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上有這么一種觀點，魏忠賢放開海禁并用海稅增益朝廷，而崇禎在站隊海商的官紳忽悠下，主動禁海放棄了每年數(shù)百萬兩銀子的進項，導致明廷度支愈發(fā)困難。這到底是造謠，還是史實？

首先，在天啟朝明廷就在間歇性地執(zhí)行禁海政策。

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zhuǎn)為商，市禁則商轉(zhuǎn)為寇。始之禁商，后之禁寇，禁之愈嚴而寇愈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 …
《虔臺倭纂》

受累于海寇海匪的壓力，以及為禁海而付出的高昂成本。從隆慶朝開始，明廷部分解除了海禁。但幅度并不大，只開放了福建、廣東兩處市舶司（也不許與日本通商貿(mào)易）。

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明廷未正確認識海稅的潛力，故而經(jīng)營海貿(mào)的動力不足；第二，明朝海上軍備不足，難以在相關(guān)海域?qū)嵤┯行Ч苤?；第三，受第二個原因的影響，明廷仍將“海禁”視為對付?？?、海匪的重要手段。

天啟四年，因紅夷（荷蘭殖民者）騷擾閩中，在福建巡撫南居益的奏請下，明廷實施了近一年的海禁。天啟七年，福建新冒出個（王清）海匪團伙，因恐波及浙江，巡撫潘汝禎再次奏請禁海。在閹黨內(nèi)閣和天啟的授意下，東南復禁以待?；纪Ｏ⒑笤匍_。

所以，崇禎朝初的海禁也只是在延續(xù)天啟朝的政令。原本崇禎朝廷也沒打算禁多久，計劃到崇禎二年重新開海，“俟崇禎二年賊平，另議開禁”。只是愿望美好，現(xiàn)實殘酷。

到崇禎二年春，不僅王清團伙未被打壓下去，鄭芝龍團伙也開始在閩浙沿海劫掠。當年四月在浙江巡撫張延登的奏請下，皇帝下旨嚴格禁海，“崇禎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圣旨：嚴防商漁船只，以清海禁。著浙、閩該撫通行申飭。”

所以崇禎朝初的禁海不僅是延續(xù)天啟朝的政令，還和天啟朝廷一樣的思路，希望通過禁海來壓制、對付?？芎秃７恕５沁@波禁海效果很差，舊的海匪團伙沒滅，新的團伙如雨后春筍一般不停冒出來，因此朝廷又起“市禁則商轉(zhuǎn)為寇”之聲。

崇禎三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梁廷棟上疏皇帝（其奏疏附于文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細看），解釋了東南海匪頻生的基礎(chǔ)原因，“閩地瘠民貧，生計半資于?！?。百姓因貧而入海，禁海只會讓海匪越來越多，所以堵不如疏。放開海禁不僅能讓百姓下海獲利得衣食，還能降低朝廷征剿海匪的成本、增加稅收等等。

當月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上呈的《陳閩海剿滅機宜六款》中，也強調(diào)放開海禁不僅利民，也利于削弱、征剿海匪。由于戶部尚書畢自嚴在題覆（代表本部給出意見）中，認為開海時機未到（應當平息?；己笤匍_海），貿(mào)然放開只會更利?？芄唇Y(jié)奸民。

本就舉棋不定的崇禎遂下旨禁海政策不變，“（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圣旨：這開洋通商事宜，該部既稱不便，著照常禁飭該衙門知道”。

到了崇禎四年七月，隨著?？芾羁妗㈢姳蟮葓F伙的覆滅，開海之議再興。如福建巡撫熊文燦、南京工部右侍郎的何喬遠等官員上疏朝廷，奏請放開海禁。當然也有堅持海禁的，如蘇松巡按林棟隆 ……

至崇禎六年初，經(jīng)廷議后崇禎和明廷最終決定再次放開海禁。但根據(jù)海澄、泉州等地縣（府）志的記錄，因海患嚴重這次開海效果不佳（很多商民怕被劫掠而不敢出海）。

直到崇禎八年，鄭芝龍集團趕走紅夷、消滅大?？軇⑾銏F伙，獨霸東南海域后，海上商路才重歸繁榮?！?strong>適紅夷犯泉、漳，芝龍焚其舟，夷驚遁。劉香等寇粵東，芝龍以舟師追擊，盡殲其眾。櫻遂開洋禁，與貧民貿(mào)易。由是，海氛悉靖（《泉州府志》）”。

注：鄭芝龍集團在崇禎三年正式接受明廷招安，鄭芝龍被明廷授以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一職。

