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城

法庭文件顯示，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9月15日對《紐約時報》和該報的四名記者、以及出版商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提起了訴訟，索賠至少150億美元，理由是誹謗和損害名譽。

據(jù)報道，特朗普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提起訴訟的。

特朗普對《紐約時報》的訴訟，提到了該報的一系列報道和評論，其中包括一篇在2024年總統(tǒng)大選前發(fā)表的社論，這篇社論稱他不適合擔任總統(tǒng)。

特朗普對企鵝蘭登書屋的訴訟，則涉及這家出版商2024年出版的一本書，書名為《幸運的失敗者：唐納德·特朗普如何揮霍其父的財富并創(chuàng)造了成功的假象》（Lucky Loser: How Donald Trump Squandered His Father’s Fortune and Created the Illusion of Success）。

特朗普在美國時間9月15日提交給佛羅里達州這家法院的訴狀中寫道：“被告惡意出版了這本書和這些文章，明知這些出版物中充滿了對特朗普總統(tǒng)的令人厭惡的扭曲和捏造?！?/p>

盡管特朗普在同一份訴狀中同時起訴了《紐約時報》、該報的四名記者以及企鵝蘭登書屋，但《紐約時報》和企鵝蘭登書屋是兩家完全獨立的公司，《紐約時報》由紐約時報公司（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擁有和運營，這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其股票的控制權(quán)主要由奧克斯-蘇茲伯格家族（Ochs-Sulzberger family）通過特殊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掌握，企鵝蘭登書屋則是一家大型圖書出版公司，由德國的媒體巨頭貝塔斯曼（Bertelsmann）全資擁有。

特朗普在擔任總統(tǒng)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內(nèi)多次起訴媒體，包括自由派媒體和保守派媒體。根據(jù)公開報道和法律文件，特朗普起訴過的媒體或相關(guān)實體包括：

《紐約時報》：特朗普不僅在第二任期提起了150億美元的訴訟，此前也曾因這家自由派報紙關(guān)于他財務(wù)狀況的報道起訴過該報，但該案被駁回，法院還要求他支付對方的律師費。

《華爾街日報》：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因這家保守派媒體關(guān)于他與杰弗里·愛潑斯坦關(guān)系的報道，對該報及其所有者、著名右派傳媒大亨默多克提起了索賠金額至少100億美元的訴訟。

CBS：特朗普曾起訴CBS的母公司派拉蒙全球公司（Paramount Global），指控其新聞節(jié)目《60分鐘》對采訪前副總統(tǒng)卡馬拉·哈里斯的片段進行了惡意剪輯。該案已和解，派拉蒙同意向特朗普的總統(tǒng)圖書館支付1600萬美元。

ABC新聞：特朗普曾起訴ABC新聞及其主持人喬治·斯蒂芬諾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該案最終以和解告終，ABC新聞同意支付1500萬美元。

《得梅因紀事報》（The Des Moines Register）：特朗普曾起訴該報及其民意調(diào)查機構(gòu)，因為其一份民調(diào)預(yù)測他將輸?shù)?024年總統(tǒng)大選在愛荷華州的關(guān)鍵投票。

美國歷史上確實有過卸任總統(tǒng)起訴媒體的例子，但極為罕見；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在任總統(tǒng)成功起訴媒體的例子。

1913年，西奧多·羅斯福曾經(jīng)在卸任總統(tǒng)后起訴過一家小報，指控這家小報報道他酗酒。他贏得了訴訟，但最終只獲得了6美分的象征性賠償。

另外一些美國總統(tǒng)，如約翰·亞當斯曾通過《煽動叛亂法案》將記者監(jiān)禁，理查德·尼克松則有他的“敵人名單”，但他們通常沒有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解決。

從歷史角度來看，特朗普無疑是起訴媒體最多、索賠金額最高的在任美國總統(tǒng)，此前幾乎沒有總統(tǒng)（無論在任還是卸任）像他這樣頻繁且大規(guī)模地利用民事訴訟來攻擊媒體報道。

