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24章：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活路》：

一本在綏靖公署印刷的反動材料，引發(fā)了一場風波，楊虎城的幕僚郭增愷因此被錯抓。

楊虎城身邊有很多幕僚，其中有一個名叫郭增愷，比楊虎城小9歲，由于兩人形影不離，楊虎城兒子都喊他郭叔。郭增愷老家是河北省次安縣，也就是今天的廊坊市次安區(qū)，父母是很普通的農(nóng)民，但郭增愷卻讀過大學，本科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北平師范學校，985+211級別的。那年代那樣的家庭能讀大學，可見此人的智商、毅力和志向都超過普通人。

上大學期間，郭增愷熱衷于參加課外活動，具體是什么活動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他在這些活動中認識了周恩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17歲的郭增愷打了雞血一樣全程參與，事后被有關(guān)部門刑事拘留，放出來時他已被學校開除。郭增愷沒有消沉或躺平，通過給報紙寫稿子謀生，沒東西寫了就去北大哲學系、中文系蹭課，不斷提升認知水平和文化素養(yǎng)。

1924年10月，馮玉祥趁后方空虛倒戈發(fā)動“北京政變”，抓了自己的大領(lǐng)導(dǎo)曹錕，把溥儀一家老小從故宮趕走，然后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他的口號是“真愛民、不擾民”。郭增愷聽說軍隊的口號后，主動找到馮玉祥的軍部說要當兵。人事專員一看小伙子氣度不凡，翻了一下簡歷發(fā)現(xiàn)讀過大學會寫文章，就直接安排到總部上班。跟著馮玉祥的那幾年，郭增愷做過西北通訊社的社長，擔任過馮玉祥的秘書。

（楊虎城幕僚郭增愷）

1929年是中原大戰(zhàn)的前一年，馮玉祥壓力很大，畢竟對手是地表實力最強的蔣介石，為此決定建設(shè)好陜西這個大后方，既能給前線輸血，萬一敗了還能有個退路。經(jīng)過無數(shù)個不眠之夜的否定與自我否定，馮玉祥挑中了陜西蒲城起家的楊虎城，讓他帶著自己的隊伍鎮(zhèn)守陜西，為了協(xié)助楊虎城還寫介紹信把郭增愷送過去了。楊虎城是刀客出身，疑心重下手狠，郭增愷到西安后并沒被立刻重用，他經(jīng)歷了楊虎城長時間的試探、考察、測試，最后楊虎城認定郭增愷很靠譜，有知識有見識還有一腔熱血，任命他為“西安綏靖公署高級參議”，也就是楊虎城的幕僚。

馮老板需要的是錢和人，所以建設(shè)大后方的意思是發(fā)展經(jīng)濟和教育，這些都需要投錢，可是錢從哪兒搞呢？當然是哪里錢多就去哪里搞。所以楊虎城寫了介紹信，打發(fā)郭增愷去了南京，讓他搞定蔣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他既是財政部長又是中央銀行總裁，好比南京政府的財神爺，搞定了他也就搞定了錢。

馬云老師說過，能把領(lǐng)導(dǎo)交代的事情不聲不響地辦妥，這就是人才，比如郭增愷。在南京東奔西跑幾個月后，他就不卑不亢地坐在了宋子文的辦公桌對面。宋子文雖然長期被批為腐蝕中國的“四大家族”之一，但他抗日愛國同情革命這一點毋庸置疑。幾次交流下來，宋子文居然給郭增愷發(fā)了個聘書：國民政府西北經(jīng)濟處處長。這個身份帶給郭增愷的是一份工資，帶給陜西的是好幾筆開發(fā)建設(shè)的投資。

就是這樣一個有價值的人才，在1936年4月底的某一天突然消失了。家里人等不到他下班吃飯，找到綏靖公署說人不是回家了嗎？問來問去有人說被西北剿總喊過去就沒再回來，到剿總打聽門口保安說本單位沒這個人。楊虎城也很納悶，有事商量人不見了，于是動用自己的情報系統(tǒng)打聽，得到的消息說郭增愷已經(jīng)被綁起來押送南京了。

