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 老 白

首發(fā)：老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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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開始時，低年級的老師發(fā)現(xiàn)新入學的孩子變少了。

他們的感覺沒錯，從整體上看，上一波生育高峰在2016年，受益于二胎政策的放開，當時迎來了一波生育高峰。

2016年出生的孩子今年9歲，剛從三年級升至四年級，對低年級的老師來說，今年的孩子確實變少了。

顯然你也可以預見到，今后幾年入學人數(shù)會越來越少，這對社會、對每個人都是一個未知的變量。

因此我們想知道，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我們有哪些應對方式？

想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最好看看鄰國日本當年發(fā)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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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嬰兒潮”

在上周那篇里，我們分析說隨著經(jīng)濟大環(huán)境的惡化，加上財政所嚴重依賴的土地經(jīng)濟走向終結，財政出現(xiàn)赤字，導致公務員待遇嚴重削減。

最終，公務員從人人爭搶的“金飯碗”，變成如今大學生就業(yè)榜里的末流。

教師也是公務員體系里的一支，不可避免的，老師們的待遇也受大環(huán)境影響在變差。

而且相比普通公務員來說，教師的境況更差，因為他們還疊加了生育率下降這一DEBUFF（負面狀態(tài)）。

二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歷了兩次嬰兒潮。

第一次是1945~1955年這十年，被稱為“團塊世代”，其中1949年該國出生人口達到270萬，創(chuàng)歷史紀錄。

第二次是1970~1980年這十年，剛好是團塊世代結婚生子的時間段，因此被稱為“團塊次代”。

以此類推，第三次嬰兒潮應該會在90年代中期到來。

由于前兩次嬰兒潮出現(xiàn)了嚴重的“住房緊缺”和“教師緊缺”問題，尤其是70年代的“教師緊缺”離得更近，記憶更深。

1985年開始，日本政府就提出了第三次嬰兒潮對策，其中增加教師數(shù)量是主要任務之一。

僅1985年，日本就增加了3.8萬名教師，此后5年的招募人數(shù)都超過3萬人。

至1991年，日本全國小學、初中和高中老師總人數(shù)達到驚人的105萬，要知道當時日本總人口數(shù)也就1.2億人，老師占比接近1%。

然而預想中的嬰兒潮并沒如期到來。

90年代的出生人數(shù)并沒有反彈，反而是沿著70年代中期開始的斜線一路向下狂飆，直至如今。

主要原因簡單來說有2點：

1、經(jīng)濟衰退 。收入下降加上失業(yè)潮，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2、人口抑制政策 。1974年為遏制人口過剩問題，人口事務委員會推出“二孩宣言”，半強制要求每個家庭只生兩個孩子。

盡管 該法案 1992年就已廢止，但年輕人的觀念卻早已被影響，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轉變過來的。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比如我們知道，從統(tǒng)計數(shù)字上看，經(jīng)濟水平與生育意愿是成反比的，經(jīng)濟起來了人們自然就會偏向于少生。

面對消失的嬰兒潮，日本政府的教育體系迎來了強烈的沖擊。

一方面是教師資源的嚴重冗余，一方面是經(jīng)濟下行財政緊缺 ，日本前后共進行了三 輪 教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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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改革：教師大縮編（1992~1995年）

1992年，文部省啟動了泡沫后第一輪教師改革。

此次改革的 主要目標是應對嚴重的教育資源冗余問題，對策是教師縮編，核心手段是減少新教師的數(shù)量。

由于教師屬于國家公務員序列是無法裁撤的，新教師無可避免地又成為了犧牲品。

整個90年代日本只招聘了18萬名教師，而80年的數(shù)據(jù)是42萬名， 縮減近60%！

縮編必然產(chǎn)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大量教育專業(yè)學生無處就業(yè)。

1995年全國教育學院就業(yè)率僅有50%，成為當時就業(yè)率最低的專業(yè)。

由于教育背景與文科十分相似， 未能就業(yè)的教育專業(yè)學生又與文科專業(yè)畢業(yè)生在就業(yè)市場上爭奪本就稀缺的文科崗位。

最終導致教師就業(yè)困境逐步演變成90年代的文科就業(yè)困境。

可以說，教育專業(yè)的學生們成為了日本少子化浪潮下第一波犧牲品。

但這才是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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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教育市場化改革（1996~1998年）