那么，特朗普以天價索賠的方式起訴媒體，算不算打壓新聞自由呢？

在美國目前左右嚴重撕裂的政治環(huán)境下，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特朗普的支持者說，美國法律保障程序正義，每個人都有起訴的權(quán)利。特朗普的反對者則認為，這種高成本的法律戰(zhàn)本身就是一種對新聞自由的打擊，無論法律程序如何，其目的和效果都值得高度警惕。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提起訟訴時，并不考慮被告媒體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和政治傾向，而是針對無論任何色彩的媒體對他的批評，例如，他既起訴自由派媒體《紐約時報》，又起訴曾經(jīng)給過他大力支持的右派媒體大亨默多克旗下的保守派媒體《華爾街日報》。

一些相對獨立的媒體專家認為，特朗普對媒體進行的天價法律戰(zhàn)，主觀上是為了窒息批評他的媒體，客觀上也達到了震懾被告媒體和其他尚未批評過他的媒體的效果，可以視為對新聞自由的壓制。

確實，天價訴訟對新聞自由的負面影響是極為巨大的。

首先是“寒蟬效應(yīng)”（Chilling Effect）：當媒體面臨數(shù)額巨大的潛在賠償時，即使最終可能勝訴，漫長且昂貴的法律訴訟過程本身就可能造成巨大的財務(wù)負擔。這會促使媒體，特別是規(guī)模較小的獨立媒體，為了規(guī)避風險而選擇自我審查，減少或放棄對有爭議性或可能引發(fā)訴訟的報道，尤其是那些涉及政府或權(quán)勢人物的監(jiān)督性報道。

其次是財務(wù)破產(chǎn)風險：即使對那些“不差錢”的大型媒體，索賠額高達百億美元的訴訟，也有可能讓其面臨破產(chǎn)風險，這迫使這些媒體在報道時更加謹慎，甚至可能放棄對政府的批評。

最后是法律武器化：這類天價訴訟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尋求真相或彌補實際損失，而是作為一種懲罰和恐嚇的工具，目的是耗盡媒體的資源，并向其他媒體傳遞一個信息——批評的代價是巨大的。法律界把此類以天價訴訟壓制公共參與或輿論批評的做法稱為SLAPP（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美國很多州已經(jīng)有反SLAPP法，目的是阻止濫用訴訟壓制言論。

至于特朗普天價索賠起訴《紐約時報》能不能成功，在前特朗普時代、甚至特朗普1.0時代，可能很難成功，但在特朗普2.0時代，情況卻很復(fù)雜，很難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為什么這么說呢？

在特朗普2.0時代之前，美國法院似乎可以輕易援引另一個涉及《紐約時報》的判例，判決特朗普敗訴。

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個民權(quán)運動團體的廣告，批評地方政府官員使用暴力手段和非法途徑壓制民權(quán)運動。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縣警監(jiān)沙利文在一個州法院提出了誹謗訴訟。沙利文稱，該廣告關(guān)于蒙哥馬利縣警察局行為的陳述是失實的、誹謗性的。初審法庭做出了有利于沙利文的判決，要求《紐約時報》賠償沙利文50萬美元，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支持初審法院的這一判決，全然不顧《紐約時報》的這期報紙在蒙哥馬利縣只發(fā)行了35份的事實。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投票結(jié)果一致推翻了初審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并指出：此案誹謗成立的前提是沙利文能表明《紐約時報》在刊登這則廣告時明知該內(nèi)容失實，且對事實真相漠視，即對沙利文有”實際惡意”。

最高法院的這項裁決意義深遠，它確立了“實際惡意”原則，即誹謗案件的原告必須證明，所訴的被告媒體明知報道是假的，或者罔顧報道真?zhèn)?。由于原告承擔了極重的舉證責任，而且證明一個人的內(nèi)心活動較為困難，所以，此類案件極少會勝訴。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原告是公眾人物或公職人員，要在誹謗案中勝訴，必須證明被告在發(fā)表有關(guān)言論時知道該陳述是假的，或?qū)φ嫦喑帧棒斆暋保╮eckless disregard）態(tài)度。換句話說，單純寫錯事實或有疏忽并不足夠，必須證明媒體當時帶有“實際惡意”。

