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仇姚瑤

清末民初，社會動蕩不安，金融秩序混亂，致使中國金融業(yè)風潮迭起，波譎云詭。筆者摘錄了北洋政府時期“京鈔”、“江鈔”兩大銀行風潮的史實記錄，并對這兩次波及大片銀行的重大事件進行了思考。

01

“京鈔”風潮

護國運動時期的云南護國軍

辛亥革命后， 袁世凱鎮(zhèn)壓了“二次革命”，撕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獨裁統(tǒng)治，又于1915年5月接受日本“二十一條”準備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復辟帝制。袁為籌備登基大典，花費超過2000萬元，而云南于此時爆發(fā)了護國討袁運動致使袁世凱北洋軍軍費激增，國庫開支陡然窘迫。

隨著護國運動迅速發(fā)展，聲勢壯大，各帝國主義看到袁逐漸失勢便拒絕經濟支援。袁為了鎮(zhèn)壓反抗籌措軍餉，不得不向中國、交通兩行借墊資金。其于1915年10月底發(fā)表申令，命中、交兩行“共負責任，協(xié)力圖功”以“調護金融，更新財政”。兩行成了北洋政府外庫，濫發(fā)鈔票，交行為政府墊支費用達4600萬，中行亦有2000余萬之多，大量現(xiàn)金被抽調，準備金日漸空虛。1916年4到5月，京、津、滬三地爆發(fā)了中、交兩行存戶提取存款和擠兌鈔票的風潮。段祺瑞政府無奈之下于同年5月12日通令兩行庫存鈔票不予兌現(xiàn)，存款不準付款，隨即蔓延全國。這便是近代史上的“京鈔”風潮。

1920年財政部發(fā)行的十元國庫券，由中、交兩行代發(fā)

京鈔停兌后，人們紛紛拋出紙幣搶購商品，物價上漲，市場混亂，投機盛行。而交通部礙于其修筑和經營多是借洋債進行，必須不斷以現(xiàn)金償還債息，依舊下令所屬鐵路搭收現(xiàn)銀，停收紙幣。海關、鹽務、直隸省和商界也逐步效仿拒收紙幣導致國家混亂加劇，紙幣進一步貶值。

直至1920年，政府以京鈔兌換公債等方法收回濫發(fā)紙幣，長達五年之久的“京鈔”風潮才得以平息。

隨著英、日、美在中國爭權的矛盾升級，在其染指與支持下的北洋軍閥間也戰(zhàn)爭不斷。中交兩行除繼續(xù)為政府墊款與發(fā)行鈔票外，還為之開擔保性空頭存單，向其他商業(yè)銀行借款。隨存單到期，兩行存銀日緊，終于無力歸還，于 1921 年 11 月爆發(fā)了第二次停兌風潮。這次停兌在 1922 年由政府發(fā)行公債，用定期存單收回京鈔的辦法予以化解。

02

“江鈔”風潮

贛省銀行銅元券

省政當局籌備的江西銀行于1921年3月正式開始營業(yè)，接管原江西民國銀行業(yè)務。次年，贛省銀行開業(yè)，成立不久被迫借給官廳（為北洋軍閥所壟斷）款項90余萬元，致使銀行應對兌換發(fā)生困難，之后全靠發(fā)行紙幣度日。1912年，江西政府以統(tǒng)一地方紙幣為由，將贛省銀行并入江西銀行，更名為江西地方銀行。

1922年，孫中山主持第一次北伐，戰(zhàn)火燒至江西吉安附近，1924年第二次北伐打到江西臨江。為籌措軍費、增強實力、擴充軍備、鞏固地盤，北洋軍閥江西都督鄧如琢下令江西地方銀行大量發(fā)行毫無準備金的鈔票，其中包括480萬元的“復興隆”鈔票。到北伐攻克南昌前夕，發(fā)行紙幣達1383萬元，為官廳墊借2104萬元。為維持銀行資金周轉，江西地方銀行將存款利息調高至3分，大量吸收存款。當時南昌附近約70家錢莊和上海、漢口等地的錢號、銀行聞訊后，紛紛存入現(xiàn)款達1000余萬元。

