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但對于此時的弟婦而言，她認為這房產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沖的，我有權決定住哪里，這是法律規(guī)定的?，F(xiàn)在是新社會了，我們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弟婦不光是嘴上說說，還拿出了新辦理的房產證給“大哥”過目。

　　段高飛見弟婦有房產證，那股火氣反倒降下來了。因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產部門弄錯了，聽了弟婦的一面之詞，可能弟婦還托了熟人，就給辦理了。段高飛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堅信只要去向房產部門說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著的1945年購買該房產的契約，那就可以糾正過來了。

于是就去走訪房產部門，怪事也就出現(xiàn)了：人家告訴段高飛，經(jīng)查，那套房產當時你父親是留給你弟弟段高沖的，所以，現(xiàn)在核發(fā)新證就寫了段高沖的遺孀的姓名，這是有法律依據(jù)的。段高飛聽著就糊涂了，說那房產明明是祖父關照父親留給我的，怎么變成留給我弟弟的了呢？房產局就說是父親留給你的，請問有什么證據(jù)？

　　段高飛說留了就留了，還需要什么證據(jù)？我是長子，這是規(guī)矩嘛。再說，我弟婦、妹妹她們當時都是知道的呀，那么我弟婦說房產是留給她丈夫的又有什么證據(jù)呢？可房產局出示了證據(jù)，是弟婦供職的那家公立醫(yī)院出具的一紙證明。在當時，凡是公立單位就被視為國家，醫(yī)院給弟婦作證，差不多就是公證處給她作證了，房產部門也是國家的，所以就給辦理了。

段高飛對此自然不能接受，于是就天天找政府交涉，也就是現(xiàn)在說的上訪，這一上訪就是 兩年多，但這一切都沒用。大約兩個月前，當段高飛在信訪接待室出來后偶遇一個人。這個人被段高飛視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瓦洛嘉，身份是“蘇聯(lián)專家”。

　　這位“蘇聯(lián)專家”一眼就看出段高飛是資本家了，于是，他連俄語都不說了，就直接用漢語跟段高飛說話了，時間一長段高飛跟他交上了朋友，當被問及你怎么會說中國話的？瓦洛嘉的回答是：二戰(zhàn)前我在蘇聯(lián)，大學攻讀的就是漢語?？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國待過三年多，為抗戰(zhàn)收集經(jīng)濟情報的工作。

瓦洛嘉第跟段高飛談話時，就直接點中了這個飽受委屈卻無處討公道的資本家的穴道，在得知段高飛的訴求之后，瓦洛嘉十分同情，不等段高飛開口相求，就主動表示如果有機會，他一定幫助將相關材料遞送給市領導甚至北京來的更高一級的領導。

　　瓦洛嘉還向段高飛表示，幾個月后，中國方面會舉行宴會招待蘇聯(lián)專家組，屆時會有一些首長出席，他作為與會的蘇聯(lián)專家，是有跟中國首長直接接觸、屆時順便把段高飛的材料一并遞送，說這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某某某遞送給首長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長同志的關心，不就行了!

　　當然，瓦洛嘉并不敢大包大攬，還說在這個問題上只能替你做到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那我就不敢保證了。段高飛要的就是到這一步，因為他堅信只要到了這一步，事情就能辦成了。

　　像段高飛這樣的純粹生意人，功利意識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深諳“無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哲學，認為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處，就沒有必要替他這個沒有交情的中國人效力。于是，在之后的接觸中，段高飛就不時請對方吃飯，贈送茅臺酒、珍珠粉、人參，還把靜安寺那邊的洋房(后院)鑰匙交給瓦洛嘉居住，因為弟婦搬到前院后，后院還沒處置即被段高飛發(fā)現(xiàn)，當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門鎖調換了。弟婦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

兩個星期前，段高飛請瓦洛嘉來家里做客，見瓦洛嘉對家里收藏的一個玉盤愛不釋手，把玩多時后提出想借去欣賞，便慷慨贈送給對方了，后來破案后，專家對那個從瓦洛嘉那里收繳的玉盤作了鑒定，居然是戰(zhàn)國時期的貴族用具，專家說價值超過一萬元人民幣。

　　案子偵查到這里，應該說還是很有希望的，因為線索沒斷。但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當時要求，谷鑫基作為專案組組長，每天要向黃局長本人報告一次。每天下午四點鐘，全市(市區(qū))各公安分局的局長本人必須到市局參加由他主持的碰頭會。

　　谷鑫基不過是一個副科干部，匯報工作時不戰(zhàn)戰(zhàn)兢兢已經(jīng)算是膽大的了。這次他向黃局長匯報了靜安寺緝拿瓦洛嘉失利的情況后，立刻挨了一頓批評：如果事先考慮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個警察，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應該說，這個批評是合情合理的，谷鑫基是口服心服，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盡快將其緝拿歸案，抓獲犯罪嫌疑人結案!”

