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的時間，對于多數(shù)人是1/3的人生了吧。但對名古屋的高羽悟而言，時間從1999年11月的那一天起就停止了。那天，他三十二歲的妻子奈美子在家中被人用菜刀殺害，兩歲的兒子親眼看著母親倒在血泊中。

警方調(diào)查了多年，始終沒有結(jié)果。那時的刑偵技術(shù)有限，現(xiàn)場留下的線索太少，案件最終成了懸案。案發(fā)時門窗完好，屋內(nèi)沒有明顯外部侵入的痕跡，這樣的情形讓警方起初懷疑是“熟人作案”。按照日本刑事偵查的慣例，丈夫往往是最先被調(diào)查的對象。

那段時間他接受了無數(shù)次詢問，甚至被要求重復重現(xiàn)當日的行蹤。警方雖然沒有找到直接證據(jù)，卻始終沒有正式排除他的嫌疑。媒體的報道也含糊暗示著“家庭內(nèi)部矛盾”與“丈夫的不在場證明不充分”。在周圍鄰居眼中，這個失去妻子的男人似乎也背著一種無形的罪。

這種生活持續(xù)了二十六年。高羽悟自己后來回憶，那段時間幾乎崩潰。“有時候，人家背后會問，是不是你干的?！彼麤]有辯解太多，只選擇沉默。他不搬走，也不打掃現(xiàn)場。那間公寓保持著案發(fā)當日的模樣——血跡、家具、氣味，統(tǒng)統(tǒng)沒有改變。

對外人而言，那是令人害怕的地方；對他來說，卻是唯一能證明清白的證據(jù)。他在外租房住，卻持續(xù)為那間空屋支付租金，總額超過兩千萬日元。那不是房子，而是一種信念。他相信，總有一天科學能還他公道。

這些年，他與兒子一同加入受害者家屬組織，參與推動廢除殺人罪的追訴時效。若不是后來日本修法取消了謀殺罪的時效，如今的真兇可能早已脫罪。這份堅持，不只是為自己的家庭，也為了那些像他一樣被誤解、被遺忘的人。

直到2025年，案子終于迎來轉(zhuǎn)機。警方突然通知他：“我們今晚要逮捕犯人。”那一刻，他沒能立刻反應。警官眼含淚水地說：“花了二十六年，真的很抱歉?！?/p>

嫌疑人是六十九歲的安福久美子，名古屋市港區(qū)一名兼職人員。她并不是陌生人，而是他的高中同學。

兩人曾在同一個運動部，年輕時她曾暗戀他，連續(xù)幾年在情人節(jié)送巧克力。

即便畢業(yè)多年，她仍未放下，曾在他大學時期從名古屋趕到豐橋，為了看他比賽。當她再次表達好感時，他說了一句“我不能回應”，那天她哭了。

案發(fā)前五個月，兩人在同學會上重逢。她說自己結(jié)婚了，一邊工作一邊生活得很辛苦，但神情開朗。他也笑著談起自己幸福的家庭，說妻子年輕，孩子剛出生。那場平常的談話，可能在她心里激起了舊日的漣漪。幾個月后，奈美子遇害。

警方在重啟調(diào)查后，從現(xiàn)場殘留的血跡中提取DNA，直到26年后確認與安福久美子一致。聽到嫌疑人名字時，高羽悟愣了很久。隨后他說：“抓到了是好事，但沒想到是認識的人，覺得對妻子很抱歉?！?/p>

那間他守了半生的公寓，終于成為真正的“證據(jù)現(xiàn)場”，也成為他對抗偏見的象征。有人說那是執(zhí)念，可在他看來，那是唯一能讓他找到真相的地方。

在日本，這樣的家庭并不罕見。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二〇〇〇年代初，隨著城市化加速，孤立社會問題加深，許多刑案因證據(jù)不足長期擱置。而像高羽悟這樣的人，正是推動司法制度改革的力量。2010年，日本正式廢除謀殺罪追訴時效，讓那些“遲到的正義”有機會被實現(xiàn)。

他的兒子航平，如今二十八歲。當年他才兩歲，如今已能替母親說話：“二十六年來一直在找的人，終于被抓到了。至少可以向母親說一句‘太好了’。”

案子雖然已經(jīng)破了，兇手也被抓到了，但高羽悟并沒有立刻去“告慰妻子”，或者說，沒有立刻在妻子的靈位前報告“真相已明”。因為在他心里，這件事還沒真正結(jié)束。警方只抓到了人，但還沒查清“為什么”。

他想等到安福久美子親口交代動機——是嫉妒、是怨恨、是錯亂的情感，還是別的什么？不過真兇終于浮出水面，像一場遲來的春雪。那位男子等了半生，終于等到科學替他開口。

人心里的黑暗，有時不是仇恨，而是嫉妒——那種從羨慕到扭曲的情感，往往最難被察覺。正如古書里說的，嫉妒能腐蝕骨頭。許多悲劇，也不過是從一念之間開始。
苦心人天不負，在漫長的歲月里能等到真相大白，也算是命運給他執(zhí)著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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