1926年秋，北伐軍攻占南昌后于11月15日發(fā)布公告：復興隆三字鈔票停兌，全部作廢。由此引發(fā)的民眾恐慌與金融崩潰稱為“江鈔”風潮。

全省停業(yè)的銀行錢莊共計63家之多，作為江西政治經濟中心的南昌市受損巨大，其市商業(yè)銀行幾乎全軍覆沒。與此同時，匯兌不通，物價飛漲，市面蕭條，商業(yè)停滯，民謠“復興隆，一夜窮”更是表達了窮困的民眾對此次風潮的諷刺。

為穩(wěn)定政局，收拾殘局， 1927 年，江西地方政府報經國民政府批準，由省財政廳發(fā)行整理金融庫券共計 800 萬元，并以征收鹽稅為擔?；?，拆收公債和江鈔，平息了此次的鬧劇。

03

思考與啟示

脆弱的經濟基礎以及動蕩的政治環(huán)境。北洋政府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歷時16年，此間內有連年戰(zhàn)亂，外有列強入侵，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日本“二十一條”、張勛復辟、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府院之爭、軍閥割據(jù)、軍事獨裁……社會整體動蕩不安，秩序混亂，金融市場作為歷史車輪的一角無可避免得受到政治、軍事、外國資本等一系列外力影響甚至操縱，擾亂了其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且自清政府簽訂南京、馬關、辛丑等一系列割地賠款的條約以來，國民財富被壓榨殆盡，生產生活遭受嚴重破壞，寡薄的經濟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金融市場的發(fā)展與銀行的運營。

政府調控手段的不成熟和存款準備金制度等的缺失。縱觀上文兩次風潮以及近代各省金融志，筆者發(fā)現(xiàn)，北洋政府時期雖有大量的錢莊、票號、銀行等從事存款、匯兌等金融性業(yè)務，但相關管理部門及法規(guī)則寥寥無幾，幾乎處于空白。1912年北洋政府以清末大清銀行為基礎籌建中國銀行，并試圖以此作為政府中央銀行規(guī)范全國金融業(yè)，但在多因素作用下，中國銀行卻背道而馳與交通銀行一起走上了商業(yè)化經營的道路，不但沒有建立起以保證資金提現(xiàn)、清算為首要目的的存款準備金制度，也沒有起到控制貨幣發(fā)行、調節(jié)國民經濟的作用，反而成為軍閥政府的墊款機器。各地的金融機構也受困于各種軍事壓力，以江西地方銀行為例，不僅其自身微薄的準備金被軍閥江西都督鄧如琢洗劫一空，還被迫濫發(fā)紙幣與公債，榨取民脂民膏，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并誘發(fā)了當?shù)亟鹑跇I(yè)的崩盤。

大清銀紙幣改中國銀行

政府信用的缺失。信用，從法律上講，是一種由契約規(guī)定的權力與義務交割的時間差，對經濟學而言，是一種借與貸的關系，而政府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機器，其信用是兩者的結合。從文獻看，“京鈔”“江鈔”兩次風潮都是因銀行對以政府名義發(fā)行的紙幣、債券停止匯兌或廢除所引起，即都是對信用貨幣的違約造成的。紙幣作為信用貨幣，是以國家信用作為載體立法強制流通的，其背后承載的是國家政府對國民償付行為的承諾。信用便是一點一滴地建立在類似的對履行承諾行為的信任之上，而一旦其溝通政府和民眾的橋梁作用因貨幣停兌而失效，那依賴于此的一切社會規(guī)則將被打破，所有約定蕩然無存，地方乃至國家也必將陷入暴動與混亂，銀行業(yè)的危機或許只是冰山一隅。

風控意識薄弱， 投機活動盛行。由于政治不穩(wěn)，軍閥部隊流竄各地，部隊首領往往到各地走馬上任，每到一處必定巧立名目斂取錢財。他們通過當?shù)亟鹑跈C構募款、發(fā)行大規(guī)模債券和紙幣，撈夠油水后又輾轉他地，完全不顧此舉埋下的經濟金融隱患。而銀行業(yè)自身也缺乏自律，以“江鈔風潮”為例，為維持銀行資金周轉，江西地方銀行將存款利息調高至3分，大量吸收存款。當時南昌附近約70家錢莊和上海、漢口等地的錢號、銀行聞訊后，紛紛存入現(xiàn)款達1000余萬元。套利之風盛行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銀行金融業(yè)的發(fā)展需要依靠平穩(wěn)安定的政治環(huán)境，適當運用先進的調控手段，樹立政府信用，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監(jiān)督與管理體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歷史的研讀總能給予我們對未來的啟示。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