谷鑫基在第二天召集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研究怎樣抓獲瓦洛嘉。會議期間大家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瓦洛嘉當時是翻越花園里的那道圍墻從前院逃走的，像他這樣一個洋人模樣的家伙，不管跑到哪里都是特別引人注目的，循著他的逃跑路線順藤摸瓜追查下去就行了。

　　于是專案組六人全部出動，先向前院住戶調查。前院住的是段高飛的弟婦、某公立醫(yī)院藥劑師唐莉嬋，但當時她還沒下班，家里待著的是其母劉老太和十二歲的女兒段小玲，于是就向那一老一少調查。

　　瓦洛嘉可能平時經(jīng)常參加體育鍛煉，行動不但敏捷，而且輕巧。他在被數(shù)名警察追捕的情況下，從二樓順著水管子攀下來，又翻越花園里的那道圍墻，居然沒鬧出什么動靜，以至于當時正在廚房里忙家務的劉老太竟沒發(fā)覺。但是，段小玲看到了，當時她正在書房窗前寫字臺上做老師布置的作業(yè)，見有個外國人從窗前奔過，大吃一驚。小姑娘機靈，立刻奔去把客廳大門關上，然后沖進廚房告訴外婆。

　那么瓦洛嘉逃出前院后又是怎么離開現(xiàn)場的呢？這個調查起來就比較復雜了。這幢花園洋房不直接對著南京西路，而是一條小馬路。這條小馬路只有三十來米長，連地圖上也是沒有標出的。小馬路是條斷頭路，只有一個出口——順著小馬路往北行到盡頭，就是南京西路了。這條小馬路上不通公交車，沒有商店，也沒有弄堂。所以，專案組要想了解瓦洛嘉逃出洋房后的去向，只有到南京西路上去尋找了。但此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那個年代的這個時段，已經(jīng)沒有能夠向偵查員提供情況的目擊者了。于是，往下的調查就只有延緩到次日。

　　次日，專案組再次出動前往調查。六個警察是兩人一組分頭進行查訪的，當時紀海群和張寶山兩人從一個賣桂花白糖赤豆粥的老年攤販那里打聽到，昨天下午將近四點，他賣完了粥，挑著空擔子往家的方向走。經(jīng)過那條小馬路時，冷不防從里面躥出一個人高馬大的金發(fā)洋人，差點兒撞上他的擔子。那人靈活地一閃讓過擔子，拔腿繼續(xù)奔跑，可居然用上海話說的對不起，這個外國人能夠說這樣標準的上海話，給老頭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頭還說，那個洋人穿過南京西路，奔向一輛停在路邊的黑色出租車后，轉眼就消失在車水馬龍之中了。紀海群、張寶山將調查到的情況向組長谷鑫基報告后，谷鑫基決定立刻行動，迅速找到那輛載著瓦洛嘉離開現(xiàn)場的出租車。

　當時全上海只有一家出租車公司——上海市出租汽車公司。有一百八十五輛，雖然只有一百八十五輛，但查起來也很困難，這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結果，出租車公司保衛(wèi)科給專案組打電話說，已經(jīng)找到了那個在靜安寺載過外國客人的司機師傅，姓戴。

　　這位戴師傅很快就趕到了專案組，戴師傅說，他所載的那個外國客人是在靜安寺上的車，像是有十萬火急的事情要辦。外國人會說上海話，而且說得跟一般上海人無異。他上車就說：“師傅，送我到外灘，開快點兒!”。而且這個外國人對上海的道路也十分熟悉。出租車開過了外白渡橋。這個外國人才付錢下車。到哪這條線索查到這里就斷了。

但這條斷了的線索又衍生出另一條新線索：瓦洛嘉會說上海話，對上海的道路又很熟；在外白渡橋下車，那就是虹口區(qū)的范圍了，所以，估計這人是住在虹口區(qū)的。

未完待續(xù)。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