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西貝這個選擇，對羅永浩來說是真正有傷害的分水嶺。自此而后，他無法再在輿論中爭取多數(shù)支持者，他曾經(jīng)嫻熟掌握的、引領公眾情緒的“指揮棒”就此喪失過半神效。

也可以說，他不再是一個總能勇立潮頭的人物，時代浪潮正與他擦身而過。

這個判斷源于兩個大小不一的背景。小背景是，羅永浩此前作為脫口秀評委遭到年輕觀眾的厭惡，成為Z時代凈化脫口秀舞臺的目標老登。這一動向證明，老羅在古早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積累的形象與人設開始崩塌，這種崩塌在他腳踢西貝時加速。

大背景則是，一個即使像羅永浩這般具備硬通貨氣質(zhì)的網(wǎng)紅，在穿越互聯(lián)網(wǎng)周期的末段歧路時，也要承受道德號召力枯萎的命運。在輿論場中，意見領袖或網(wǎng)紅靠營造道德制高點而一呼百應的時代終結(jié)，道德感召力不再是民間私人能擁有。

這個大背景不僅投射在羅永浩身上，也投射在發(fā)聲支持西貝的于東來身上——他很快刪除了支持發(fā)言，就說明他意識到這一點，道德交戰(zhàn)會損毀道德，于東來要是加入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但羅永浩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或許了然卻難自抑。

甚至于，這樣大背景還彰顯在被淘汰的司馬南那里。他以粗鄙的國家主義觀念棒打民企的好日子一去不復還。司馬南在被移出輿論場前的最后時段，因直播中絆倒而被哄堂大笑——這與眼下羅永浩規(guī)訓西貝的社會反響類似，即使他倆很不一樣。

評論區(qū)一些人將羅永浩打西貝與他當年砸西門子冰箱并列，以此突出他混合了消費者與意見領袖的威力。這種并列除了些許史料價值，其實是錯置，并無現(xiàn)實意義。很簡單，羅永浩賴以存在的社會背景與網(wǎng)絡環(huán)境劇變，他無法完全復制他自己的成就。

西貝實際上沒有違法，它的制成品也沒有違背食安法，它只是代表一種餐飲工業(yè)化的趨勢，矛盾在于餐飲業(yè)與食客在彼此的定位上有差距，但沖突和緩，前者在時間換空間上已有大成，食客們不見得有什么損失。羅永浩成為此種態(tài)勢下部分食客的嘴替。

哪怕是附和羅永浩、借助他拳打腳踢西貝來澆胸中塊壘的人，也會很快發(fā)現(xiàn)：模擬行政透明化的名義，要求餐館在預制菜的消費端增加道德自律，只能建議而沒有強加的法律依據(jù)。羅永浩盛贊老鄉(xiāng)雞標注預制菜，也不過是就坡下驢鼓吹道德內(nèi)卷，引起更多反感。

有人會說，既然強制預制菜菜單的透明化沒有依據(jù)，羅永浩做出這種呼吁，也是值得贊賞的。這種看法中存在不多的公共性，但同時會被羅永浩的行事動機沖淡。正如闌夕的觀察，羅永浩每次變換賽道，都會拿名企祭旗，“已成肌肉記憶”“有疲勞感”。

從始至終，羅永浩受到嫌棄，與賈國龍怎么說、如何做沒有必然關系，這兩下不僅沒有因果關系，就連相關性也薄弱。這也是很多人拒絕被羅永浩所謂“西貝公關差”帶節(jié)奏的原因，人們只是純粹厭煩羅永浩始終正確的腔調(diào)，而與賈國龍是否正確無關。

闌夕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標識了羅永浩被嫌棄的根本原因，亦即：人們拒絕被他PUA，厭煩羅永浩實際上就是厭煩總是跟隨他起舞。在羅永浩纏斗方舟子時，人們樂見老羅使出“惡人自有惡人磨”的招數(shù)，但在他打擊西貝的套路中，“支持即奴役”的覺醒讓人看清老羅。

羅永浩是那種帶著追隨者逐水而居的網(wǎng)紅，因為構成網(wǎng)紅身份的內(nèi)核從公知演化為錘子主理人，再從脫口秀評委變身帶貨主播，隨著他的不純粹，越來越多的追隨者逐漸離去。終有一天，羅永浩的網(wǎng)絡身份無法承載起他全盤的商業(yè)企劃，怒打西貝就是這一預言的關鍵節(jié)點事件。

自然，在京滬兩地為數(shù)不多的“互聯(lián)網(wǎng)”至尊寶中，羅永浩絕非最讓人討厭的人。他的支持者曾贊助他的所有舉動，因他的政治化追隨他的去政治化，用購買與關注托舉他的“真還傳”。如今，老羅與支持者面目皆含糊，人間既換，網(wǎng)絡算算變天賬又有什么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