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愛因斯坦給朋友寫了一封信，其中談到中國古代科學問題，他認為中國古代是沒有系統(tǒng)的實驗科學思想以及方法論：

“西方科學的發(fā)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fā)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fā)現(xiàn)通過系統(tǒng)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是用不著驚奇的，做出這些發(fā)現(xiàn)是令人驚奇的”。

愛因斯坦下了結論之后，幾乎再也沒有學者懷疑，都不約而同的默認實驗科學理論源于西方。比如，清華大學的科學史系主任，專門研究科學史的學者，就曾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四大發(fā)明不屬于科學，甚至他認為“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xiàn)代科學?！?/p>

問題在于：愛因斯坦的論斷正不正確，中國古代到底有無科學呢？對此，戰(zhàn)國古書《墨經(jīng)》揭開謎團，推翻了愛因斯坦的論斷。

墨經(jīng)中的科學理論

在諸子百家中，最重視科學實踐的無疑是墨家，比如《墨經(jīng)》中記載了很多實驗記錄和對記錄的分析，“小孔成像”實驗，還有力學相關實驗等等，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實驗記錄。

過去認為墨經(jīng)中雖有科學記錄，但沒有科學理論，所以如今很多學者認為墨經(jīng)在科學理論上處于萌芽階段，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據(jù)此認為“不能把實驗科學理論歸功于中國人”。

那么，墨經(jīng)中到底有沒有科學理論呢？對此，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紀陽等揭開了其中的謎團，具體文章見中國科學報的《不服愛因斯坦的判斷，這位教授說中國實驗理論早西方2000年》，以下整理歸納三點：

首先，墨經(jīng)“貴義”篇中提到“以取驗名”，其中“名”為概念、“取”為實踐或科學實驗，因此意思是通過實踐驗證概念。顯然，這就是科學實驗的方法論。

其次，墨經(jīng)中多次提到“偏、去”，比如“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逼渲校凹妗睘檎w，“體”為部分。對此，上述紀陽將之稱為“偏去實驗法”。

墨家分析“兼”時，將各個“體”逐一去掉，去掉的稱為“偏體”，留下的叫“損體”。在“偏去”過程中，考察去掉“偏體”前后“兼”之性質(zhì)變化，分析“偏體”、“損體”等的對應關系，即墨經(jīng)中說“一與，一亡。不與，一在”。

紀陽教授以汽車為例，就是將車燈、車門等逐一去掉過程中，汽車還能不能稱之為“汽車”？至于在偏去過程中，何時不再能稱為“汽車”，這里肯定有一個“臨界點”，而墨經(jīng)中說“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其中“故”是事物本質(zhì)，“莫加少”就是臨界點。一旦偏去超過“莫加少”，汽車就不再是汽車了。

第三，墨經(jīng)中還有從現(xiàn)象中提煉特征進行系統(tǒng)歸類歸納的科學實驗理論，比如“有以同，類同也。歸類之難，說之在大小”等。其實，墨經(jīng)中的“光學八條”，顯然就是歸類法的成果。

除此之外，墨經(jīng)中還有實驗證偽理論，比如“假必悖，說在不然”。同時，根據(jù)偏去實驗法等來看，紀陽推測墨家可能還采用了規(guī)范化的實驗記錄方法來管理實驗記錄，否則必然會出現(xiàn)命名混亂等情況。

總之，通過對墨經(jīng)的整理分析，紀陽教授認為“墨子學說中已有完整實驗科學理論”。當然，即便墨經(jīng)中的實驗科學理論并不“完整”，但至少也可以說“較為完整”。

墨經(jīng)科學理論背后

除了實驗記錄之外，墨經(jīng)中還有“完整”或“較為完整”的實驗科學理論，這無疑顛覆了傳統(tǒng)認知，推翻了愛因斯坦的論斷，但背后的話題更值得思考，比如以下四點。

首先，愛因斯坦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化不了解而大放厥詞，得出一個錯誤的論斷，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一些“高級知識分子”，讀過很多書，卻武斷的得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結論，乃至得出中國不可能產(chǎn)生科學、科學只可能產(chǎn)生于西方等的結論，這就殊為可笑了。

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連活人的事情都沒做好，怎能先忙鬼的事情呢？道理一樣，很多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雖然讀了不少西方書籍，但連中國文化都沒搞清楚，中國經(jīng)典都沒讀幾本，然后就大言不慚的說中國文化不好，中國沒有科學之類，豈不荒唐！

其次，按照西方描述，17世紀培根提出“科學歸納法”，而培根也被認為是西方實驗科學理論的奠基人。但中國早在戰(zhàn)國時期，墨家就提出了完整的實驗科學理論，顯然要早于西方2000余年。

尤其詭異的是，培根只提出理論，但幾乎沒有做過任何科學實驗，更沒有什么科學發(fā)現(xiàn)，都不知道為何一個沒有做過任何科學實驗的人會侃侃而談科學方法。相比之下，墨家既有科學實驗記錄，也有科學理論，還有科學成果，科學素養(yǎng)遠勝培根和所謂古希臘眾賢。

第三，搞清楚墨經(jīng)中的科學方法理論和實踐，或許就能解釋為何戰(zhàn)國秦漢時中國科技發(fā)展的比較快，其中原因可能就與墨家或墨家方法論密切相關。

第四，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因為各種原因導致墨家未能完整傳承下來，但墨家的一些方法論也融入了儒家，或以其他方式傳承著，其中最典型的是格物致知，還有僧一行、沈括、蘇頌等的科學研究。因此，說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國沒有科學，顯然非常武斷、也很錯誤。

總之，雖然墨家這套科學方法沒能完整傳承下來，的確留下了很多遺憾，但不能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中國古代幾千年持續(xù)觀測天文、計算歷法等，怎能沒有科學），中國文化產(chǎn)生不了科學。外國學者或國內(nèi)普通人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之類云云，其實都可以理解，但國內(nèi)學者卻也這么說，就有些“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感覺了。

參考資料：《中國科學報：不服愛因斯坦的判斷，這位教授說中國實驗理論早西方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