崇禎十一年，工科給事中傅元初上奏稱，朝廷不應當太多干涉海貿(mào)（交易港口和地域等）。因為即便限制了，商民也會勾結(jié)海匪偷偷貿(mào)易，而放開不僅擴大惠民面，還能增加稅收。明廷接受了此建議，傳旨福建進一步放開海禁 … 此后直至明亡，未再重申海禁。

綜上可以看出，天啟和崇禎兩朝，既有官員反對海禁，也有官員呼吁放開海禁。兩朝也確實執(zhí)行過禁海政策，但也實際放開過海禁。根本不存在什么魏忠賢和閹黨主張放開海禁，東林受海商之托要求禁海 ……

海禁放開與否，朝廷和皇帝更多是以“海況”來決定。?？?、海匪鬧得兇就禁，消除這些禍患之后就會逐步放開。

最后，再簡單聊聊明末的海貿(mào)稅收到底有多少（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萬歷會計錄》和《度支奏議》）。

從“隆慶開關(guān)”起，福建地區(qū)的海稅額從最初的三千多兩，增加到萬歷初年的一萬余兩，萬歷十三年達到峰值二萬余兩。其后萬歷二十七年，神宗派遣宦官高寀至福建征收礦稅兼征市舶司稅課。在“礦稅”的疊加下，福建“海稅”定額增高到27000兩。

注：萬歷朝的礦稅使基本就沒有真開礦的，他們眼里的“礦”不是地方的大稅目，就是各地無權(quán)地主富戶。

至萬歷四十一年在福建地方官員不斷奏請議減下，神宗最終同意將福建海稅定額下調(diào)到23400兩。天啟、崇禎兩朝福建實征的海稅均未超過此數(shù)，也全留在福建地方作為軍餉（主要是防范海匪）。

萬歷二十七年，神宗派內(nèi)官李鳳至廣東開礦兼征海稅。按照《廣東稅役全書》的記錄，廣東的海稅最初被定額為26000兩，“夷舶餉原額銀二萬六千兩”。由于一直無法征齊，萬歷三十四年，神宗同意將定額下調(diào)至22000兩。

廣東的海稅全數(shù)運抵京師，一半入工部助工（修三大殿），一半入皇帝內(nèi)帑。萬歷駕崩后廢止了礦榷二稅，原入內(nèi)帑的那一半海稅就留在廣東地方府庫作為軍餉使用。天啟、崇禎二朝的征收數(shù)額，使用方式也是如此。

明末海稅之所以這么低，主要原因是明朝沒有相應的會計知識、能力和技術(shù)人員，無法依照商品交易貨值按比例抽稅（類現(xiàn)代關(guān)稅），將海貿(mào)稅種全部弄成了定額稅（船引、水餉、陸?zhàn)A）。

主動將海稅與貿(mào)易額割裂，再加上當時海貿(mào)的船舶量遠沒有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大（相較于宋元差一個數(shù)量級）。因此，海稅寥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所以所謂的崇禎、明廷放棄了每年幾百萬海稅，純屬穿越小說的幻想設(shè)定。

編者附錄：

兵部尚書梁廷棟等上言：閩寇之起也有二，其猖獗有四，其蔓延而不可撲滅也有二，請言其起。

閩地瘠民貧，生計半資于海，漳、泉尤甚，故揚航蔽海，上及浙、直，下及兩粵，貿(mào)遷化居，惟海是藉。自紅彝據(jù)彭湖而商販不行，米日益貴，無賴之徒始有下海從彝者。如楊六、楊七、鄭芝龍、李魁奇、鐘六諸賊皆是此賊起之一。

閩之土既不足養(yǎng)民，民之富者懷資販洋，如呂宋、占城、大、小西洋等處，歲取數(shù)分之息，貧者為其篙師長年，歲可得二、三十金。春夏東南風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余萬計。自紅彝內(nèi)據(jù)，海船不行，奸徒闌出，海禁益嚴，向十余萬待哺之眾，遂不能忍饑就斃，篙師長年，今盡移其技為賊用，此賊起之二。

其猖獗也，承平日久武備全弛，兵船非不大造、小造，汛地亦有春防、秋防，而篷不可揚風，船不可破浪，涂人像卒，子虛烏有，有警惟恃欺掩，而賊始大肆無忌，此猖獗之一。

賊外附紅彝，于是楊六、楊七撫矣。楊六、楊七撫，而余黨仍歸鄭芝龍，至芝龍則所資者皆彝艦，所用者皆彝砲，連舟至數(shù)十百艘，又能不妄淫殺、不妄焚掠，以假竊仁義之名，故附之遂以日眾，此猖獗之二。

芝龍起，楊六、楊七逃，李魁奇、鐘六皆其徒黨，兵船、民船悉被焚掠，而海盡賊矣。在芝龍實無一日忘撫地方，士民苦賊亦群上書，撫、按代芝龍求撫，蓋芝龍雖少殺掠，然海絕營運地，值旱饑，漳、泉之民死亡已逾十三，積敝之后，振刷為艱，殘破之余，收拾不易，故不得不出于撫，此猖獗之三。

