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五年六月憑借“六君子之獄”，閹黨成功扳倒東林并掌控朝堂。為大明江山和皇帝計，總攬前朝大權的魏忠賢以及閹黨是否如一些朋友設想的那樣，積極拓展以及征收商稅呢？

自天啟四年，紅夷（荷蘭殖民者）強占澎湖并襲擾彰、泉二府，福建被迫募兵加餉以加強海防。福建布政司西庫原有存銀37萬兩，調(diào)用18萬兩后福建巡撫南居益覺得這是涸澤而漁，得開源。

天啟五年八月，南居益奏請朝廷重啟萬歷朝在福建設置的十二處榷關，額征稅銀23412兩（每年），以充新兵糧餉。雖然九月，南居益被扣依附東林的帽子“削籍為民”，但他的這項提議倒是被朝廷批準了。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朱欽相言：近奉明旨，停止榷稅，此浩蕩皇仁，臣子敢不仰體 … 其收過閩安等稅銀四千余兩，仍著解進，以助大工。
福建巡撫朱欽相言：該省西庫貯銀三十七萬除剿夷開除外，尚有實銀一十九萬三千余兩。上命盡數(shù)解進，不必存留。
《明熹宗實錄·卷七十六》

只是好景不長，天啟六年五月在閹黨核心之一崔呈秀的推動下，熹宗下旨全面“停止榷稅”。此時福建方面榷稅只征得4000余兩，而且全部被挪用“以助大工（重修三大殿）”。

這還沒完，南居益奏請開源時自報福建還余白銀19萬兩，這些存銀自然也得一并薅走。逼得兵部尚書馮嘉會三連追問，“行伍從何充實？器械從何置辦？船只從何增添？”魏公公和閹黨的答復是，不予回復。

天啟二年遼餉加派后，時任廣西巡撫（天啟四年升兩廣總督）的何士晉（東林點將錄里的“地佐星”），因感遼餉攤?cè)胩锂€難征，他就換了個征收方法。這個方法就是一些朋友贊譽九千歲的“功績” -- 向富商、官紳征稅。

通過細查以及開征各種商稅，何士晉在兩年多的時間里為廣西湊得五年遼餉（年額60900兩）、廣東湊得近三年遼餉（年額231178兩）。以致兩廣地區(qū)，“民間竟不知有加派之苦”。

不過閹黨豈會放過東林。天啟五年四月工科給事中虞廷陛發(fā)起彈劾，除了黨護王之宷和挑釁宮闈，還有個罪名 --“輕請榷稅以抵加派，合屬騷然”。最終熹宗朱批，“何士晉挑釁宮闈，增稅擾民，著革職為民，追奪誥命”。

天啟六年十月，御史梁夢環(huán)又彈劾何士晉在兩廣期間恐嚇勒索澳夷（葡萄牙殖民者）、加派商稅搞得民不聊生、貪墨了近四十萬兩稅銀等等。不用查、不用審，這必是事實。朝廷傳旨江蘇追贓，“俱著彼處撫按照厚參數(shù)目提問追贓，解助大工”。

注：梁夢環(huán)的另一個著名彈劾案，是彈劾熊廷弼在經(jīng)略任上貪墨了百萬兩餉銀。朝廷也是不查不審，直接要求湖北地方官府追贓以助大工，熊廷弼的長子也因此死于獄中。

至于何士晉在兩廣設定的相關商稅，一心為“商民請命”的魏公公和閹黨，自然是全部予以革除了，兩廣的遼餉也改歸田畝。

以上兩案，在明廷帶起了一股新風氣，以征商致商民困頓而為民請命，奏請減免某某地方的商稅稅目。下面簡單羅列一些：

天啟六年四月，監(jiān)察御史田景新奏請減免盧溝橋等處工關（對過卡竹木炭抽稅）征收的煤稅（每年近萬兩）。朝廷下旨，“其蘆溝等五處煤稅準免征”。

天啟六年十月，鎮(zhèn)守山海太監(jiān)陶文奏報，關外潘家口、桃林界、嶺冷口等處設卡抽木稅等不合理（年計四千兩左右）。朝廷下旨，“著盡行蠲免，以彰朝廷恤商德意”。

