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在價值形式的分析方面體現(xiàn)出一位偉大哲學家的敏銳，指明貨幣形式只不過是簡單價值形式的產物，并自覺到一切商品“可通約性”后所隱藏的“質上等同”關系，但是他到此就停下來了，沒有對價值形式作進一步分析。這也由于他對農業(yè)的重視超過商業(yè)，他說：“根據(jù)自然的順序，農業(yè)是首位的，其次是那些從大地掘取物產的技藝，如采礦業(yè)和其他類似的技藝。農業(yè)最為重要，因為它是公正的；它既不像零售貿易和雇傭術那樣，在征得他人同意的條件下，從他人身上獲得什么，也不像戰(zhàn)爭術那樣，沒有征得別人同意，就從別人那里掠取好處。”

他把“需要”視作一切交換的紐帶和把“貨幣”作為一切事物的尺度，都只是服務于正義的需要，從而引導人們在得到他人恩惠時，率先垂范施予他人恩惠，建立美好城邦。他未能在商品間“共同的質”上做更多的討論，導致他的價值形式理論存在三點缺陷。

第一，誤認為“貨幣作為某種尺度使事物具有可通約性。”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一切商品的可通約性是貨幣造成的。這種觀點是對貨幣產生的曲解。他的理由是，一位醫(yī)生和一位農夫之間要實現(xiàn)交換平等，被交換的商品就必須具有“可通約性”，那么，如何使一切商品具有“可通約性”呢？答案就是貨幣的出現(xiàn)。

顯然，亞里士多德把交換的比例或尺度限定在“需要”和“貨幣”上，是對商品交換欠發(fā)達的古希臘社會存在的反映。當時處于商品交換發(fā)展的最初階段，交換行為是偶然的，交換的量的比例也是偶然的。只有當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的范圍越漸擴大，交換成為“有規(guī)則的社會過程”時，物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才會逐漸分離，交換的量的比例不再由“需要”等一切主觀因素決定，而是由它們的生產本身決定。這時，商品內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就要求交換物必定要取得同他本身的使用價值或交換者的個人需要相獨立的價值形式，于是，商品中分化出一種特殊的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同一切商品交換。這種一般等價物在經歷了“牲畜、奴隸、土地”等諸多形式之后，最終轉到“貴金屬”身上。

因此，“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發(fā)展的結果。在商品交換與貨幣形式尚不成熟時，我們只能從簡單商品流通的市場現(xiàn)象覺察到貨幣使商品間具有“可通約性”。可是，一旦商品交換逐漸擴大，貨幣形式固定下來時，貨幣誕生的秘密就會被揭示出來。故而馬克思對亞里士多德批判道：“以為商品的可通約性是由貨幣造成的想法，純粹是流通過程的假象�！�

第二，缺乏“價值”概念。亞里士多德在意識到商品間“可通約性”所隱藏的“質上等同”關系后，就沒有進一步揭示出一切商品間“共同的質”。在他看來，千差萬別的事物要想成為真正可通約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這些事物關聯(lián)于人的“需要”，它們就能變成十足的可通約的事物。換句話說，從客觀上去判定事物的“可通約性”是不可能的，只能從主觀需要入手。很明顯，亞里士多德沒有發(fā)現(xiàn)一切商品中“共同的實體”是“一般人類勞動”。

那么，亞里士多德跌入價值理論的迷誤中是否因為它自身不夠明智呢？相反，簡單價值形式、貨幣形式的分析以及質上等同關系的發(fā)現(xiàn)恰恰體現(xiàn)了一位偉大哲學家敏銳的思想力。因為從人類平等觀念的演變來看，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希臘社會本就以不平等的勞動為基礎，而價值形式的秘密又被隱藏在一般人類勞動之中，只有當人類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之時，這一秘密才被揭示出來。

再從商品交換的發(fā)展來看，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簡單價值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使用價值轉化為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等都是要使每一個其他商品體成為反映自身價值的鏡子后才能得到實現(xiàn)。也就是說，只有商品交換頻繁進行，價值本身才能真正表現(xiàn)為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而這要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完成。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交易發(fā)達，分工擴大，人類平等觀念深入人心，馬克思就能在簡單價值形式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這“幽靈般的對象性”（抽象勞動）以及“商品間共有的社會實體的結晶”（價值）。因此，“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xiàn)中發(fā)現(xiàn)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fā)現(xiàn)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么。”

第三，未能從價值形式中發(fā)現(xiàn)“勞動時間”，使其作為一切商品交換的尺度。亞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學方面有著極高的成就，他在《物理學》中曾把時間定義為“關于前后的運動的數(shù)” 。

按理說，既然他認為時間是運動和運動存在的尺度，那么他就應該在“5 張床=1 間屋”這個等式中找到“時間”范疇，并把貨幣喚作時間的代表，而不是需要的代表�？墒枪畔ＥD社會中人的勞動是不平等的，要實現(xiàn)交換比例的平等就不能以“不平等的勞動時間”為尺度。

當人類平等觀念已成為國民的牢固成見時，古典政治經濟學就立刻突破了亞里士多德的局限。配第最開始意識到用“生產谷物的時間”去等同“獲得白銀的時間”，而后，布阿吉爾貝爾、富蘭克林就逐漸將“勞動時間”作為商品價值量的衡量標準。所以，由于亞里士多德所處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正確認識到作為物化勞動時間的商品的可通約性使金成為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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