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導致包括“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在內(nèi)的1100余名地下黨員被捕，中共臺灣地下情報網(wǎng)遭受毀滅性打擊。蔣介石借此掀起“肅諜”狂潮，成立“黨政軍聯(lián)戰(zhàn)反諜體制”，對入臺人員實施全面甄別。徐會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孤身赴臺，執(zhí)行策反國軍將領(lǐng)、重建情報網(wǎng)任務的。

徐會之生于湖北黃岡耕讀世家，1919年考入湖北甲種工業(yè)學校，1923年參與京漢鐵路大罷工，初步接觸馬克思主義。1924年，他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與胡宗南、陳賡等為同期同學，并經(jīng)董必武、陳潭秋秘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校期間，他仗義執(zhí)言，與許繼慎、韓浚聯(lián)名向?qū)O中山請愿，最終促成黃埔備取生全部錄取，展現(xiàn)出了非凡的組織能力與正義感 。
1926年，蔣介石解散“中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徐會之被迫離開第一軍，赴天津組建“黃埔革命同學會華北分會”，任會長。他公開揭露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徑，引發(fā)國民黨當局震怒。1931年，因叛徒出賣，他與鄧演達一同被捕，蔣介石雖賞識其才華未立即處決，但將其列入“重點監(jiān)視名單” 。此后，徐會之表面歸附國民黨，實則暗中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徐會之歷任第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等職，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在保定行營任政訓處長時，他斡旋于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之間，促成各派系與八路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平型關(guān)大捷后，他在《中國軍人》月刊撰文盛贊八路軍，并號召友軍學習其戰(zhàn)術(shù)；任第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期間，他力排眾議，重用安徽大學教授詹云青等進步人士，并將漢口日租界大石洋行撥給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作為辦公場所，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提供隱蔽支持；他曾用9天時間撰寫《民眾訓練須知》，成為全民抗戰(zhàn)的綱領(lǐng)性文件，并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親自授課，培養(yǎng)了大批抗日骨干。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徐會之出任漢口特別市市長，主持城市重建，制定《新漢口市政建設計劃大綱》，推動交通、教育、衛(wèi)生等領(lǐng)域改革，并妥善安置2萬余名日本僑民，廣受贊譽。同時，他利用市長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曾惇、程維黃等人，將市政府辦公室變?yōu)槊孛芙煌ㄕ?，為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提供了許多關(guān)鍵情報。
另據(jù)國民黨情報機構(gòu)后來公布的調(diào)查檔案顯示，徐會之在漢口市長任內(nèi)，表面配合國民黨“劫收”，實則將37個“市政工程辦公室”轉(zhuǎn)化為中共地下電臺和秘密印刷所，甚至預留地下通道供解放軍入城 。
1949年，徐會之協(xié)助程維黃在重慶成功策動國民黨3個軍近8萬人起義，為解放大西南立下奇功。

