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 是影響近代中國的核心主張，出自魏源編纂的《海國圖志》。而《海國圖志》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書，深刻影響了中國和日本的近代史進程。

一、《海國圖志》的編纂和核心內(nèi)容

1840年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禁煙運動，為打破 “閉關鎖國” 造成的認知局限，他專門物色通曉外文的人才，組織翻譯西方典籍，主要是英國學者休?慕瑞 1834 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寫成《四洲志》，內(nèi)容聚焦于“悉夷情”，涵蓋三大維度：

• 世界地理，以四大洲為框架，詳細記述了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共 30 多個國家的地理風貌與歷史沿革；
• 西方制度和社會狀況，為中國士大夫打開了觀察西方制度文明的第一扇窗；
• 軍事和技術的信息，書中特別收錄了西方軍事技術的基礎信息，包括部分艦船構造、火炮性能的簡要介紹；
  

后來林則徐被貶，《四洲志》以手稿形式流傳，1841年在被發(fā)配新疆的路上，路過鎮(zhèn)江，林則徐將《四洲志》托付魏源，希望他編撰《海國圖志》以“喚醒國人“。

魏源以“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為宗旨，1843年完成初版，后歷經(jīng)十年修訂，將《海國圖志》從 50 卷擴充至 100 卷，字數(shù)達 80 萬字，內(nèi)容涵蓋五大洲地理風貌、歐美各國政治制度，如英國議會、美國選舉制，西方科技，如戰(zhàn)艦構造、火炮鑄造及海防策略。

書中對 “師夷長技” 的內(nèi)涵有明確界定，夷之長技三：一戰(zhàn)艦，二火器，三養(yǎng)兵練兵之法

書里不是簡單主張 “買船購炮”，而是提出整套實施方案，設立 “造船廠”“火器局”，聘請西方工匠傳授技術，允許民間資本參與軍工生產(chǎn)；改革軍隊訓練，以西方 “隊列戰(zhàn)術”“槍炮協(xié)同” 取代清軍的 “花架子操練”；甚至建議在科舉中增設 “水師科”，培養(yǎng)專業(yè)軍事人才

這些主張打破了 “天朝上國” 對西方 “奇技淫巧” 的偏見，首次將 “向西方學習” 從思想禁忌變?yōu)榫唧w可行的戰(zhàn)略。但是也因此動搖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核心利益，注定《海國圖志》在清王朝的統(tǒng)治下，得不到真正的廣泛應用和推廣。

二、思想啟蒙：打破封閉認知，重塑 “世界觀”

在《海國圖志》問世前，清廷上下仍沉浸在 “中國為天下中心” 的迷夢中，《海國圖志》出版后，以詳實的地圖、數(shù)據(jù)與案例，徹底顛覆了這一固有認知。書中首次向中國讀者介紹 “地球是圓的”、“五大洲四大洋” 的地理常識，詳細描述英國 “巴力門”（議會）“君民共主” 的政治運作，稱贊美國 “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 的選舉制度，甚至收錄《美國獨立宣言》片段，讓國人首次接觸 “天賦人權” 的思想。

因此《海國圖志》被頑固派斥為 “潰夷夏之防”，初版時僅印刷千冊，但在經(jīng)世派士人中，卻引發(fā)強烈共鳴。曾國藩曾評價此書 “打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張之洞早年研讀《海國圖志》后，在日記中寫道 “西人技藝之精，非吾輩所能輕視”。

《海國圖志》還為后來的思想變革埋下伏筆，康有為、梁啟超在維新運動中回憶：少年時讀《海國圖志》，“始知天下之大，非只有中國”，譚嗣同則稱其 “為近代變法之先導”。

《海國圖志》開啟了近代中國 “開眼看世界” 的思想潮流，為后續(xù)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提供了認知基礎。

三、實踐推動：洋務運動興起

19 世紀 60 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后，《海國圖志》的 “師夷長技” 主張從思想轉化為大規(guī)模實踐。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領袖，幾乎都以該書為 “行動指南”。

1865 年，李鴻章創(chuàng)辦江南制造總局，其廠房布局、設備引進直接參照《海國圖志》中 “造船廠圖說”；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設立 “船政學堂”，課程設置幾何、物理、艦船設計等與魏源 “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 的建議高度契合；沈葆楨主持的臺灣防務，采用《海國圖志》中 “守?？诓蝗缡貎?nèi)河” 的策略，在淡水河設置水雷防線，成功抵御法軍進攻。

據(jù)洋務運動檔案記載，江南制造總局初期生產(chǎn)的 “惠吉號” 輪船，設計圖紙就源自《海國圖志》中《火輪船圖說》；仿制的 “阿姆斯特朗炮”，也參考了書中《鑄炮鐵模圖說》的技術參數(shù)，射程從清軍傳統(tǒng)火炮的數(shù)百米提升至 1500 米。魏源提出的 “官督商辦” 模式，更被應用于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企業(yè)，成為洋務運動的核心經(jīng)營方式。

可以說，沒有《海國圖志》奠定的理論基礎，洋務運動的 “自強”“求富” 實踐難以快速展開。

但是很可惜，由于統(tǒng)治者的不重視和封建頑固勢力的排斥，《海國圖志》這部旨在拯救清朝的巨著，在當時的中國遭受冷遇。

四、日本明治維新的 “啟蒙圣經(jīng)”

與在中國的冷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國圖志》在日本引發(fā)了思想狂潮，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思想催化劑。

曾經(jīng)的日本也是封閉的狀態(tài)，1636年日本“鎖國令”后，長達200年幾乎沒人去過外國，只有長崎港有限度地接受中國商船。但是時代的齒輪還是轉到了這座島嶼，1851 年，中國商船將 3 部《海國圖志》帶入日本長崎港，因為涉及天主教的 “違禁文字” 被查收，流入幕府重臣與學者手中，成為日本接觸世界的重要窗口。

1853 年美國佩里艦隊打開日本國門后，日本社會對世界知識的渴求急劇升溫，《海國圖志》迅速成為 “天下武夫必讀之書”。1854 至 1856 年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相關版本達 21 種，印刷超20萬冊，市場供不應求，價格暴漲。

該書對日本思想界的沖擊尤為深遠，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研讀后拍案驚嘆，他的弟子吉田松陰更是將該書奉為改革指南，開辦私塾時以《海國圖志》為教材，培養(yǎng)出許多明治維新的領袖，其中就包括伊藤博文，這位后來四次擔任日本首相，甲午戰(zhàn)爭中大敗北洋艦隊，使清軍全軍覆沒。

五、歷史的深刻啟示

《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迥異命運，折射出兩國近代化道路的差異。起源于中國，耗盡有志之士心血，卻僅印千冊，傳播十分有限。而日本在短短數(shù)年內(nèi)翻刻數(shù)十種版本，成為朝野革新的思想武器，后更是讓日本迅速成為強國，擁有侵略中國領土的底氣。這種反差背后，是清廷 “天朝上國” 迷夢與日本 “危機意識” 的鮮明對比，當中國士大夫攻擊該書 “張外夷之氣焰” 時，日本思想家已在借助其知識規(guī)劃國家出路。

20 世紀后，《海國圖志》在中國重新受到重視，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肯定其 “師夷長技” 的進步性，毛澤東青年時期讀此書后 “始知世界之大”。

這部著作在中日兩國的不同際遇，既留下了歷史遺憾，更揭示了“開放則興，封閉則衰”的深刻道理。書中所倡導的學習精神與世界視野，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養(yǎng)分，是連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與世界的思想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