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是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無償征調民眾從事勞務活動的統(tǒng)稱，加之其帶給民眾的負擔并不亞于田稅，所以不少學者也將其稱為“力役”或“人力稅”。那么明朝是如何劃分以及征派徭役的呢？

明朝最初將徭役分為“里甲”和“雜泛”兩大類。

里甲是將民戶按一百一十戶組織起來，分為十組。每組十年出役一次，主要負責田稅征收（含運輸）、朝廷政令的推行、配合官府捕盜等治安事務、里甲管理和處治（非盜搶殺等糾紛）。

里甲之外的徭役統(tǒng)稱雜泛。到了正統(tǒng)朝，朝廷又將雜泛中的經常性事務抽取出來歸為“均徭”。其目的是細化并落實洪武朝初的徭役派發(fā)規(guī)則，“各府州縣官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yè)厚薄以均其力”。

將相關徭役以戶擁田產數劃定并造冊，“富戶多派、貧戶輕征”以防地方過度役使民力，如“有田租五十石者養(yǎng)馬一匹、養(yǎng)夫一名；田租一百石者養(yǎng)馬二匹、養(yǎng)夫二人”。至此明朝徭役正式分為里甲、均徭、雜泛三大類。

雖然洪武十年和十一年，太祖朱元璋分別下詔要求免除“見任官”和“內外官致仕還鄉(xiāng)者”的徭役，但優(yōu)免政策不僅很快就從“悉免其徭役”縮小到“只免雜泛”，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未得到落實。

景泰帝即位之初，昌平生員馬孝祖建議優(yōu)免致仕官員徭役，禮部尚書胡濙回復“無例難允”。景泰三年，戶科給事中白瑩稱在京官員仍被派發(fā)雜役，“今聞各處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申明舊章一概優(yōu)免”，但其奏請朝廷未予答復。

真正將優(yōu)免政策落實的是明孝宗，他不僅下詔要求“見任及以禮致仕官員照例優(yōu)免雜泛差徭”，還將這一優(yōu)免政策擴大到擁有功名的士子階層。只是政策被落實后，就有聰明人開始鉆空子了。

因為“均徭”是依照田產數劃定派征，只要“降低”自家的田產數額就可以減輕被派征的均徭。于是乎“詭寄”應時而生，即將自己的田產托寄在官紳名下，從而降低自家賬面田產（租）數，進而降低被派征的徭役。

這里多說一點，很多朋友覺得能提供“詭寄”逃徭役的都是有權有勢的官紳。實際上在明朝，灶戶也是“支持”詭寄的重要群體。

因為顧慮灶戶煮鹽工作太繁重（怕他們逃戶影響鹽務），所以明廷給予灶戶一定程度的徭役優(yōu)免，每戶每丁免25畝對應的徭役。一個灶戶家庭如果有四丁就是100畝的“白嫖”額度，嘉靖末期浙江巡撫龐尚鵬就專門奏報過灶戶的“詭寄”行為。

惟于灶戶尚有詭寄冒濫之弊，臣巡歷所至，士民舉蹙額而相告，皆曰灶戶自優(yōu)免外，應與民一體當差。然有司官又以其借口辦課為詞，止將銀差量派，全無力差。甚至所免之數，反倍蓰于所納鹽斤，故奸民避重就輕者，往往寄灶戶名下，致使民差愈重，殊為不均。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五十七》

除此之外，還有詭寄于絕戶、女戶（明廷優(yōu)免這部分民戶的徭役），甚至是捏造的假戶名下，“惟是民間詭寄田產今皆不寄于宦家，而專寄于絕戶、女戶及詭名花戶之下” -- 《（孔居正）復宋陽山撫院》。

由于難以督察，也難以杜絕這種行為。明廷就換了個方法打擊詭寄，給官紳劃定優(yōu)免上限，即嘉靖二十年出臺的《優(yōu)免則例》。

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 … 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jiān)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 ……

不僅超出優(yōu)免數額的要照常派征徭役，而且“免”也不是照額全免。從嘉靖朝開始，各地陸續(xù)將部分徭役折銀、折糧處理（從正統(tǒng)朝官員就開始規(guī)模性地雇人替自己服徭役）。朝廷就在這個基礎上，只給予優(yōu)免一定的“優(yōu)惠”。

例如萬歷朝徽州府規(guī)定，“有免員役”每丁納銀0.0121兩、攤入田租的徭役每石折銀0.0605兩；“無免人戶”每丁納銀0.0717兩、攤入田租的徭役每石折銀0.3585兩。簡單計算可知，一品大員優(yōu)免的徭役最多優(yōu)免（折銀）：

(0.0717 – 0.0121)×30 + (0.3585 – 0.0605) ×30 = 10.728(兩)

至于說官員通過權力超規(guī)格優(yōu)免，肯定有，但不僅少（權勢必須到一定程度才行）也難長時間濫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徐階了，做首輔時名下寄田數萬畝，致仕后在海瑞的嚴逼下退賣了一萬畝，其余詭寄也各回本家，“中間親友所寄，自階罷官，各見失勢不足憑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征貼役，有害無利，俱已收去”。

朝廷打擊“詭寄”，又促生出新的逃役方法“花分”。

因棄地逃戶（流民）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明朝中期開始各地陸續(xù)針對寡田者推出了優(yōu)免政策，比如田產不足二十畝的民戶不再被派征“均瑤”等等。這類政策一出，自然也有鉆空子的人。

前撫意欲優(yōu)恤細戶，凡民田十畝二十畝以下不得編僉，然花分之弊正在愈柝愈細耳。既開之以隙，而奸民遂藪匿其中、百畝之家分為五戶十戶、而一區(qū)隱百畝之田矣。如是者十，而一區(qū)隱千畝之田矣，如是者百、而槩縣隱萬畝之田矣 ……
《皇明經世文編·卷五百三》

田產多者為了逃役、減役，就冒用逃戶、乃至偽造出假戶，分攤名下田產。例如萬歷朝的吳縣知縣劉時俊，就查辦過一戶幻化出幾十戶的案子。由于不易核實查處，明廷和地方官府采用了一種笨辦法“錮田法”，即以各戶歷史登記的最高田產數為準。

此法非但不能規(guī)模性解決花分行為，還導致一些民戶反被加重征派徭役（比如家道中衰的）。問題沒被解決，還催生出新矛盾，這讓明末的徭役折銀征收愈發(fā)艱難。

所以明朝（尤其是明末）的逃避徭役并不是簡單的權力濫用問題，而是稅制落后的問題，這也是清朝會演化出“攤丁入畝”的原因。

編者附：

雖常規(guī)認為土地兼并是王朝衰亡的主因之一，但不少明史學者并不認為它是明朝財政困頓乃至滅亡的原因。比如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一書中就有種觀點，明朝的問題不是土地兼并太厲害，而是兼并的“不夠”。

黃仁宇認為明朝的應稅田畝過于碎片化地分散在大量自耕農、小地主手中，導致稅賦難以征收，過程繁瑣隱形成本高（主要是運輸以及各種逃稅逃役），更難以提高稅率，遠不如大地主管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