天啟七年正月，應陜西巡按莊謙的奏請，免除了潼關、咸陽的商稅。

天啟七年五月，浙直一帶商人請求朝廷允許他們?yōu)槲褐屹t，“捐資建坊，以彰仁化”。原因是，“鄚州藥王廟商稅蒙廠臣奏免”。

天啟七年七月，陜西巡按莊謙奏請朝廷為魏公公建祠，以表彰“其于勞苦窮商蠲免寬恤亦不下數(shù)百千萬”的功德 ……

除此之外，一些人總喜歡非黑即白的認為，東林代表東南海商主張禁海以獨占海貿(mào)收益，而魏公公和閹黨則積極開禁以向富商征（海）稅，下面就是個典型反例。

天啟七年三月，因福建新冒出個海匪（王清）團伙，浙江巡撫潘汝禎奏請朝廷，“閩、浙比鄰。忽有閩人王清等駕巨舟稱閩省義兵，聯(lián)舟越境，恐其假托橫行防賊者，即自為賊，伏乞申嚴海禁”。

潘汝禎不僅不是東林，還是給魏忠賢立生祠的首創(chuàng)者。而控制朝廷的閹黨給予潘汝禎的答復是，“浙、閩俱頻海鄰倭，向慮奸民勾引，各厲禁船只不許往來”。所以誰在主張禁海，誰東林誰閹黨？

綜上可以看出，魏忠賢以及閹黨并不怎么將商稅視為朝廷開源增收的新稅基，更多把它作為攻擊政敵以及為自己招攬名望的工具。

為什么九千歲和閹黨不看重商稅呢？不是錢對于魏公公和閹黨不重要，他們的重要政治樣板工程 --“大工”，就一直困擾于資金匱乏。除了缺乏相應財稅知識、技能，認識不到商稅的潛力之外，還因為魏公公和閹黨發(fā)現(xiàn)了個撈錢更快的方法。

明朝的稅賦大體可分為兩部分，起運和留存。“起運”是運送給朝廷的稅銀（物），“留存”是指留在地方府庫的稅銀（物）。

地方官府留存的目的，除了降低運輸成本（特別是實物稅時期）和應對地方官府的日常行政開銷，還有個重要的作用是備災和備兵餉。比如王守仁能迅速平定寧王之亂，除了他的個人能力，地方留有應急的兵餉銀也是關鍵，不然他快速召集軍隊和出征呢？

而各地府庫的留存，就是魏公公眼里的銀礦，比如前文說述的福建布政司西庫存銀。

天啟五年七月，崔呈秀奏請抽調(diào)遵化府庫的“保、河民兵銀數(shù)萬兩”以及鎮(zhèn)江府備倭銀數(shù)十萬兩，以助大工。

天啟五年十月，朝廷傳旨“兩淮、浙、直、河東運司”以及各巡鹽御史，搜括余鹽銀（留存地方的鹽稅），以助大工。

天啟五年十一月，因大工告匱，朝廷要求兵部從班軍銀里調(diào)十一萬兩應急。兵部奏報各地應付班軍銀尚未如數(shù)解到京師，但皇帝仍嚴令兵部，次年正月前支付十一萬兩。

注：為加強各地明軍戰(zhàn)斗力，從永樂朝開始明廷要求指定地域的衛(wèi)所每年組織兵馬入京操練，即“班軍”。班軍在京期間的消耗，由各地方自籌并提前解送兵部。

天啟五年十二月，同樣是因大工告匱，朝廷傳旨贛州、徐州兩府分別解送三萬兩入官銀和四萬兩軍便銀。同時傳旨各地巡撫清查當?shù)馗畮?，將暫時不用的存銀解送入京。

天啟六年四月弄了波大的，總計搜刮了150余萬兩。來源于各鹽運司歷年積累的募兵銀、挖河銀、節(jié)余銀、加派銀等八十萬兩；南京太仆寺馬價銀26萬兩、南京戶部存銀7萬兩；江浙十四府寄存于應天府庫的結(jié)余銀10萬兩、備倭銀30萬兩（這部分主要是揚州、鎮(zhèn)江、安慶三府）……

天啟七年三月，在三吳地區(qū)江賊海盜紛紛嘯聚的情況下，朝廷又從應天府征調(diào)了海防協(xié)濟銀11.84萬兩 ……

天啟七年四月，“敕催解各省直捐助、搜括等銀二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有奇，勒限解部”……

最終魏忠賢和閹黨以688.75萬兩的造價完成了三大殿的重建（沒算萬歷朝征木以及之前完工的三門費用，而且建筑規(guī)模也比初始小了一半多），但不少地方的府庫也被掏得一干二凈。

所以崇禎朝初，朱由檢和明廷，眼睜睜看著流民起義呈燎原之勢并蔓延整個西北，這就不僅僅是他們運氣和能力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