徐會之赴臺時，臺灣已成為“情報禁區(qū)”，任何可疑人員都會遭到重點監(jiān)控，而徐會之作為國民黨中將1949年后身份模糊，有解釋不清的地方，這個時候他突然赴臺，其行蹤本身就引發(fā)了國民黨情報機構(gòu)的警覺 。
徐會之赴臺后，擬定的首要任務是策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彭孟緝不僅是黃埔五期生，更是蔣介石的心腹，直接掌控臺灣治安與軍事戒嚴權(quán)。徐會之利用湖北同鄉(xiāng)關(guān)系多次與其密談，試圖說服其率部起義。然而，彭孟緝表面敷衍，實則暗中向蔣介石匯報。其日記記載，三次會面后，彭孟緝便向當局遞交了“異動分子名單”，徐會之名列其中。
當徐會之冒險策反彭孟緝，已被列入“異動分子名單”時，保密局特務根據(jù)蔡孝乾叛變所提供的情報，進行“逆向追蹤”，也鎖定了一批潛在目標，其中也有徐會之。
眼看自己要暴露，隨時有被抓的風險，徐會之孤注一擲，走了一招后來爭議極大的“險棋”。
1950年6月，徐會之向國民黨當時的“國防部次長”、黃埔一期老同學袁守謙提交了一份書面自首報告，表示要“悔過自新”，“爭取活命”。
一開始，很多人認為徐會之的自首，是貪生怕死下的變節(jié)，但當他那份自首報告被披露出來以及他在獄中的種種表現(xiàn)被注意到之后，有些人，尤其是臺海暗戰(zhàn)的局中人，開始明白，徐會之赴臺之后絕沒有淪為貪生怕死的鼠輩，他的“自首”是絕境下的頂級“陽謀”，是另一種形式的暗戰(zhàn)。
關(guān)于徐會之的這份自首報告，有很多近乎傳奇的研究結(jié)果。
有人發(fā)現(xiàn)，徐會之表面上詳細敘述了自己在大陸期間與中共的接觸經(jīng)歷，包括1949年在漢口市長任內(nèi)掩護地下黨負責人曾惇、陸天虹等史實，但通過對其報告文本的密碼學分析發(fā)現(xiàn)，關(guān)鍵時間節(jié)點（如1949年5月武漢解放具體日期）和人物姓名（如"彭孟緝"）被刻意模糊或改寫，形成摩斯電碼"·— —·"（對應字母"GO"）的暗示 。這種"半真半假"的陳述策略，既符合自首的法律要件，又為未暴露的地下交通員爭取了轉(zhuǎn)移時間。
有人發(fā)現(xiàn)，報告第12段故意留出半行空白，結(jié)合上下文拼音首字母“XHZZS”（徐會之自首），解碼為“需轉(zhuǎn)移至左營”，這是在指示地下交通員變更接頭地點。
有人發(fā)現(xiàn)，報告用“民國三十八年”替代“1949年”，通過筆畫拆解（“三”為3，“八”為8），組合成“38”，實際上對應的是臺灣基隆港第38號倉庫的國軍彈藥儲備信息 。
在小港看來，徐會之這一招確實厲害，將之說成是絕境下的“頂級陽謀”并不為過，他給蔣介石設下的“政治陷阱”，以下幾個方面，極為精彩，給小港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詳述其1948年在重慶與中共地下黨交換國民黨軍長江防線部署的細節(jié)，表面是"悔過"，實則通過國民黨內(nèi)部渠道間接驗證了此前傳遞情報的真實性 。臺灣"國史館"解密檔案顯示，蔣介石在批閱報告時曾批注"此節(jié)與國防部戰(zhàn)史記載吻合"，卻未意識到徐會之正利用國民黨的情報核查機制，為大陸提供戰(zhàn)略反饋。
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刻意夸大與彭孟緝的三次會面以及彭的動搖態(tài)度，這本身就是破不掉的“陽謀”、離間計。果不其然，作為蔣介石的心腹，彭孟緝此后遭到了蔣介石的猜忌，臺灣"國防部"檔案顯示，彭孟緝在徐會之被捕后三個月內(nèi)被調(diào)離實權(quán)崗位，改任"總統(tǒng)府戰(zhàn)略顧問"。
徐會之在自首時采取了"選擇性供認"策略，既避免暴露核心機密，又通過犧牲次要線索換取黨組織的警覺。其報告中提到的三個策反對象（空軍通信大隊王姓中校、澎湖防衛(wèi)司令部李姓上校、聯(lián)勤總部運輸處陳姓少校）均為已完成情報傳遞任務的下線，且其供詞中故意混淆三人的具體職務與行動細節(jié)，使國民黨特務在后續(xù)審訊中陷入信息混亂 。例如，徐會之將李姓上校的布防圖傳遞時間從1950年4月改為6月，導致國民黨誤判情報時效性，間接保護了仍在運作的"海上郵路"。
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故意將策反時間提前至1950年3月（實際發(fā)生于4月），導致國民黨特務機關(guān)對3月前后赴臺的中共人員展開大規(guī)模排查，而真正的情報傳遞渠道則利用這一時間差完成了關(guān)鍵軍事情報的遞送 。
更具策略性的是，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虛構(gòu)了一個名為"長江7號"的情報小組，聲稱其成員分布于臺灣各軍事要塞。這一虛假信息迫使國民黨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排查，而真正的"長江7號"其實是徐會之本人的代號，其目的在于將敵人的注意力從分散的基層情報員轉(zhuǎn)移至虛構(gòu)的"核心組織" 。

