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圈有個悠久的觀點，明不是亡于萬歷而是亡于東林黨。此觀點認(rèn)為東林群小站在道德制高點通過輿論控制朝廷，尸位素餐、只顧私利以致大明沉疴不得治。那么這種觀點是不是事實呢？

首先，嚴(yán)格來說東林黨（也包括楚黨、浙黨、閹黨等）就不“存在”。

自漢代以降，“黨就是僅次于謀逆的嚴(yán)重罪行。朝廷和皇帝最多容忍官員們依共同觀點和理念劃分派系，一旦形成嚴(yán)密組織，要么改朝換代要么屠刀伺候。明末的官員們哪能到這個程度？所以諸官員頭上的標(biāo)簽，更多是斗爭時被扣的大帽。

而讓一個既無統(tǒng)一行動綱領(lǐng)，也無清晰的內(nèi)部架構(gòu)和管理，更無有效組織性的松散群體去控制明廷，本就是件難以具體實施、更難以實現(xiàn)的事情。

天啟五年魏忠賢大權(quán)在握后，為了更有效地打擊異己，其死忠左副都御史王紹徽效仿《水滸傳》列108星的方式，將109名官員分類并排定座次編錄成《東林點將錄》并扣上朋黨的大帽?！皷|林黨”這個概念，也正式浮現(xiàn)于朝堂。

注：《東林點將錄》多了一人的原因是，王紹徽將已死去的李三才定為東林魁首（托塔天王）。

實際上此時的東林不僅已勢微，也沒在朝堂活躍過幾年。

萬歷十年因神宗的倒張（居正）運(yùn)動，明廷很快陷入復(fù)雜的派系爭斗之中。雖然東林系發(fā)展的最快，但它不僅未在朝堂占據(jù)優(yōu)勢，還被打擊的最狠（大半成員被神宗逐出朝堂），因為明神宗非常討厭東林的主張。

東林除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之外，還有個重要口號“經(jīng)世致用”。簡單來說東林除了要求關(guān)心政事，還主張主動謀劃國策，而不是被動等待皇帝命令，即“弱君”。如趙南星整頓吏治、李三才梳理財政、光斗出外屯田等等。

注：天啟朝江南稅賦以及商稅的增收正是東林執(zhí)政的時期。以軍餉為例，天啟元年至三年，在兩次重組遼東防線的情況下，三年共欠九邊軍餉約220萬兩。四年和五年遼東相對太平，共欠軍餉約28萬兩。天啟六年和七年，九千歲大權(quán)在握，也是明廷欠餉最嚴(yán)重的時期，共欠了近四百三十萬兩。

只是自嘉靖朝開始，皇帝們的需求變了 – 他們需要的是聽話的狗，而不是有主見的臣。夏言、嚴(yán)嵩、徐階、張居正們的遭遇就可以作為旁證，明朝末期的三位皇帝偏愛宦官政治也是旁證。所以皇帝們天然反感東林，這也是東林難以長期握權(quán)的主要原因。

天啟朝初，雖然東林借“移宮案”得勢朝堂，但因上述的原因，“眾正盈朝”也就三年時光。而且這期間東林也不是鐵板一塊，比如楊漣和左光斗就有很嚴(yán)重的內(nèi)斗。所以東林對朝堂的控制并沒有當(dāng)下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高，皇帝大權(quán)也遠(yuǎn)未旁落，不然魏忠賢也不可能那么快的崛起了。

到《東林點將錄》書成時，排名前列的東林大佬不是罷職削籍就是已下獄。如葉向高、趙南星（總兵都頭領(lǐng)）；繆昌期、高攀龍（掌管機(jī)密軍師）；顧大章（協(xié)同參贊軍務(wù)頭領(lǐng)）；魏大中（正先鋒）；房可壯、周宗建（左右先鋒）；楊漣、左光斗、惠世揚(yáng)、周朝瑞、袁化中（馬軍五虎將）……

所以出名單的原因，自然不是東林勢大需借助朝堂輿論的力量，而是要一個也不放過并徹底擊垮。到天啟七年，魏忠賢以罪處死了16人，間接逼死10人（因囚、流放等病亡或自殺），其余人員全都罷官革籍，無一幸免。

崇禎登基后出于打擊閹黨的目的，拔高了“東林黨”的政治名聲并起復(fù)了名列《東林點將錄》的36人（其余的東林至死也未獲復(fù)用）。這些被起復(fù)的東林，不少還被委以要職，如內(nèi)閣大學(xué)士韓爌、孫承宗，兵部尚書王洽，薊遼總督劉策 ……

但崇禎也是個自視甚高并喜歡乾綱獨斷的皇帝，所以他一樣不喜歡希望“經(jīng)世致用”的東林。崇禎元年借溫體仁和錢謙益的斗爭，皇帝罷免了一批東林。因“己已之變”年輕的皇帝又在崇禎二年、三年殺王洽和劉策，令韓爌致仕 …… 此后還在朝堂的就只剩余17人。

孫承宗，崇禎四年因兵敗去職（十一年被清軍俘虜后不降而自縊）；

黃公輔，永歷十三年兵敗不降而自焚；

解學(xué)龍，弘光元年南京城破后投江殉難；

劉宗周，弘光元年杭州失守后絕食而亡；

陳必謙，崇禎十七年北京陷落后病亡或被清軍殺害；

李若星，弘光元年死于兵亂；

顧錫疇，隆武時期被軍閥賀君堯（浙江總兵）暗殺；

鄭三俊，崇禎十五年因薦人不當(dāng)引咎辭職，永歷十年病逝于家鄉(xiāng)池州府；

熊明遇，弘光元年因病辭職歸鄉(xiāng)，當(dāng)年病故；

惠世揚(yáng)，崇禎十七年先后降于大順、滿清，順治六年又隨王永強(qiáng)反清，兵敗后下落不明；

侯 恂，弘光朝廷滅亡后，隱居家鄉(xiāng)直至病故；

李邦華，十七年大順軍攻入北京后自縊殉國（崇禎十六年勸皇帝遷都，崇禎一度意動）；

鄭 鄤，崇禎八年入京候補(bǔ)，得罪溫體仁被誣告入獄，崇禎十二年被磔刑處死；

錢謙益、房可壯、阮大鋮、張鳳翔四人在明亡后降清；

這十七人除了孫承宗均未獲中樞要職，大多要么作為“救火隊員”（巡撫）于各地剿寇，要么在南京等地方閑職上。《東林點將錄》里除這十七人之外的剩余東林（崇禎朝還活著的），大部分都在崇禎朝亡故，其余在清初也未入仕（這個不確定，因為有幾個筆者未查到結(jié)局）。

從這108將的經(jīng)歷和結(jié)局來說，萬歷朝中期到明亡的這半個世紀(jì)里，“東林黨”雖然風(fēng)頭勁，但不僅左右朝局的時間非常短，得勢時對朝堂的控制力度也遠(yuǎn)不如他的同行“閹黨”。

說句不太好聽的話，說“明亡于東林”真有些抬舉他們了。而且東林整體對大明的忠誠，也不應(yīng)當(dāng)讓“水太涼”一人來代表。

最后東林到底是“小人”還是“君子”，筆者比較傾向于魯迅的評價。

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后，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張岱）的嚴(yán)責(zé)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于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
或者還更加一轉(zhuǎn)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并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
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shù)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