實際上也是將韓日關系提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在美國，他拋出巨額投資和采購大單，極力迎合特朗普政府的期待。而對中國發(fā)出的 出席“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閱兵”的邀請，卻以“行程沖突”為由進行了婉拒。由此可見，李在明實際上是把鞏固韓美同盟、韓日關系視為了外交的優(yōu)先方向，而將修復中韓關系放到了一個相對次要的位置。

老羊認為，李在明這樣做，既有不得已的成分，更是出于“務實平衡外交”的需要。主要目的可能有三個。

第一，在對日關系上，把歷史與現(xiàn)實進行技術性切割，為務實合作掃清障礙；第二，在韓美軍事同盟上，開始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尋求安保多元化；第三，在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上，服從于美國的政策框架，減少與中國的合作，尋求更廣泛的市場。下面我們就來逐一進行分析。

李在明擔任在野黨黨首時，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的態(tài)度是最嚴厲的。2023年，尹錫悅政府公布原被征勞工訴訟問題解決方案時，他就將其稱之為“國恥”。但這一次，在出訪日本時他卻改口說，這些協(xié)議雖然“對韓國國民來說非常難以接受”，但他仍將維持協(xié)議。也就是說，在現(xiàn)實面前，李在明對日本做出的妥協(xié)甚至不亞于尹錫悅。

其實，單就李在明打破外交慣例，首訪日本，并與石破茂進行閉門小范圍會談這件事來說，就連日本人都沒想到。因為曾經最親日的尹錫悅都沒有做出這樣的決定。而且，無論是在與石破茂會談的過程中，還是在會后發(fā)表的聯(lián)合公報中，李在明都有意回避了歷史問題。這在以往的韓日交往中，也是非常罕見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白宮，當特朗普主動提起“慰安婦”話題時，李在明也只是簡單地回應了一句：“韓日歷史問題已經解決”。這句話在韓國國內引發(fā)了不少民眾的憤怒，他們指責李在明為了討好日本和美國，出賣了民族尊嚴。

李在明的這一系列態(tài)度不僅打破了外界對他固有的反日印象，也充分證明了他是一個極端的實用主義者。他的用意很明顯，就是想在韓日關系中，把“歷史的日本”與“現(xiàn)實的日本”區(qū)分開來，將歷史問題與現(xiàn)實政治進行切割。

在歷史層面上強調“慰安婦問題”、“勞工問題”不容否認、不容遺忘，但在現(xiàn)實操作中，也不再繼續(xù)糾纏，而是將其“冷處理”，將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安全和經濟合作等現(xiàn)實議題。這樣既對內有所交代，又能在外交上打破僵局。

因為他很清楚，韓國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 容不得被情緒綁架。無論是安全的多元化，還是經濟的自主化，日本都是繞不過去的伙伴。所以，站在韓國的角度來看，與其說李在明這是一種背叛，不如說這是他為了達成更大外交目標做出的現(xiàn)實選擇。

這種做法當然也存在風險。韓國社會對日本殖民歷史極度敏感，任何繞過歷史問題的對日外交都會被貼上“出賣”的標簽。這不僅會削弱他的支持率，還可能影響他的政治合法性。但是眼下，為了實現(xiàn)在安全和經濟上的“務實平衡”，他只能先擱置歷史問題。

先說韓美軍事同盟問題。

幾十年來，韓國的安全幾乎等同于“唯美國馬首是瞻”。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錢越花越多，安全卻沒有保障。

從1991年首次開始為駐韓美軍分擔費用以來，韓國如今已經承擔了大約一半的駐軍開銷，這個比例遠高于德國、意大利等北約盟國。更要命的是，每年的分攤額還在不斷地上漲。

特朗普當年獅子大開口，甚至提出要韓國把分攤額提高五倍，直接把駐韓美軍變成了一門“生意”。韓國最后雖然頂住了，但從那以后，首爾的執(zhí)政者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駐韓美軍已經成為了韓國一個沉重的負擔。

更諷刺的是，韓國掏了這么多錢，卻沒有調動駐韓美軍的權力。真到了戰(zhàn)時，美軍會不會第一時間替韓國拼命，其實沒有任何保證。畢竟，美國國內政治和戰(zhàn)略方向，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總統(tǒng)換屆、國會政治、戰(zhàn)略優(yōu)先級的調整，都可能瞬間改變對韓國的承諾。

而最近所謂駐韓美軍“戰(zhàn)略靈活性”的爭論，更是讓韓國上下難以接受。美國希望駐韓美軍不只是防御朝鮮，還要能被調派去應對臺海、南海，甚至是全球其他熱點地區(qū)。這不僅僅是讓韓國替美國的軍事霸權買單，還可能將韓國扯進不相干的外部沖突。這也使首爾不得不考慮一種最壞的情況：如果華盛頓在戰(zhàn)時不能替韓國作戰(zhàn)，韓國該怎么辦。

而此時，半島局勢又發(fā)生了新的變化。朝鮮與俄羅斯走得越來越近，平壤的軍事技術呈現(xiàn)出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勢頭。換句話說，單靠美國大兵，韓國的安全感并不會增加，反而更脆弱。

