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Vivian Maier ,October 31, 1954. New York, NY, VM1954W03413-05-MC

在現代社會的危機敘事中，聚光燈往往投向受害者和英雄。然而，那些身處危機邊緣的人，卻背負著一種更隱秘的創(chuàng)傷：幸存者內疚。我一次次的在咨詢中聽到過它的低語。

這種內疚，不只是因為“活了下來”而感到羞愧，它更是一種源于自責沒有盡職、沒有阻止最壞結果的道德重負。在當代，這種內疚被匿名且殘酷的網絡暴力所捕獲和放大，最終演變成一種致命的次生危機。

這種心理機制在專業(yè)精英、家庭角色和公共身份等各種群體和場景中，悄無聲息地發(fā)生。認識到它的隱秘機制，避免類似悲劇不再發(fā)生。是我在本文中想探討的。

1. 幸存者內疚：照護者角色困境

最近我在看英國災難專家 lucy 的回憶錄 「When the dusts settle」,她提到了丈夫 Tom 的幸存者內疚。

在2015年突尼斯蘇塞省海灘恐怖襲擊發(fā)生后，英國航空公司飛行員湯姆被選中執(zhí)行首批遣返航班。他負責將那些剛剛經歷生死、失去親人的幸存者和家屬帶回家。對他而言，這不僅僅是一項公務，更是對他的乘客們的“攻擊”——因為他曾將他們送往那個充滿危險的海灘。

湯姆渴望“圓滿完成任務”，以對抗那種不斷侵蝕他的職業(yè)性內疚：他本應是旅程的守護者，卻沒有能夠保護他們免受災難。這種情緒，促使他與他的危機顧問伴侶通宵達旦，字斟句酌地推敲向乘客宣讀的廣播稿，試圖用每一個詞句來彌補那份無法挽回的損失。

那天晚上回到家時，他疲憊不堪，身上帶著“飛機”的味道。那是汗水、重新加熱過的食物、尿液、金屬以及燃油蒸汽混合在一起產生的那種刺鼻氣味。但他卻很想傾訴些什么。

他覺得自己應該為那些游客被帶到海灘這件事負責，并且一直在反思：在把他們送回家之后，自己是否為他們及其家人盡了足夠的責任。

他感到一種“幸存者內疚感”。這種情緒在那些在災難事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卻只能從遠處觀察其后果的人中很常見。

其實這種情緒并不罕見。

2024年4月，河南周口的一起醫(yī)療悲劇引發(fā)了全國關注。產婦在醫(yī)院分娩，新生兒不幸夭折。主治醫(yī)生邵某，一位婦產科醫(yī)生，被悲痛的家屬推上了網絡輿論的風口浪尖。她作為“專業(yè)人士”的身份，使她天然地成為了所有對醫(yī)療系統(tǒng)不滿、對生命逝去恐懼的情緒泄洪口。

在遭遇鋪天蓋地的網絡暴力、個人信息被曝光、名譽被徹底污蔑后，邵醫(yī)生選擇了用自殺來結束這場圍獵。

還有一個我印象深刻的案例。

2023年6月，武漢一位孩子在校內被撞身亡。孩子的母親趕到現場處理善后，她精致妝容和得體著裝，被偷拍并迅速在網絡上傳播。她本該是受害者家屬，卻因“不符合”公眾對悲痛的刻板印象，被集體審判為“作秀”、“不愛孩子”。

這種對悲傷模式的標準化要求，將她對喪子的原始內疚放大為社會性的、不可饒恕的道德罪責。在巨大的社會排斥和孤立感中，這位母親從高處墜落，用自己的死亡來為自己的“清白”作證。

圖片：Vivian Maier ,MCUndated, VM19XXW03458-12-MC

2. 內疚：道德重負和網絡暴力

幸存者內疚的本質是一種認知失調：個體認為自己應該對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結果負責。這種心理在專業(yè)的、負有“拯救”或“保護”使命的角色中尤為常見，一旦與外部的道德審判結合，便會產生致命的破壞力。

第一種類型是職業(yè)性內疚：湯姆與邵醫(yī)生的雙重困境。

湯姆和邵醫(yī)生都背負著沉重的職業(yè)性內疚，但其誘因和后果有所不同。

湯姆機長的內疚源于“行動鏈的失敗”。

作為航班的執(zhí)行者，他的職責是將乘客安全運送。雖然恐怖襲擊是外部因素，但他仍感到自己參與了將他們帶到危險境地的過程。他必須通過執(zhí)行“遣返任務”來修復這份道德赤字。