（最右側(cè)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

招呼不打就綁我的人！楊虎城很不高興，剛要打電話給剿總要人，沒想到剿總參謀長晏道剛自己找上門了，他進門后神情傲嬌，從兜里掏出一本小冊子遞給楊虎城。那是一本巴掌大的書，封面是兩個字：“活路”，這本冊子楊虎城也是第一次見到實物。晏道剛陰陽怪氣地說：這可是楊主任軍需處印的，請嚴加查辦；當年何應(yīng)欽在江西剿共的時候，身邊就有敵方臥底，軍事計劃被提前送到紅軍那里，部隊吃了大虧，楊主任可要吸取教訓啊。

楊虎城最煩被人教育，換句話說，楊虎城這種視陜西為自己地盤的人，最煩被一個上級空降的外來領(lǐng)導(dǎo)者教育。但是這次他控制住了情緒，因為《活路》是他同意印的，印之前他讀過原稿。估算時間，這東西剛印出來油墨都沒干透，就已經(jīng)被南京的特務(wù)搞到了手，他也是有點意外。楊虎城拿起來翻了翻，整體上比較簡單甚至粗糙，封面除了《活路》兩個字，還有殘缺不全的東三省地圖，通篇沒有任何署名和單位信息。

找楊虎城印《活路》的人是他的秘書長王菊人，楊虎城看過稿子后，就把事情交給自己的親信王惟之去辦，王惟之是軍需處處長，掌管軍需處的印刷廠。為了掩人耳目，王惟之挑選了跟他最熟的幾個工人，每天晚上印完官方報紙和公署內(nèi)部文件后，才開始印《活路》，凌晨一兩點動工，天不亮收工封存拉走，活干的滴水不漏，咋就被人發(fā)現(xiàn)了呢？

想到這里，楊虎城有點佩服眼前這些人的手段，不過他心里很清楚，這事跟郭增愷沒有半毛錢關(guān)系，抓他跟抓路邊賣肉夾饃的老吳沒什么區(qū)別。但是此刻楊虎城能做的，就是把冊子合起來扔到桌上，冷冷地對晏道剛說：這種反動材料我們十七路軍不會印，宴參謀長應(yīng)該去市面上調(diào)查。知道雜志來源的晏道剛兩眼噴火，心想咱們走著瞧。

（楊虎城首席秘書王菊人）

回到辦公室后，楊虎城喊來王菊人和王維之，告訴他倆立刻去做兩件事，第一件是把印刷廠清理一遍，任何有關(guān)《活路》的東西全部銷毀，一張紙片都不許留，剿總隨時可能搜查取證。第二件是掘地三尺也要查出來，到底是誰泄露了消息，我的地盤不能有這種人，更不能以后替剿總作證。

《活路》到底是一本什么材料，以至于驚動了南京呢？這個要從冊子的主編高崇民開始說起。我們可以提前透露一下，高崇民是張學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他對消滅日本收復(fù)東北著了魔一樣堅持，他編出來的刊物，里面寫了什么內(nèi)容，各位也不難猜到。

高崇民是遼寧省開原市人，1891年出生，比張學良大了9歲，他跟張學良認識是1928年。那一年遼寧省政府決定提高警察的五險一金，可是經(jīng)費來源不好解決，各單位都說有困難踢來踢去，最后干脆讓全省的生意人分攤。在坐辦公室那幫人的眼里，老百姓沒錢但生意人有錢，找有錢的人掏錢非常合理。因此這是一個沒經(jīng)過公開論證的草率決定，由一幫自私自利的官僚強加到商戶們頭上。

可是這些愚蠢的決策者不知道，從生意人身上收錢，他們一定要把這筆錢部分或全部轉(zhuǎn)嫁到生意上去，物價會因此上漲，銷量一定會下滑，商業(yè)活力肯定要降低。因此商戶們集體反對，其中帶頭的人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我們前文介紹過的企業(yè)家杜重遠，另一個是做老師的高崇民，十幾萬人的抗議和長時間的罷市活動，都是他倆組織的。

