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二婚四娃，工作停滯的女人被丈夫指責有“情緒管理問題”；女兒對她極盡不滿，搬走和親生父親（女人前夫）生活；丈夫面對她的憤怒，質(zhì)問與無助痛哭后提出離婚。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錯了，明明照顧孩子、犧牲事業(yè)、受盡委屈的那個人是自己。在與婚姻咨詢師的溝通中，她發(fā)現(xiàn)原來自己有問題——自己正在使用情緒暴力綁架親人，渴望被愛卻不懂得如何回應愛。最終，站在鏡子前，她給了自己一個擁抱，選擇與世界和解。

你愿意理解這樣一種敘事嗎？這是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上最“成功”的一部電影，包攬四項重要大獎，被業(yè)內(nèi)人士贊嘆“秒殺奧斯卡最佳影片《阿諾拉》”，是“女性主體性敘事的又一次升級”。這是本月初在國內(nèi)上映的挪威電影《愛的暫停鍵》。

電影劇照 圖源|豆瓣電影

這是一部以“自省”為主旨的電影，女主Maria在困境中掙扎著認清了自己的課題。但對于這種向內(nèi)尋求，自我調(diào)節(jié)的解困辦法，觀眾并不全都買賬。

“生孩子是原罪，不然女主也可以像那個混蛋男一樣拍拍屁股走人，而不是PUA自己獲得和解。”網(wǎng)友在豆瓣上給電影打出三星，留下評價。

“Maira的強勢固然令人不適，但應該看到她對家庭實實在在的付出和愛，Sigmund（丈夫）的冷漠才是包裹著無辜的惡，最該被批判和矯正。”

“最后強行自我勸解‘你很好，你擁有善良的心，你值得被愛’全都是空話�！�

觀眾對電影的質(zhì)疑聲讓我意識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對“主體性”十分敏感，對“內(nèi)省”十分應激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下，“與其精神內(nèi)耗自己，不如發(fā)瘋外耗別人”是被普遍信奉的處世哲學，而女主Maria偏偏經(jīng)歷了一個相反的過程——從“發(fā)瘋”一般的憤怒輸出，到向內(nèi)審視出自己深藏的不配得感。Maria的心路歷程到底是自我救贖，還是自我PUA？

在這個外耗當?shù)赖臅r代，正在努力走出規(guī)訓的女性們還需要反思與自省嗎？

“帶著期待去看，其實觀感不好�！庇^眾在小紅書上表達著自己的不滿。

《愛的暫停鍵》不是一部批判現(xiàn)實的電影，但它十分寫實。電影準確還原了女性的普遍困境——因為無法兼顧工作和育兒而崩潰，因為丈夫在二者之間擁有選擇權(quán)而憤怒不滿，因為父母的暴力式親情而應激。

電影中有一幕，Maria在經(jīng)歷了手忙腳亂的一天后看見了出差六周回家的丈夫，丈夫說酒店的床不舒服，沒休息好，她想起自己這一個多月里獨自面對的各種糟心事，對著丈夫陰陽道：是，在酒店睡覺一定非常難受，然后立馬拋出了孩子在學校惹事的消息，想讓丈夫因為錯過了子女的教育而自責。

在國內(nèi)觀眾，尤其是女性觀眾看來，Maria的精神狀態(tài)簡直和典型的“東亞母親”如出一轍——永遠忙碌、永遠憤怒、永遠委屈、永遠走在“發(fā)瘋”的邊緣。女性們總能在她身上看見自己，或者看見自己那個用關愛包裹著控制欲的母親，然后潸然淚下，發(fā)出“原來我不是一個人”的感慨。

如今，許多人都知道這些女性的“瘋”通常是被逼的。她們的處境反應了現(xiàn)實社會中制度與意識層面存在的性別問題，比如母職懲罰，比如喪偶式育兒。但電影似乎并不想把解決辦法落在外部，比如呼吁制度的完善，推動男性責任意識的提高，而是落在了女主個人身上，讓她自我覺察，通過自身的調(diào)整與改變走出困境——這也是觀眾感到“觀感不好”的主要原因。

用網(wǎng)友的吐槽來說，還以為前面鋪墊的女主在家庭職責、職場境遇、社會資源中遇到的困難，最終會引來外界的體諒或男主的醒悟，沒想到最后是“女主覺醒了”，而且覺醒的答案是“這段關系中原來是我做錯了不配”。

“Excuse me?還是溫情治愈救贖向的結(jié)局，算哪門子的回應了女性困境？”

在小紅書和豆瓣上，類似的質(zhì)疑聲很多。大家不滿意這種將困境歸因到Maria身上的敘事：面對親密關系，原生家庭和子女關系，明明都是她在努力尋找解決辦法，明明面對痛苦，解決問題的是女性，而電影卻通過如此視角將男性隱身，弱化了他們在婚姻與愛情關系中本應承擔的責任。