這種內疚是可轉化、可引導的——他的危機顧問伴侶lucy通過賦予他有意義的“終結任務”（宣讀簡報），幫助他將內疚導向了服務的使命。

邵醫(yī)生的內疚則是“專業(yè)失敗的放大”。

在醫(yī)療事故中，醫(yī)生首先承受的是對自己技術和判斷力的自責。而網絡暴力則將這種專業(yè)上的遺憾，強行扭曲為道德上的缺陷。網友的攻擊剝奪了她作為“盡職醫(yī)生”的身份，將她格式化為“兇手”。

當個體的自我拷問（“我是不是不夠好”）與社會的集體指控（“你就是壞人”）完全重合時，個體就失去心理上的生存空間，導致了徹底的身份崩潰和意義喪失。

第二種類型是社會性內疚：武漢母親的社會性死亡。這是幸存者內疚最殘酷的變體：被社會強加的內疚

這一方面體現了“完美受害者”的陷阱。

社會輿論要求受害者家屬必須以一種特定的、可見的方式（衣衫襤褸、痛哭流涕、呼天喊地）來表達悲傷。這位母親“精致妝容”挑戰(zhàn)了這種道德格式化，因此被視為一種不真誠、甚至是侮辱死者的行為。

另一方面是內疚的疊加與毒化。

母親對未能保護孩子的原始內疚，被網絡暴力瞬間放大。每一次“作秀”的指控，都像是為她原有的自責又添了一塊沉重的磚。外部的否定剝奪了她作為受害者家屬應得的同情權和支持權。

在巨大的道德圍獵之下，她經歷了社會性死亡，最終選擇了用生理性死亡來終結這份無解的痛苦。

這三個案例共同指向一個結論：當代危機管理最大的挑戰(zhàn)，不僅僅是控制災難本身，而是如何保護個體免于被道德和網絡暴力的次生災害所吞噬。

圖片：Vivian Maier ,March 1954. New York, NY

3. 走出陰影：緩解幸存者內疚的干預清單

要有效緩解幸存者內疚，必須從社會、組織、家庭和個人四個層面進行系統(tǒng)性的干預，將焦點從“審判”轉向“修復”。

首先是社會層面：重建倫理防線。

• 廢除“完美受害者”敘事：媒體和公眾必須意識到悲傷是復雜的、多樣的。任何對受害者或其家屬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的行為，都是在制造次生災害。

• 將網暴等同于真實的物理暴力行為進行懲處：執(zhí)法和網絡平臺必須明確將針對個體的、基于情緒的、導致身份污名化的網絡攻擊，視為與肢體暴力同等嚴重的公共危險行為。

• 推動媒體倫理自律：限制媒體和自媒體對非核心要素（如妝容、穿著、私生活）的過度關注和渲染，將公共討論引導回事件的本質。

組織（醫(yī)院、航空公司、學校）是保護員工和相關的最后一道防線。

• 結構化“去角色化”：對于像湯姆、邵醫(yī)生這類承擔核心專業(yè)責任的員工，危機后應立即啟動強制性的專業(yè)解壓。正式的組織聲明必須確認：“在當時可用的資源下，你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边@切斷了員工“組織認為我失敗了”的恐懼。

• 賦予有意義的使命和行動：將個體的內疚感轉化為有形的貢獻。允許并鼓勵他們參與善后、參與安全流程改進或以遇難者名義建立紀念基金。例如，讓邵醫(yī)生的同行以她的專業(yè)精神為名，建立反網絡暴力的醫(yī)護人員安全流程。

• 建立“反網暴”防火墻：在輿論開始攻擊個體時，組織必須在第一時間發(fā)布官方聲明，明確肯定員工的專業(yè)操守和奉獻精神，并采取法律手段保護其隱私和名譽。跟員工站在一起。

• 家庭：創(chuàng)造非評判的安全港：伴侶和親人必須為幸存者提供一個完全非評判、接納所有情緒的空間。像湯姆的伴侶那樣，耐心傾聽他帶著“飛機氣味”的疲憊傾訴，是釋放內疚的關鍵。

• 個人：心理邊界重塑：心理干預的核心是幫助個體重新定義責任的邊界。將“我是導致結果的原因”修正為“我是盡力而為的人”，將焦點從“未竟的責任”轉向“已完成的努力”。

我總結為 9 條清單。

幸存者內疚是文明世界為生命設立的最后一條道德防線。

當我們學會保護那些在危機中竭盡全力的人，我們才能確保，悲劇的終點不會是又一個無辜者的沉默。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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