（張學良幕僚高崇民）

警察各種手段都用了，就是壓不下去，只好請代表到省政府面談，代表團的首席發(fā)言人是高崇民。省長秘書王德溥為難地說：這次是給警察提高待遇，警察廳長可是少帥的老師，你們這樣鬧太不給少帥面子了吧。高崇民聽完硬剛道：這種壓榨老百姓的扯淡政策，就是少帥自己定的，我們也一樣反對。

高崇民的話原封不動上報到了大帥府，張學良聽了會不會發(fā)脾氣呢？上報的人其實很壞，把得罪領(lǐng)導(dǎo)的話原封不動上報，等同于借刀殺人。張學良聽了是不高興，但他又覺得此人為民請命不顧生死是條漢子，好奇心就被勾起來了，于是派人請他到大帥府見面。倆人聊了啥無從考證，反正談完后張學良把省府官員訓了一頓，說那筆費用由政府撥款解決，高崇民當場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張學良的秘書。

東三省淪陷后，張學良也像三千萬東北人一樣四海為家，他出洋躲避千夫所指，回國帶著東北軍在江西、湖北“剿匪”，如今跋涉到陜西繼續(xù)做這件事。在這個過程中，他從沒有停止資助東北軍舊部的抗日活動，他以各種名義劃撥籌措的錢款物資，都是通過“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送到前線的，而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就是高崇民。

東北軍進駐陜西才幾個月，部隊連續(xù)的失敗和損失，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各種摩擦，張學良與楊虎城面和心不和的關(guān)系，都讓高崇民、杜重遠等人十分焦慮，作為最關(guān)心東北命運的那群人，實在看不得東北子弟消耗在陜北貧瘠的大山里，經(jīng)過多次商討開會，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以大西北為根據(jù)地，把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聯(lián)合起來，形成“三位一體”的局面，舉旗抗日打回東北。

（張學良和楊虎城會談蠟像）

所有沉浸在組織內(nèi)部宵衣旰食或勾心斗角的人，很難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因為他的目光困在辦公室那個方寸之地，所以這種讓人興奮的計劃，總是局外人最可能提出。高崇民等人對這個計劃的各種細節(jié)都做了深入思考和反復(fù)討論，最后形成了一份文件，眾人簽字后由高崇民和一個名叫孫達開的年輕黨員帶到西安，去說服張學良、楊虎城和雙方的軍隊接受它并實踐它，兩人抵達西安差不多是1936年的1月前后。

要讓幾十萬人聯(lián)合起來，這是一個復(fù)雜、龐大和冒險的超級工程，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任何一個小誤會都可能前功盡棄。這事當然要說服毛澤東、張學良、楊虎城這些高層人物，更需要說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各級軍官。換句話說，核心人物和主要人物在思想上不統(tǒng)一，這個事就辦不成。高崇民和孫達開到西安后，整天腳不沾地，天天約人見面，跟畢業(yè)班的老師一樣答疑解惑，嗓子都快冒煙了。

做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思想工作，其實不是最難的，因為任何地方實力派，其一切工作的核心都是自我存在與壯大，而不是替人賣命把自己消耗掉，“三位一體”符合他們的需求。但是各級軍官就不一樣了，跟對人飛黃騰達、跟錯人這輩子就完了，“三位一體”本質(zhì)上是違背南京的反叛行為，出了事大人物寫個檢查挨頓罵完事，但小人物面對的不是冰涼的手銬就是黑洞洞的槍口。所以中下層軍官的思想工作不到位，要么臨陣脫逃影響軍心，要么暗中告密毀了大局。

兩人商量后做了分工，高崇民負責高級軍官，孫達開負責中下層軍官，然后跑部隊下基層忙活了3個多月，進展并不理想，不是他們的說服能力不強，而是兩個人的精力、時間有限，于是他們決定提高效率，那就是把幾個月來演講、討論和答疑解惑的所有話術(shù)，編成一本書發(fā)到軍隊里，讓軍人們自己學習領(lǐng)悟。由于雜志內(nèi)容都是有關(guān)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前途命運的問題，所以取名“活路”，意思是只有“三位一體”兩軍才有活路，打內(nèi)戰(zhàn)是死路一條。

