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5日晚，臺北君悅酒店一間頂級私人包廂內(nèi)，一場僅有12人參與的閉門晚宴秘密舉行，參會人包括臺積電、廣達、緯創(chuàng)、鴻海高管，以及兩家美國創(chuàng)投合伙人。

誰能想到，這場無錄音、無手機的“off-record”聚會，因3位與會者向《金融時報》（FT）泄密，讓黃仁勛的“直言不諱”傳遍全球——包括斷言“中國會贏未來5-10年生成式AI競賽”，以及痛批美國制裁是“最蠢的事”，每一句話都直擊中美科技競爭的核心。

皮衣黃的核心觀點包括：

1. “未來5-10年生成式AI競賽，中國會贏”
2.對比中美研發(fā)投入——中國有100萬人24小時不間斷參與大模型研發(fā)，而整個硅谷全職做基礎模型的人員“最多2萬人”。
3. 批評美國出口管制是“最蠢的決策”，稱制裁反而給了中國“50年來最好的全國總動員任務”，堪比“升級版斯普特尼克時刻”；強調(diào)“越制裁，中國越拼命，根本攔不住”。
4. 直言“華盛頓不是在阻止中國，是在加速中國”，放話“到2027年，中國AI算力將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
5. “想繼續(xù)制裁就繼續(xù)，本質(zhì)是親手把AI競賽的獎杯遞給中國”。

截至11月6日，英偉達公關(guān)團隊僅以“No comment”回應，而黃仁勛取消了當天所有媒體采訪，進一步坐實了發(fā)言的真實性。

這么機密的閉門會咋會不小心有消息流出，而且只流出了黃老板的，而且邏輯清晰，表達完整。怎么想，怎么有點奇怪。

梳理過往半年動態(tài)便知，上面這些表述其實一點都不新鮮，黃仁勛已經(jīng)不止一次對美國芯片管制“開火”了。

從今年5月到今天，黃仁勛至少已經(jīng)四次于公開場合表達過類似觀點。

第一次，2025年5月3日，在一場由美國商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導，英偉達、AMD等科技公司高管參與的閉門會議上，黃仁勛直面政策制定者。他承認“支持美國將國家安全放首位”，但話鋒一轉(zhuǎn)：“中國市場占英偉達收入的25%，這塊蛋糕沒了，對公司打擊不小。”更關(guān)鍵的是，他警告：“中芯國際已快搞定7納米工藝，華為麒麟處理器性能突飛猛進，中國芯片研發(fā)投入翻了好幾倍，再這么堵下去，五年內(nèi)就能建起自己的產(chǎn)業(yè)鏈?！彼€點出半導體行業(yè)的核心邏輯：“這行靠全球合作，把中國踢出去，供應鏈斷裂會推高成本，最后受傷的是美國自己?！?/p>

第二次是5月19日，在臺北Computex 2025展會前夕，黃仁勛接受美國知名科技分析師本·湯普森專訪時，將批評升級：“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他認為，政策初衷是遏制中國AI進步，實際卻“激發(fā)了中國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動力”——華為等本土芯片商加速崛起，中國在AI芯片領域的自主研發(fā)進程被顯著推動。同時，他透露一個關(guān)鍵數(shù)據(jù)：“全球50%的AI研究人員是中國人，你無法阻止他們推進AI發(fā)展，比如DeepSeek就是非常優(yōu)秀的產(chǎn)品，不承認這一點是極度缺乏信心?！?/p>

第三次就是5月21日的Computex大會上，黃仁勛更直接：“美國對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是失敗的。事實證明，最初制定人工智能擴散規(guī)則的那些基本假設存在根本性缺陷。”他用英偉達的市場份額佐證：“我們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已從拜登政府初期的95%下降至目前的50%，中國客戶被迫轉(zhuǎn)向本土供應商?！?/p>

第四次是10月29日，華盛頓GTC大會，他提到，美國對英偉達H20芯片的出口限制，導致公司“損失高達150億美元銷售額”，還計提了55億美元庫存減值損失。“中國市場每年約有500億美元規(guī)模，相當于波音公司的體量，放棄它意味著放棄利潤、規(guī)模和生態(tài)建設。”他甚至反問：“任何認為禁止H20就能切斷中國AI能力的人，都是非常無知的?！?/p>

那么問題來了：黃仁勛為什么要一再地說這些“政治不正確”的話？他難道不怕得罪華盛頓嗎？

皮衣黃不是黃建國，這種表述背后是商業(yè)利益、行業(yè)規(guī)律與戰(zhàn)略考量的深度綁定。

黃仁勛的核心訴求，首先是為英偉達“求生存”。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電腦市場，曾經(jīng)貢獻了英偉達四分之一的收入，如今這塊蛋糕正在快速消失。美國的制裁讓英偉達在中國市場份額從95%跌至50%，H20芯片的禁令更是直接造成150億美元銷售額損失，相當于公司近1/10的年營收。更讓他焦慮的是，每當他回到硅谷，聽到的還是一片“我們?nèi)匀活I先”的自我安慰。

作為CEO，他必須向美國政府施壓，為企業(yè)爭取重返中國市場的機會。

這種表達是事實，更是一種商業(yè)策略。

黃仁勛的發(fā)聲，本質(zhì)是一場“精準的游說”。

他的聽眾有兩個：一是美國政府，二是中國市場。他之所以看似站在美國政府的對立面，大聲說中國的好話，根本目的是要博取中國市場與企業(yè)的好感，為未來重返中國市場鋪墊合作基礎，此外，通過“中國會贏”的警告，也讓美國政府意識到制裁的“反效果”，為放寬管制鋪路。

同時，這也是他鞏固英偉達“行業(yè)話語權(quán)”的策略。作為全球AI芯片的龍頭企業(yè)，黃仁勛的言論具有“行業(yè)風向標”意義。他以“理性發(fā)聲者”的形象批評美國政策，既能贏得全球科技公司的共鳴（如AMD、英特爾也面臨類似困境），也能塑造“英偉達代表行業(yè)利益”的形象，進一步鞏固其在AI基礎設施領域的主導地位。

說到底，我們不必對黃仁勛的“仗義執(zhí)言”自作多情。龐大的資本生來就沒有國界，它不對任何政府效忠，只對利潤和市場份額負責。黃仁勛之所以看似在為中國說話，并非因為他這個美國企業(yè)家有多么超越的國家立場，而是因為當前美國政府的政策，恰恰損害了他最核心的商業(yè)利益。他的所有言論，都服務于一個終極目標：為英偉達打開局面。這無關(guān)立場，只關(guān)乎利益。

不過，我傾向于相信他說的是真的，明天繼續(xù)加倉機器人、儲能、鋰電池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