另一個讓觀眾感到“恨鐵不成鋼”的情節(jié)，是Maria在電影后半段的自我反思。在咨詢室里，婚姻咨詢師向Maira發(fā)出了一連串的靈魂叩問：

丈夫回家后擁抱你，你為什么要推開他，轉(zhuǎn)身離開呢？ —我不知道，我想讓他感到難過。

你為什么要讓他感到難過呢？他做了什么事？ —對，他離開了我們（指為期六周的出差）。

可是丈夫的離開經(jīng)過了你同意的吧？ —對。

你想讓他感到內(nèi)疚。 —對。

為什么？你為什么要讓他感到難過呢？ —……

對話發(fā)生后，Maria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行為與情緒中那部分隱藏起來的“無理取鬧”，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一直在刻意破壞家庭的和諧氛圍，以表達心中的不滿。而這份不滿的背后，是深藏的不配得感，不自洽，和與之相伴的恐懼——她認為自己配不上丈夫，需要通過不斷的指責，讓丈夫感覺離不開自己。

最后，Maria直言是自己離不開丈夫，但她尊重丈夫的選擇，也會努力過好只有自己的人生。

這種看起來脆弱，甚至處于下位者的姿態(tài)被許多觀眾詬病。觀眾們認為Maria的這種轉(zhuǎn)變是自我PUA的結(jié)果。他們不接受Maria就這樣把過錯攬在自己頭上，忽視了之前讓自己耿耿于懷的事實，即丈夫在婚姻中回避沖突與責任的行為。他們對此感到憤怒：“一個有四個小孩的女性，前夫不接小孩，現(xiàn)任不回家，銀行卡刷不出來，一堆家務事纏身，還得在現(xiàn)任回家的時候提供笑臉——這誰能做到啊我請問？”

觀眾對電影的不滿，甚至憤怒，來自一種失望，失望于影片精準捕捉了女性的普遍困境，贏得了女性的共鳴與代入，卻沒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出口或解決方案。

正如觀眾們所說，相比自我審視與自我救贖，我們期待從電影中獲得的，其實是一種更加強烈的反抗，或者更加“圓滿”的和解。我們想看到一種足以推動外界發(fā)生改變的影響力，而非Maria單方面的心理和行為變化，因為這看起來好像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有點背離她追求丈夫時展示出的強主體性，獨立自信的女性形象。不少網(wǎng)友認為Maria是一個沒從上一段婚姻中吸取教訓的“戀愛腦”，非要在一段段失敗的婚姻中重復著自己的錯誤——太相信愛情、太依賴男人、太輕易生育。

Maria最終在丈夫面前袒露了軟肋，還道了歉，這樣的結(jié)局讓觀眾感到不公平。

在小紅書上，網(wǎng)友Rea精準指出了這種不公平感的由來：女性在親密關系中太擅長反思了，明明不應該自己承受這種負擔——難道我們需要認清自己在親密關系中的不足，認清自己不會愛，乃至認清自己的深層心理本質(zhì)，才能夠離開一段親密關系嗎，這樣離開的門檻是不是太高了？像影片所暗示的，男性同樣為親密關系的失敗負責，卻“不擅長”自我反思和承認錯誤，我們?yōu)槭裁床荒芟衲行砸粯�，不舒服就要求分開，甚至逃避問題？

對女性反思與自省行為的應激式抵觸，對“自我”的極度追求——這不是個例，而是當下女性主義語境中的一種常見現(xiàn)象。

在一場辯論綜藝里，面對提問“怎么分辨我的審美是不是被規(guī)訓出來的？”辯手龐穎直呼“我認為女性太愛反思自己了。與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責結(jié)構(gòu)”，引起全場喝彩，相關視頻在b站獲得近140萬次觀看。

面對失戀、職業(yè)挫折、財務規(guī)劃等問題，當女性表達出自我反思的意圖，提問“我需要如何改變”時，網(wǎng)絡熱評通常會將問題一股腦地歸咎為“是男的不行”“是職場文化需要改變”“是消費主義陷阱”等當下流行的“原罪”。

今年八月，Taylor Swift宣布訂婚在網(wǎng)絡上引發(fā)“失望熱潮”。不少女性將婚姻視為最具有代表性的父權(quán)制產(chǎn)物，而Taylor，一個開創(chuàng)了“無孩愛貓女”這一反傳統(tǒng)婚姻制度的女性形象，身體力行對抗身材羞辱，反對父權(quán)制的女性主義精神領袖，突然訂婚了，仿佛是對過去獨立女性身份的一種背叛——那個與你并肩對抗父權(quán)制度的成功女人，竟然放棄了徹底的獨立，主動走進了父權(quán)為女性編織的牢籠中。

Taylor在時代巡演中展示自己的肌肉 圖源｜AP Photo/George Walker IV

一些粉絲對Taylor選擇訂婚的失望，與觀眾對電影的失望類似，不滿的是女性在性別“戰(zhàn)役”中反抗的不徹底、不完美、不極致。我們擔心一種有所妥協(xié)，有所示弱的反抗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逐漸消磨女性群體爭取權(quán)力的意志，在一再的妥協(xié)和自省中讓渡已經(jīng)爭取到的話語權(quán)，默許社會退回到倡導“女德”的舊敘事中去。

