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一則新聞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美國聯邦政府又一次陷入“停擺”。

截至2025年11月6日，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已經第37天，打破2018年底至2019年初35天的歷史紀錄，成為美國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政府停擺。

對于一個現代超級大國而言，這么如同兒戲一般的停擺顯得有些突兀。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驢象兩黨之間無法就預算案達成一致，導致國家機器的部分齒輪被迫停止轉動。

其實表面看是財政問題，深層則是兩黨博弈陷入僵局，是“內耗”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

正文：

翻開中國浩繁的史冊，在那些王朝的興衰歷史中，我們能看到更為持久、更為慘烈的“內耗”模板。

其中以大唐王朝中后期的“牛李黨爭” 與大明王朝暮年的“黨爭（以東林黨爭為核心）”最為“經典”，這兩場曠日持久的內部斗爭，耗盡王朝元氣，其教訓至今讀來，仍令人警醒。

大唐的傷疤：“牛李黨爭”——四十年的精英內耗

唐朝，一個曾經輝煌無比的朝代，可是一場安史之亂之后，就再也沒能重回巔峰。

平定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還在，節(jié)度使還在。這些問題早已尾大不掉，上層統治者不是沒意識到問題，但是根本就是沒有解決的能力和辦法。

安史之亂的唐朝兩任皇帝，一個選擇妥協（唐代宗），一個選擇用武力解決（唐德宗），結果可想而知——都以失敗告終。

當時的現狀是——中央權威削弱，藩鎮(zhèn)割據，宦官權勢日熾。

在如此大背景下，朝廷內部的知識精英階層，因出身背景與政治理念的不同，逐漸分化成兩大陣營。

李黨： 以世家貴族出身的名臣李德裕為代表。他們多依靠門蔭入仕，崇尚經世致用的實干才能，強調吏治與權威，在對待藩鎮(zhèn)問題上主張武力削藩。

牛黨： 以科舉進士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閔為首。他們代表新興的寒門庶族勢力，通過科舉晉身，在政治上相對更傾向于“清流”議政，主張妥協藩鎮(zhèn)，認為"鎮(zhèn)守自立，未易輕議"。

兩派為了自己的主張和利益相互不讓，哪一派上臺，首要任務并非處理國政，而是大規(guī)模清洗對方陣營的官員，“你方唱罷我登場”成為常態(tài)。

比如李德裕得勢，則大量牛黨官員被貶至嶺南等偏遠之地；牛黨復起，則李黨成員遭受同樣命運。

官員的才能與政績退居次位，黨派標簽成為升遷貶黜的唯一標準。

李德裕

在科舉錄取時，兩派也是利用職權為自己一方謀利益。

李黨當主考官時，錄取的進士大多是世家子弟，或者是支持李黨的人；牛黨當主考官時，錄取的進士就變成了科舉出身的寒門子弟，甚至會故意不錄取李黨成員的門生。

兩派的“斗”已經不是單純的 “斗”，而是 “為了斗而斗”、“為反對而反對”。

最重要的是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兩派無論對方提出的政策是否于國有利，為了打擊政敵，必須堅決反對。

最讓人狗血的一個例子是：據《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九》的記載：唐文宗在位時，李德裕上奏朝廷稱吐蕃維州（今四川理縣）守將悉怛謀率部獻城歸降。這座被吐蕃占據數十年的戰(zhàn)略要地，突然重回大唐版圖，這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牛李黨爭為了反對而反對又讓這只煮熟的鴨子飛了——時任宰相的牛僧孺以"誠信"為由，認為唐朝與吐蕃已簽訂盟約，若接納維州，會失信于鄰邦，引發(fā)更大戰(zhàn)亂。

在牛僧孺的堅持下，唐文宗下令將維州歸還吐蕃，并將悉怛謀及其部眾遣返。結果，這些降人剛入吐蕃境內，便被全部處決，維州再度落入吐蕃之手。

各位看官不要認為牛黨好像有點不顧國家利益，其實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這群人為了打壓對手，國家利益始終讓位于派系利益。

牛僧孺

甚至連皇帝拿他們也沒辦法，唐文宗曾悲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边@句話道盡了最高統治者的尷尬與無奈。