芝龍既撫，當事者若能推誠待之，藉其人船器砲，以剿捕余黨，歸正者稍為安緝，則賊早平矣。無如因其既撫，而易視之。且有所挾以苛求焉。責之以剿捕，蘄之以月餉，苦之以點閱，李魁奇遂刼其人船器砲，以復叛，而漳泉之焚殺無虛日矣，此猖獗之四。

新?lián)嶂芸嘤谖姆ㄖ竭^，與貪弁勢豪之索勒憤懣已極，魁奇乘之意在敗撫以殺芝龍，而以身要撫，如芝龍昔日圖楊六、楊七之故智，故一鬨于廣東之電白，而副將陳拱之舡二百被焚，再鬨于興化之吉了，而金富廉貢王猷之舡二百亦燼，芝龍乃自里餱糧，備器用之閩之粵日與尋殺，然而兵寡力卑，悉被挫衄，此蔓延而不可撲滅之一。

今春芝龍結(jié)鐘六共圖魁奇鐘，鐘六亦令其伙棲竹來約芝龍，在鐘六只欲自鄭圖李剪其所忌，而無意于撫。在芝龍只欲藉種收李先孤其援以待后舉，在地方當事祗束手旁觀幸漁人之收耳。迨魁奇既獲鐘，遂有其人眾舡器，其勢益張，而防芝龍且益密，擁眾海上，藉名要賞，實不欲撫。若能許以維新題授一職，以羈縻之，多方招來以解散其黨，鐘六即狡，無能為也。廼計不出此，坐視掠殺以去，今且揚航入浙之沙，淫歸而縱兵搶掠矣，此蔓延而不可撲滅之二。

然而臣謂賊不難平也，其策有四。

惟在攜其黨，散其眾，樹其敵與其生而已。何謂攜其黨，今日之鐘六斷無赦理，能得空名部札數(shù)道，陰誘其伙棲竹、瑞云等賊，許以擒鐘自贖，且準實授官職，而更授策芝龍，以合圖之，鐘六之首可旦夕致麾下矣。何謂散其眾，賊之受撫也，其伙動以萬計，其驁不肎安于無事者大約十余耳，楊六、楊七撫，而此輩歸芝龍，芝龍撫而此輩歸魁奇，魁奇擒而此輩仍歸鐘六，即異日鐘六擒，棲竹瑞云撫，此輩又將引領(lǐng)他屬矣。

非其人喜亂，亦勢逼之而然。蓋其人欲散，而歸農(nóng)則不勝鄰里之側(cè)目，欲聚而為兵，則不勝文法之徵求，兵之餉不得領(lǐng)，而賊之名不可易，惟有終其身歸賊而已。若肎寬之一面，而調(diào)之別處，或防登萊，或防旅順，即身備安家、行糧，亦其至愿，此皆地方官紳所詳知，第莫為申請耳。如昔年撫賊袁進，以防登行而安靜無變，是其騐也。此數(shù)千驁之賊一去，而余伙無能為矣。何謂樹其敵，民被賊久，亦既人自為戰(zhàn)家，自為守矣。所苦者，鄉(xiāng)兵得賊官兵掠以為功，不惟攘其功，且問賊之筐篋。

或所獲者巨室戚屬，勢豪僕役，則又誣以擒殺平民，于是地方不患賊而患兵，不苦賊而苦官、苦豪，若部署鄉(xiāng)民多懸賞格，移養(yǎng)兵之金錢，出空銜之部札，能率百人以上擒賊自効者，即與一札，累功百余，即準實授員缺，生員人等或能糾眾殺賊，累功百余者，附準廩廩，準貢吏典，準咨部聽，選得賊資器悉賞其人，官不得問，則人人皆兵，人人皆將，有兵之賞，無兵之費。又令粵鎮(zhèn)移駐惠、潮，以抑賊之下流，浙鎮(zhèn)移駐沙、埕，以制賊之上游，而一切以鄉(xiāng)兵懸格之法行之，則敵之者眾，而賊不足破矣。

何謂與其生，夫一日不再食，雖父母不能謝其子，即設(shè)法解散、擒捕，只可以已既亂之賊，不可以已將來之賊，旋撲亦恐旋起耳。不如乘此紅彝警息，稍寬海禁，給引出洋，使十余萬之眾皆得有所衣食，如神廟末年，海舶千計，漳、泉頗稱富饒，其時即令之為賊，亦所不屑，何至有今日之亂乎？況海舶既出，又得藉其稅入，以造舡養(yǎng)兵，禆益地方不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