因此，在李在明看來，韓國既需要美國的核保護傘，也需要增加更多的“安全保障”。改善與日本的關系，推動三邊合作常態(tài)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環(huán)。表面上看，這是在迎合美日的戰(zhàn)略要求；但對韓國自身來說，這也等于在關鍵時刻多了一道安全緩沖，而不是把生死全部寄托在美國一家身上。

與此同時，李在明政府也沒有把中國排除在外。相反，他非常希望北京能夠繼續(xù)在半島事務上發(fā)揮建設性作用。畢竟，能對朝鮮施加影響力的，除了美國，就只有俄羅斯和中國了。尤其是在朝俄走得越來越近的背景下，韓國更寄希望于中國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朝鮮和俄羅斯起到調解甚至牽制作用。

接著我們再來說經濟問題。

自2004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之后，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就一路飆升。到2010年代中期，中韓貿易額幾乎等于韓美與韓日貿易額的總和。更重要的是，這種依賴不僅體現(xiàn)在芯片、化工材料這些高端產品上，還體現(xiàn)在消費市場。韓國的汽車、家電乃至影視、音樂、化妝品，半壁江山都要靠中國市場來支撐。

原本這是一種典型的“雙贏”格局，但隨著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不斷加碼，很多韓國企業(yè)只能縮減在華業(yè)務，甚至干脆退出中國市場。然而，即便如此，目前中國依然是韓國的第一大市場。數(shù)據(jù)顯示，如果韓國徹底跟隨美國搞“脫鉤”，將損失大約38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2.1%。這對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來說，幾乎是致命打擊。

所以，擺在李在明面前的是一個兩難的選擇題。

一方面，華盛頓要求首爾把產業(yè)發(fā)展完全納入美國的戰(zhàn)略軌道。比如，那筆所謂3,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基金，看似是雙邊合作，實則只能流入美國事先圈定的產業(yè)領域；三星、SK海力士、現(xiàn)代等支柱企業(yè)還不能在尖端技術領域與其他國家開展合作，九成的利潤還要歸美國，風險虧損卻要韓國兜底。這哪里是合作，分明是“經濟殖民”。

另一方面，韓國又不具備抵抗美國的能力。李在明自己都承認：“韓國必須在美國的基本政策框架下行動。”換句話說，韓國既不可能徹底與中國脫鉤，但也必須接受在某些領域只能另尋出路的現(xiàn)實。

問題在于，如果韓國在經濟上只是把“依賴中國”換成“依賴美國”，本質上并不會減少風險，反而可能陷入更深的困境。對此，李在明的應對思路是：在服從美國大框架的同時，最大限度保留屬于韓國自己的“技術主權”。他明確表示不想成為美國的“技術附庸”，宣布設立100萬億韓元的“AI主權基金”，力圖在半導體和人工智能領域打造自主研發(fā)能力，防止被華盛頓“吃干抹凈”。

同時，李在明也試圖通過區(qū)域合作來為韓國爭取更多回旋余地，日本就是他努力爭取的目標。他在東京訪問時，與石破茂探討了重啟韓日自貿協(xié)定的問題。這不僅是出于對雙邊經濟的考量，更是在為韓國尋找除中國和美國之外的第三條出路。甚至在結算體系上，李在明也表示：未來可以探索使用韓元、日元，乃至人民幣進行區(qū)域貿易結算，從而繞開美元體系，減少韓國經濟可能遭遇到的金融制裁風險。

李在明的算盤很清楚：既然無法徹底擺脫美國的管控，那就至少要在關鍵產業(yè)上留下一點自主空間，同時盡可能把日本、東盟拉進來，構建一個更廣泛的區(qū)域經濟網絡。唯有如此，韓國才可能在美中之間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技術主權”和“經濟主權”。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應該就會明白了，給李在明貼上“親中”的標簽，其實是一個笑話。他并沒有在外交上主動傾向中國，更沒有在對日、對美關系上表現(xiàn)出敵意。他所做的，是在不同的議題上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日本，他暫時擱置歷史，換取制度化合作；和美國，他用軍工和貿易作為籌碼，換取安全承諾；和中國，他通過特使傳遞信號，確保經濟關系不至于完全失衡。

這樣的操作看上去似乎缺少骨氣，但背后也充滿了無奈：韓國不能在大國對抗中選邊站，只能左右逢源做最大化的利益平衡。畢竟，對于一個既缺乏戰(zhàn)略縱深、又深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小國來說，夾縫里的平衡才是唯一的活路。

在今年的韓國大選期間，李在明曾表示，為了保護韓國的國家利益，如有必要，他會從特朗普總統(tǒng)的胯下鉆過去。從這一次出訪的結果來看，美方雖然沒有大陣仗地對他進行歡迎，甚至沒有給他安排住處，但也讓他避免了像“澤連斯基”那樣的屈辱時刻。作為他的首個總統(tǒng)外交之行來說，這已經算是比較體面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