大量有識之士被卷入這場漩渦，或因不愿黨附而遭排擠，政治空氣極度污濁。整個精英階層在內斗中自我消耗。

牛李黨爭導致唐后期整個官僚體系陷入空轉，國家的治理能力急劇下降。官員們每日所思所想，是如何在派系斗爭中自保和攻訐，而非處理政務。

這場牛李黨爭歷經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四十年，將朝堂搞得烏煙瘴氣。

可以毫不夸張地講，這場內耗是唐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推手。

大明的絕唱：晚明黨爭——道德旗幟下的生死搏殺

明朝晚期，皇帝長期怠政（萬歷數十年不上朝），政務停滯。

朝廷上逐漸形成了兩個派系：

東林黨：以顧憲成、高攀龍等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以無錫東林書院為輿論陣地，講學議政，形成了著名的“東林黨”。

閹黨：前期與東林黨同時并立的有，以沈一貫為首的在京的浙江籍官僚，被稱作“浙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等。到了天啟年間，以太監(jiān)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勢力異軍突起，整合了反東林的力量，俗稱“閹黨”。

也就是說所謂“閹黨”并非都是太監(jiān)，反而絕大多數是文臣；東林陣營里也不是清一色書生，還站著像王安這樣的太監(jiān)。

與唐代牛李黨爭對比來看，牛李黨爭更多是權力和理念之爭不同，明末黨爭則帶有極強的道德色彩。

東林黨人以“清流”、“君子”自居，高舉道德旗幟，抨擊時政，將政治對手往往直接斥為“小人”甚至“奸邪”。

這種“道德正確”使得明末黨爭變成了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斗爭。

客觀地說，從萬歷到天啟初年間，東林人確實是做過一些實事。開始時東林黨才是國家的希望，反而閹黨絕非“善類”，但事情發(fā)展到后面，卻逐漸出現了變化。

萬歷朝時，圍繞“立長”還是“廢長立幼”的問題引發(fā)的黨爭公開化且愈發(fā)激烈，這場風波并未隨著朝代更迭而平息，在光宗、熹宗朝一直延續(xù)。

到了明熹宗時期，黨爭演變成了“東林黨”與“閹黨”兩大勢力的激烈對壘。

雙方的沖突越演越烈：東林反對什么、閹黨就推什么；閹黨扶持誰、東林就堵誰。

而且雙方斗爭手段也極其酷烈，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了，有時直接進行肉體消滅，其慘烈程度遠超唐代。

據《明史》的《楊漣傳》及《魏忠賢傳》中的記載：崇禎年間，楊漣、左光斗等人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魏忠賢利用“廠衛(wèi)”特務機構，對東林黨人發(fā)動了駭人聽聞的迫害。楊漣、左光斗等“東林六君子”被投入詔獄，受盡酷刑而死。

可以說，在明末這個特殊的時期，幾乎每一件大事小情都能和“黨爭”扯上關系。

在關乎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上，比如何應對遼東崛起的后金，以及如何賑濟災民、平息內部的農民起義，各派爭論不休。

許多務實的救國方案，在無休止的黨派攻訐中胎死腹中。

崇禎帝即位后，這位年輕氣盛、頗有抱負的皇帝果斷將閹黨定罪，持續(xù)了半個世紀之久的黨爭這才暫時畫上了句號。

不過也因為如此，沒有人替崇禎對抗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團（東林黨）了，導致明末收不上稅，收不稅前線官兵就沒有糧餉，沒有糧餉作戰(zhàn)就一塌糊涂。

東林黨人反對向工商業(yè)征稅（礦稅、商稅），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導致朝廷財政枯竭，只能不斷加重農民負擔，激化社會矛盾。

說句公道話，這段故事沒有誰絕對好，也沒有誰絕對壞。

有人夸東林有氣節(jié)，那么，氣節(jié)能不能變成糧餉？有人罵閹黨壞透了，可人家確實能為皇帝搞來錢。

到崇禎皇帝時，雖然扳倒了魏忠賢，但黨爭的慣性已然無法扭轉。崇禎在位十七年，更換內閣首輔多達數十人，朝臣們依然忙于互相傾軋，皇帝誰也信不過，大臣們也難以和衷共濟。

明末黨爭將“內耗”演繹到了極致，最終徹底瓦解了明王朝的統治根基，使其成為歷史上因“內斗”而亡的最典型王朝之一。

小結：

我們并非要做簡單的類比，因為時代、制度與文化背景天差地別。

不過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但人性是相似的。我們再回看文章開頭提及的美國停擺僵局，驢象兩黨之爭的種種現象的牛李黨爭與明末黨爭具有很多相似之處。

大唐的繁華與大明的氣象，最終都未能抵擋住從內部蔓延而來的腐蝕。

作為地球上的美國大概率也逃不出那個規(gu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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