（《活路》小冊子封面）

《活路》第一期的主要內(nèi)容有6點：1、反對“攘外必先安內(nèi)”政策，南京政府打內(nèi)戰(zhàn)不打日本人；2、停止內(nèi)戰(zhàn)聯(lián)蘇聯(lián)共，“剿匪”是同時消耗東北軍和紅軍的陰謀；3、東北軍應(yīng)該做抗日先鋒，由張學良領(lǐng)導(dǎo)。4、東北軍、西北軍、紅軍大聯(lián)合形成“三位一體”，以陜甘寧青為根據(jù)地，聯(lián)合陜西跟河南的一部分。5、東北軍舉起抗日大旗，會得到全國人民尤其是東北人民的支持，經(jīng)費不難解決。6、整頓東北軍，培養(yǎng)抗日軍官，動員東北軍的抗日情緒。

定稿后送給張學良過目，張學良覺得內(nèi)容很好，但是屬于絕對的反動內(nèi)容，不能有署名也不能公開發(fā)行，只能秘密在軍隊內(nèi)部發(fā)放學習。得到大老板的支持后，高崇民開始著手設(shè)計和印刷。首先為了保密和隱藏方便，《活路》被設(shè)計成64開的尺寸，也就是A4紙的八分之一。設(shè)計好后找地方印刷，結(jié)果根本就找不到。當時西安僅有的幾家印刷廠被嚴格監(jiān)管，業(yè)務(wù)范圍以外的東西一概不能印，像《活路》這樣的東西沒人敢接，東北軍自己沒有印刷機，最后經(jīng)神秘人物指點，高崇民去找了楊虎城的秘書長王菊人。

1936年的王菊人是個已有10年黨齡的老黨員，看了《活路》的稿子后，立刻去找楊虎城。十七路軍的軍需處有個印刷廠，專門印制軍隊內(nèi)部文件和官方材料，王秘書找楊虎城比任何人都合適。楊虎城大致翻看了稿子，就知道這是東北軍那伙人弄的，他把心腹王維之喊來，囑咐他認真辦理。王維之是軍需處處長，住在雙仁府街一個三進的大院子，最里面住著貴客高崇民和孫達開。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高崇民去找王菊人，完全是王維之出的主意，他就是那個神秘人物。

王維之按照8000冊的預(yù)定數(shù)量，嚴格調(diào)配了紙張，每天夜里根據(jù)印數(shù)分配下去，一張也不多一張也不少，印完立刻封存，天亮前用自己的汽車拉到家里，交給高崇民處理；印刷工也是跟他多年的老下屬，出了泄密的事完全沒道理呀！張維之翻出了所有參與工人的檔案，一行一行查看他們的簡歷，終于發(fā)現(xiàn)了疑點：在他精挑細選的幾個工人里面，有兩人身份可疑，他倆多年前曾有警察局的工作經(jīng)歷。

（西安綏靖公署小黃樓）

原來這兩人除了是綏靖公署印刷工外，還有一個隱秘的身份：西北剿總情報處的線人，剿總情報處隸屬于南京軍統(tǒng)，它們滲透到楊虎城的印刷廠，也是心機夠深。話說兩名線人半夜干活的時候，出于職業(yè)本能覺得加印的東西有問題，于是第二天拿了等量的紙張換了一本出來，趁著抽煙的功夫靠著城墻讀了一遍，讀的那叫一個兩眼放光，于是塞到褲襠里帶了出來，第二天交給“藍衣社”西北站長江雄風。

查到兩個嫌疑人后，下一步就是逮捕和審訊。王維之告訴這兩人，火車站新到了幾臺印刷機需要搬回來。這兩人沒有任何懷疑，跳上卡車跟著就去了，卡車里放著繩索和枕木，還有幾名軍法處士兵假扮的搬運工?？ㄜ囬_出城門直接就去了軍法處的大牢，兩人被卸下來推了進去，抽了幾鞭子后，就什么都招了。