在那篇文章中我們說，日本在泡沫破滅初期面對社會失業(yè)率的飆升，被迫啟動了大基建計劃。

此舉緩解了失業(yè)潮，卻帶來了新的財政赤字問題。

隨著整體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進一步惡化，財政更加吃緊，從而促成了泡沫后日本第二輪教師改革。

這一波的 對策是市場化，重點方向是推廣臨時教師制度和擴大教師工作范圍。

1）臨時教師制度改革

教師屬于國家公務員序列，工資由國庫支出。

為緩解財政壓力，政府提出要 對教師編制實施只進不出的總量控制，輔以合同制的臨時教師序列。

臨時教師的主要問題是收入低還不穩(wěn)定，工資只有正式教師的一半，合同則是一年一簽。

但即便如此，還記得教師專業(yè)的學生就業(yè)率只有50%嗎，失業(yè)潮使得即使是沒有編制的臨時教師，無數(shù)名校生也趨之若鶩。

學生們再一次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2）工作擴大化改革

1997年，日本政府開始 修訂教師考核體系，行政性事務考核比重大幅提高。

行政工作主要是由教師義務兼職的，由此造成教師的工作強度大幅提高。

此后為了繼續(xù)壓縮經(jīng)費，政府又提出全科教師普及化，要求教師同時負責多個學科以壓縮人力成本。

這導致老師們的工作時間被進一步拉長。

如今在日本，老師是工作強度最高的職業(yè)之一，被稱為“黑色職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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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輪：教師改制（2003年以后）

由于長期的經(jīng)濟衰退和過量的大基建投資，2001年日本財政已處于崩潰狀態(tài)，由此開啟了公務員改革。

原有的22個國家部門被削減至12個， 海量公務員失業(yè)，一般的基層崗位被裁撤。

教師職業(yè)也未能幸免。

2003年，由于國庫已無力承擔龐大的教師隊伍的開支（實際上經(jīng)過前兩次改革，人數(shù)已大為減少了），政府決定對教師身份進行改制。

此次改制直接讓教師群體失去了國家公務員的身份。

政府將學校的實際管理權移交給地方，同時只承擔教師工資的30%，剩余經(jīng)費由地方自籌。

地方財政根本沒有能力負擔如此龐大的教師隊伍開支，一場史無前例的教師降薪浪潮就此開啟。

降薪潮期間，日本教師綜合工資下降近30% ，加上日本教師超強的工作強度，導致其時薪一度低于派遣員工。

比降薪更可怕的是鐵飯碗被打破。

2006年日本推出不合規(guī)教師考核法，教師一旦考核不通過就可能面臨失業(yè)，而在就業(yè)冰河期，失業(yè)就只能成為派遣員工。

嚴酷的考核制度讓教師充滿恐懼，不敢請假更害怕生病 ，內卷之下使工作強度更上一層樓。

第三則是社會失去了尊師重道的共識。

在失業(yè)浪潮下很多家庭出現(xiàn)離婚、家暴等問題從孩子身上傳導到學校，引發(fā)校園霸凌、傷害案件頻發(fā)。

本來是社會問題，在當時卻被社會普遍認為是老師教育的問題。

而家長參與到工作評價體系的制度，在客觀上也使得老師想管也不敢管，更加重了社會共識。

最終的結果就是 社會將校園失控問題的怨氣全都撒在老師身上，教師職業(yè)的社會評價也一路跌到底。

高強度加班、降薪與連續(xù)不斷的考核壓力，疊加來自社會輿論的負面評價， 日本教師出現(xiàn)了群體性崩潰。

2003年后，教師患精神疾病比例持續(xù)升高，最高峰的2010年，全日本輕度抑郁的教師占比高達30%。

大量教師因精神壓力過大選擇辭職；

更加可怕的是，改制后 每年有超過100名教師因為壓力過大選擇自殺，成為日本自殺風險最高的職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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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后，隨著第二波嬰兒潮時期擴招的教師逐步退休，日本逐漸從教師過程重新回到教師緊缺。

但在三輪教師改制過程中，那批 學生和在職教師所 受到傷害乃至犧牲卻永遠無法得到補償。

就如同那批“失去的一代人”一樣，只 因為生錯了時代，人生就大不相同。

當中國的剩余率也一路往下時，教師行業(yè)也是一路往下的。

雖然教師行業(yè)永遠存在，我們也永遠需要他們，但短時間內的總體下行可能不可避免。

那么，當下的學子們在專業(yè)選擇上是否還要選擇師范專業(yè)類，就成為一個要思考的問題了。

在職教師們也要做好過冬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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