特朗普這次起訴《紐約時報》，是否能滿足“實際惡意”要件，是否會被駁回，或在庭外和解，目前仍未可知。

美國佛羅里達在州法中確實有反SLAPP條款，但特朗普這次起訴《紐約時報》，是在佛羅里達的一家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提起的，聯(lián)邦法院會自動適用佛羅里達州的反SLAPP嗎？情況很復(fù)雜，因為美國在聯(lián)邦層面還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反SLAPP法，聯(lián)邦法庭對是否在聯(lián)邦案件中適用州反SLAPP法存在分歧。

《紐約時報》很可能會在早期提出基于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駁回動議，并且會考慮引用佛羅里達州的反SLAPP法，以求快速駁回特朗普的訴訟和索賠；但聯(lián)邦法院是否接受佛羅里達州的反SLAPP法并不確定，因為司法轄區(qū)與法官的適用傾向決定性很強。即使這家聯(lián)邦法院最終允許適用佛羅里達州的反SLAPP法，訴訟本身已經(jīng)造成了時間與費用成本，這就是所謂的“寒蟬效應(yīng)”。大額索賠還可能促成庭外和解，即使《紐約時報》在法律上未必有任何過錯。換言之，法律保護（如前述的沙利文判例、反SLAPP法等）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消除訴訟對媒體的實際壓力。

還有人認為，如果特朗普在初審法院完全敗訴，他可以上訴，如果他上訴失敗，他還可以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鑒于特朗普在最高法院提名了幾個大法官，使最高法院明顯偏向保守派，又鑒于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了許多支持特朗普的判決，最高法院可能會在這宗特朗普訴《紐約時報》的案件中不當偏袒特朗普。

實際情況可能更為復(fù)雜。

誹謗案進入最高法院的門檻很高。大部分誹謗訴訟會在地區(qū)法院或巡回上訴法院就被駁回（因原告無法證明“實際惡意”），最高法院一般不會接收所有上訴，而是只在有“重大聯(lián)邦法律問題”或“需要統(tǒng)一法律解釋”的情況下才會受理。

如果特朗普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那么，案子要么會被拒絕受理（certiorari denied），要么只會聚焦于某個法律原則，例如是否應(yīng)當推翻或修改《紐約時報》v.沙利文判例確立的“實際惡意”原則。

特朗普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戈薩奇、卡瓦諾、巴雷特），從而使最高法院在意識形態(tài)上形成了穩(wěn)固的六比三的保守派多數(shù)（6–3），這確實意味著在涉及行政權(quán)力、宗教自由、部分選舉爭議等議題上，保守派陣營常常占上風，但在涉及新聞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案件上，分裂并不總是“意識形態(tài)劃線”，例如，在《紐約時報》v.沙利文判例之后的幾十年里，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都曾共同支持過強化新聞自由的判例。

當然，保守派大法官中確實有人長期批評《紐約時報》v.沙利文判例“過度保護媒體”，比如托馬斯大法官、戈薩奇大法官都曾寫過意見，暗示愿意“重新考慮”。這意味著如果特朗普這次訴《紐約時報》案真正上訴到最高法院，它可能被作為挑戰(zhàn)沙利文判例的契機。

然而，由于特朗普本人是當事人，而他提名的法官又坐在臺上，如果法院最終作出對他明顯有利、甚至推翻沙利文判例的判決，公眾觀感會極強烈地傾向于“這是偏袒”，哪怕法官是出于長期的憲法理念。

但特朗普2.0時代讓一切都充滿了不確定性。最近多起涉及特朗普的案件走到最高法院，最初人們都認為特朗普會敗訴，出乎預(yù)料，最后，最高法院卻做出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判決。

（作者曾在英國多家知名媒體擔任資深記者、編輯。作者微信公眾號：魏城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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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城，曾經(jīng)在中西著名媒體從業(yè)30多年，做過報紙記者、編輯、翻譯、電臺主持人、網(wǎng)站記者、編輯、雜志執(zhí)行總編輯等工作，出版過三本書，工作過的機構(gòu)包括《中國青年報》、《星島日報》加拿大版、英國廣播公司、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版、英國《金融時報》等。2007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ǎng)發(fā)表的中國中產(chǎn)階級調(diào)查系列報道獲得了亞洲出版人協(xié)會(SOPA) 解釋報道類首獎。如今退而不休，作為自由撰稿人，為中國《財經(jīng)》雜志撰寫“魏城看英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