江雄風拿到《活路》后也是兩眼放光，楊虎城印這種東西讓他感到震驚，這本雜志將會帶給他的榮華富貴也讓他震驚。在憧憬和幻覺的刺激下，他大手一揮給兩個臥底每人獎勵60塊銀元。1936年的60塊銀元到底是多少錢？據(jù)有關(guān)資料記載，1936年西安的普通警察月工資9銀元，所以這倆人一次性領(lǐng)了半年的工資。

江雄風和晏道剛等人關(guān)起門來分析應(yīng)該抓誰？東西是軍需處印的，但王維之肯定是奉命行事，要抓的人是作者或主編。分析來分析去，就鎖定了高級參議郭增愷，首先他有文化很會寫，其次以前就做過編輯，再次對南京的政策一直不滿，最關(guān)鍵的是前不久他們截獲了一封郭增愷發(fā)給閻錫山的電報，電文里勸閻錫山組織華北抗日同盟，這不就跟《活路》的內(nèi)容對上了嗎！于是請示南京后派人把郭增愷騙到“剿總”，特快專遞連夜發(fā)往南京，不給楊虎城提人的機會。

（楊虎城止園別墅）

郭增愷屬于典型的“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稀里糊涂被塞進吉普車，稀里糊涂被送上火車，一路顛簸就到了南京的軍統(tǒng)大牢，幾撥人車輪戰(zhàn)審問，沒問出個所以然來，《活路》是什么郭增愷確實不知道，他只希望這些人給自己留條活路。連續(xù)審了3天沒結(jié)果，軍統(tǒng)告訴西安抓錯人了，晏道剛沒辦法，干脆攤牌了去找楊虎城。

再說那8000冊新鮮出爐的《活路》，早被高崇民等人運出了西安城，6000冊送到洛川王以哲軍部，按照軍銜高低發(fā)下去學習；2000冊運到宜川十七路軍駐地，由38軍軍長孫蔚如發(fā)給官兵學習。在楊虎城軍隊負責聯(lián)絡(luò)工作的人，從一個處長那里拿到了兩本直接送到陜北，毛澤東等人看過后，立刻讓人油印了一大堆，作為統(tǒng)戰(zhàn)資料讓大家學習。

事情敗露后，張學良和楊虎城高調(diào)下令，全軍徹查《活路》的來源，并嚴厲收繳和銷毀。這個命令當然被執(zhí)行了，但主要是做給剿總的人看，部分收繳的雜志又偷偷發(fā)回去了，這個事后來就不了了之。不過《活路》的巨大影響是顯而易見的，8個月后蔣介石被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90%以上的軍官都站在張學良和楊虎城這邊，多少都有《活路》的功勞。

話說那兩名臥底印刷工人挨了一頓打后，就被遺忘在軍法處的大牢里，軍統(tǒng)的人不能隨便殺，放了又便宜了他倆，因此一直吃牢飯到1937年3月末。當時東北軍已經(jīng)被肢解調(diào)往河南和安徽，十七路軍也大幅縮編改造，張學良被軟禁，楊虎城已經(jīng)賦閑在家，國軍將領(lǐng)顧祝同開進西安接管了綏靖公署，清理牢房時才把這哥倆放出來，他們站在東大街上，刺眼的陽光從城墻上照下來，一切恍如隔世。

而被冤枉的郭增愷就更傳奇了，當蔣介石被張學良扣押后，宋子文匆忙從香港趕回南京，特地到軍統(tǒng)監(jiān)獄把郭增愷保了出來，一起帶著來到西安勸楊虎城。事變結(jié)束后他又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抗戰(zhàn)爆發(fā)才重獲自由，解放后長期定居香港。1950年郭增愷在香港《熱風》雜志發(fā)文指責蔣介石在回憶錄里撒謊，張學良被迫托人給了他一筆不菲的封口費。

[參考資料]

1.丘琴/白競凡/高凌：《高崇民傳》.人民日報出版社.1991年10月.p35-52

2.高勁松/高凌：《高崇民全傳》.遼寧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第四章

3.楊瀚：《“特殊信使”郭增愷的傳奇經(jīng)歷》.縱橫.2007年第6期.

4.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西安事變資料選編 第2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年5月.p14-20

5.陳毓述：《試述“活路”事件及其對西安事變的影響》.綏化師專學報.1993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