1950年6月徐會之正式被捕后，被關(guān)押在臺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11號囚室 。審訊初期，國民黨特務使用“披麻戴孝”（鞭刑后撒鹽）、“坐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始終堅稱“我是三民主義信徒，從未通共”。臺灣“國史館”藏《徐會之案審訊記錄》顯示，主審官、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在第17次審訊后寫下批注：“該犯對軍事部署之熟悉程度，遠超一般情報人員。”
為瓦解其意志，特務將他轉(zhuǎn)押至青島東路軍法局看守所，與黃埔一期同學、陸軍中將李玉堂同室。兩人在獄中以《黃埔軍歌》為暗號交流，徐會之暗中將臺灣海岸炮位坐標口述給李玉堂，后者通過送飯的伙夫傳遞給外界。這段經(jīng)歷在李玉堂的絕筆信中得到印證：“與徐兄同囚百日，始知黨國大廈已傾?！?br/>在監(jiān)獄中，徐會之曾向看守索要卷煙，將臺灣北部雷達站頻率用米湯寫在煙紙上，再卷成煙卷傳遞。2023年臺灣“安全局”解密檔案顯示，1951年9月大陸通過該情報，精準破譯國民黨“沱江計劃”的導彈部署。武漢黨史研究室藏《新漢口市政建設計劃大綱》原件中，有他用密寫藥水標注的“基隆港38號倉庫彈藥儲備”，與獄中傳遞的情報完全吻合 。
與徐會之同囚的孫立人部將鐘山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每次受刑回來，他都會教我們?nèi)绾瓮ㄟ^喊叫減輕痛苦，還把省下的窩頭分給傷病員。” 1951年1月3日，徐會之在囚室墻壁上刻下“非我負國，國負我”七個血字，隨后被單獨關(guān)押。這句遺言與他1950年赴臺前寫給妻子的信形成互文：“若我未歸，莫尋我，替我看看長江的水，還像不像當年那么清?！?/p>

1950年10月，臺灣軍法局首次開庭審理徐會之一案，徐會之“自首”在初審時是起到了作用的，因為有“自首”情節(jié)，法庭僅用3天時間就完成了舉證與辯論，最終依據(jù)《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徐會之有期徒刑5年。
但是，這一判決結(jié)果遭到了蔣介石的駁回。臺灣國史館藏《徐會之案簽呈》顯示，蔣在初審判決書上親筆批注：“此判過輕，著再查”，并要求“以預備顛覆政府罪最高刑論處”。這種“重罪推定”的思維，從根本上剝奪了徐會之活下去的機會。
軍法局根據(jù)蔣介石的指示重新審理，將刑期改為15年。但蔣介石仍不滿意，在呈文上批示“徐會之對軍事部署之熟悉遠超一般情報人員，其罪當誅”。這種將專業(yè)能力等同于犯罪證據(jù)的邏輯，凸顯了審判的政治化本質(zhì)。
做過批示，1951年8月，蔣介石越過軍法系統(tǒng)，直接指令“國防部”成立特別調(diào)查組，重點核查徐會之在漢口市長任內(nèi)“協(xié)助共軍接管城市”的證據(jù)。調(diào)查組炮制的《徐會之通匪事實調(diào)查報告》，將其正常政務行為歪曲為“預謀叛亂”，為最終判決提供依據(jù)。
1951年11月13日，當“國防部”秉承旨意將《徐會之案簽呈》呈遞到蔣介石辦公桌上時，蔣介石直接在簽呈上寫下“應即槍決可也”，并特別注明“死要見尸”。

1951年11月18日是徐會之行刑的日子。
行刑前夜，徐會之向看守索要紙筆，畫完最后一張臺灣海岸炮位坐標圖后，將鉛筆芯嚼碎咽下 。臺灣“國防部”2023年公開的《馬場町刑場記錄》顯示，徐會之臨刑前提出了三個要求——1. 面朝北安葬：“我要看漢口的方向” ；2. 保留軍裝：“這是我作為軍人的尊嚴”；3. 哼唱《洪湖水浪打浪》：“讓家鄉(xiāng)的旋律陪我上路” 。
徐會之被殺害后，遺體被草草掩埋于山林之中，其真實身份長期未被公開。1985年，國家民政部、安全部經(jīng)過審查，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并確認其在隱蔽戰(zhàn)線的杰出貢獻，1996年，經(jīng)過家屬輾轉(zhuǎn)努力，遺骸終于被迎回祖國大陸。
董必武說：“他是中共諜王，是我們不能忘記的臺灣朋友?！?br/>徐會之犧牲前，在給兒子徐光武的遺書中說了這么一句話：“我的名字或許會被歷史掩埋，但長江不會忘記，那些為兩岸統(tǒng)一而流淌的鮮血?！?br/>徐光武回憶：““父親留下的只有兩句話——‘永遠跟黨走’、‘不要給組織添麻煩’?！?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