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是新中國36位軍事家之一，也是陜北紅軍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經自己拉起了部隊，讓革命力量在陜北開枝散葉。

并且他發(fā)展出的勢力讓國民政府極為惶恐，國民黨在報紙上都刊登了其部“擁有正規(guī)軍五萬余人，游擊隊、赤衛(wèi)軍和少先隊二十余萬人”。

恰恰是這則消息，給長征中處于迷茫狀態(tài)的中央紅軍提供了方向，接著就有了紅十五軍團和紅一方面軍的會師。

按道理來說，這樣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應該會得到重用，然而現(xiàn)實是劉志丹在中央抵達前長期被猜忌，甚至被關押。

好不容易重獲自由，那些打擊他的人依然沒有轉變態(tài)度，只給他一些游擊隊，最終導致他近乎“以死明志”的犧牲。

劉志丹的老部下賀晉年就帶有不解地詢問過：為什么不把78師、81師抽出來讓劉志丹做軍長呢？如果這樣，也許他今天還不會死掉。

說起來劉志丹的革命道路其實并不算順利，早年曾經跟另一位陜北紅軍的重要人物謝子長都產生過矛盾，爆發(fā)了“三嘉塬繳槍事件”。

但劉志丹對革命的信念始終堅定，他的能力和忠誠還是感動到了謝子長。

當組織決定成立西北軍事委員會時，負傷病重的謝子長堅決支持劉志丹：“這個軍委主席要你來擔任?！?/strong>英雄，是惺惺相惜的。

不過，即便獲得了很高的軍事指揮權，劉志丹也沒有一帆風順，因為在組織結構上，他還屬于“特派員”的下級。

那個時期中央的“特派員”權力很大，如果手腕夠硬，往往能逐步成為該地區(qū)的最高領導。

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就說過，張國燾被中央派到鄂豫皖后，蘇區(qū)的同志都覺得這是中央派來的人、又曾在蘇聯(lián)學習過，因此都很尊敬他。沒想到的是，后來張國燾會那么兇狠。

而陜北這邊造成大危害的特派員名為朱理治，促成他到來的是陜北紅軍總指揮部政委郭洪濤。

1934年11月，郭洪濤向中共北方局報告，認定紅26軍存在“右傾取消主義”，希望北方局能派人過來整肅。

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偏聽偏信，就決定讓組織部部長朱理治去擔任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臨行前，孔原還指示：必須無情地反對右傾取消主義，反對暗藏的右傾分子。

于是，朱理治帶著偏見，于1935年7月到達陜北，他先找到郭洪濤了解情況，得到的反饋讓這種偏見進一步加深。

朱理治一開始也沒有立即動手，就集中力量整頓陜甘紅軍、擴紅、推進土改等工作，然而得到的結果不太好。

他沒有往陜甘地區(qū)人煙稀少、群眾基礎不好等方面去想，只認為地方黨組織和紅軍中混進了右派或敵特，正好紅25軍又轉戰(zhàn)到了陜北，朱理治認為已有武裝力量支持。

隨即，朱理治聯(lián)合上海臨時中央特派員聶洪鈞、紅25軍戴季英等人展開了一場“肅反”。劉志丹、張秀山、高崗等大批陜北紅軍領導人和重要干部均被污為"右派"，蒙冤下獄。

這些做法，引起當?shù)厝罕姌O大的不滿，包括“肅反”的始作俑者郭洪濤聽后都很驚訝：逮捕張秀山同志是錯誤的。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劉、高是反革命。

而當時國民黨正在對陜北展開第三次“圍剿”，盡管紅15軍團取得了勞山大捷，但敵人的兵力在十倍左右，內憂外患之下根據(jù)地岌岌可危。幸好，中央的到來改善了處境。

說起來中央那邊也很慘，草地分兵后，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只帶著原紅一軍團、原紅三軍團北上，身心俱疲。

1935年9月的俄界會議后，中央紅軍還沒能確定落腳點，毛主席甚至打算長期進行無根據(jù)地的游擊戰(zhàn)。不過在向哈達鋪進發(fā)時，毛主席從報紙上看到一則信息：

陜北劉志丹‘匪’部已占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guī)軍五萬余人，游擊隊、赤衛(wèi)軍和少先隊二十余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并可能與徐海東部會合。

該內容，讓毛主席心里有了一個初步的方向。抵達哈達鋪后，毛主席又從報紙上看到劉志丹與徐海東會合、發(fā)展出大片革命根據(jù)地的消息，內心大為振奮，決定向陜北進發(fā)。

中央的到來，救了劉志丹等人的命，有個一同被關押的人后來回憶：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我們了。然而，這也僅限于沒有性命危險，原陜北紅軍的干部仍沒得到信任。

交給劉志丹的只有游擊隊，高崗也被派到內蒙古去帶一支只有十余人的騎兵團。高崗在《我的反省》里就明說：

“當時認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蘇武牧羊，遲早會被郭洪濤害死，不如出家去當和尚?！?/strong>

為何劉志丹他們仍受到這樣的對待呢？主要在于郭洪濤和朱理治等人依然采取了壓制措施，安排不當。

中央抵達陜北后，毛主席立即叫?！懊C反”，要求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但是正值國民黨大軍壓境，主席很快率部去一線作戰(zhàn)，遂委托張聞天解決“肅反”事宜。

張聞天進駐瓦窯堡后，成了一個由王首道、董必武、張云逸、李維漢、郭洪濤五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來審查、時任國家保衛(wèi)局副局長王首道去接管西北保衛(wèi)局的工作。

王首道在回憶錄寫道：“我們一到瓦窯堡，他（西北保衛(wèi)局局長戴季英）就拿出許多案卷，作為劉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證據(jù)’。”

在王首道等人提出質詢后，戴季英仍頑固地堅持“有案卷、口供為據(jù)”。由此可見，即使在中央來到陜北，對事情做出明確結論之后，阻力還是很大。

這些不實的指責，讓劉志丹非常難過，東征前夕他對張秀山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戰(zhàn)場上讓他們看。黨中央毛主席總有一天會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

此時，劉志丹其實已存了以死明志的心思，后來在三交鎮(zhèn)面對數(shù)倍的敵軍，他親上前線指揮作戰(zhàn)，最終不幸犧牲，年僅34歲。

他的死，對陜北紅軍打擊很大，許多從中走出的人對此耿耿于懷。1942年11月的西北局高干會議上，賀晉年就憤怒地說：

“劉志丹出來后（指被釋放后），為什么只給他一點游擊隊？為什么不把81師、78師抽出來給他當軍長呢？如果給了他，也許今天還不會死掉。

這個，郭洪濤同志要負完全的責任，因為劉志丹死時，他的鑒定表上還是那樣的鑒定。這一點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劉志丹是因為這樣蒙蔽下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