無論是對電影的爭論，還是對Taylor訂婚的態(tài)度，從類似的爭論中，我們能看見當下女性主義語境中存在的一種緊張感——許多人的心中都有一根繃緊的弦，它要求我們極度“自我”與“自信”，避免示弱，因為一旦承認自己的軟肋，比如自己需要成長，需要被愛（尤其是來自異性的愛），就有可能被父權(quán)體系利用，從而削弱我們長期以來對性別結(jié)構(gòu)性壓迫的批判。

這種激進并不新鮮。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就已出現(xiàn)，且成為了美國第二次婦女運動浪潮中各類觀點中的佼佼者。1969年，女權(quán)主義活動家Carol Hanisch提出“個人即政治”的口號，強調(diào)許多與性別有關的，看似私人的問題不應由個人解決，而應作為根源于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問題來被共同解決。1976年，Andrea Dworkin提出觀點“每一種社會形式的等級制和凌虐都以男性凌駕于女性的支配為典范”。如今我們對所謂主體性的極致追求，失望于Maria和Taylor對社會問題的“選擇性忽視”，與激進女權(quán)主義的這些觀點一脈相承。

但這種“激進”何以在今天作為一種現(xiàn)象而出現(xiàn)？一方面，這與女性主義話題高度娛樂化、話題化、流量化的現(xiàn)狀有關。在注意力經(jīng)濟時代，一個能夠激發(fā)情緒，引發(fā)討論與傳播的言論與收益直接掛鉤。相比于復雜，嚴謹?shù)难芯�，那些帶有爽感的，口號式的觀點更容易被看到，甚至成為“爆款”內(nèi)容，每一個傳播者都可能因此獲得流量，甚至間接獲得收益，如今脫口秀綜藝中越來越多的性別話題就是很好的證明。

當然，這并非批判激進女性主義觀點的表達，因為整個世界在性別議題上能做的都還有很多。以被普遍視為性別平等模范的北歐地區(qū)為例，只有挪威對公司董事會成員設定了具體的性別配額要求，盡管如此，坐到極高管理席位上的女性占比也少得可憐。還有研究顯示，在挪威，即使制度允許女性全職工作，女性也會出于家務負擔，伴侶支持等原因選擇兼職工作，以減輕壓力或沖突。這一研究結(jié)果也完美貼合了電影中Maria的處境與選擇。

北歐各國女性管理者占比 圖源 | SpencerStuart

另一方面，當我們對“自我”“自省”等概念高度敏感，奮力強調(diào)不滿與不公時，或許已經(jīng)陷入了和Maria一樣的境地——我們還未獲得足夠的安全感，看著虛構(gòu)角色重現(xiàn)我們熟悉的創(chuàng)傷情景也會感到應激，甚至將自己帶入了受害者視角，開始自我防御，自我保護。

這也體現(xiàn)了當下女性主義的另一困境——集體榜樣的缺席。我們?nèi)鄙僭诂F(xiàn)實的，影響力足夠大的女性主義榜樣。她們不是直接以“女性主義”本身盈利的個人，而是能夠圍繞女性主義持續(xù)發(fā)聲的公眾人物群體或生態(tài)。

如今，這些角色通常由明星、博主、學者等替代，但明星博主的言行與利益高度捆綁，學者的觀點缺乏深入淺出，貼合時代的解讀，無法實現(xiàn)足夠廣泛的大眾傳播。這導致我們始終在討論女性主義，卻始終無法沉淀出長期、穩(wěn)定、不斷積累的影響力。

也因為缺少現(xiàn)實榜樣，我們只能拼命向影視作品，向娛樂明星索要一個徹頭徹尾的“成功案例”，以證明自己對女性主義的堅持與戰(zhàn)斗是有用的，以撫平我們的深藏心底的不安與焦慮。

對于缺少現(xiàn)實榜樣這個困境，電影其實已經(jīng)給出了一個合理、且能夠?qū)崿F(xiàn)的解決方案：內(nèi)觀，自愛，自省。這并非一種妥協(xié)，反而是自我負責的體現(xiàn)——

原生家庭的改善與社會制度的進步都需要時間，當外界暫時無法向你提供幫助時，你是否能承接自己，拯救自己，還是要等到世界都好起來了，你才能跟著好起來呢？

參考資料：

• 北京日報：獲天壇獎四項大獎的《愛的暫停鍵》有多牛？周黎明：秒殺奧斯卡最佳影片《阿諾拉》
• bilibili@陳小姐的十五樓：當女性故事超脫受害者敘事，這部電影炸了
• Reading Feminist Theory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na Helg?y: What sustains feminized part-time work at the gender equality frontier? Evidence from a vignette experiment, Sage Journals
• Spencer Stuart: 2024 Nordic Board Index

//作者：Jacq

//編輯：吃不動餃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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