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野史”，往往是哪些不見于正宗的史籍的歷史記載。由于其為私家撰述的特點，并沒有正史編纂時的那些忌諱。

其中較為著名的野史有，《十六國春秋》、《越絕書》、《吳越春秋》、《三國典略》、《魏略》、《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唐國補史》、《太平廣記》、《明季稗史匯編》等。這些野史雖然無法作為正史流傳，但是也能從側(cè)面應(yīng)征當時的一些風(fēng)土人情，以及社會風(fēng)俗。而且，野史中記載的很多歷史掌故是“正史”中難得一見的事件，讓很多人可以窺得當時為很多為人不知事件的蛛絲馬跡，甚至是詳細描述。

當然，野史很多都是作者耳聞目睹或者道聽途說的逸聞趣事，相對于“正史”、“別史”的“正襟危坐”，野史反而因為在語言上更加生動活潑、通俗易懂，在故事上不僅符合普通大眾的閱讀喜好，更能滿足他們獵奇的心態(tài)。不過，漸漸地所謂野史就變味了，獵艷尋芳和宮諱秘史的內(nèi)容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重點，于是《三國·宮禁隱私》、楊太真外傳》、《開元天寶遺事》、《元·后妃軼事》等等宮廷秘史就開始不斷出現(xiàn)。

不過要說這類宮廷秘辛和野史書籍較多的，估計還得屬清朝。畢竟，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王朝，而且還是由關(guān)外漁獵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所以免不得遭到漢族文人的編排。同時，由于漁獵民族與中原漢族在文化和風(fēng)俗上的迥異，早期并不會遵守中原各種種禮儀典章，造成他們在行事看上去絕對是“非我族類”。再加上清朝距離現(xiàn)在的時間較近，所以各種故事層出不窮，其中圍繞清朝初期的傳奇女性孝莊文太后編撰的故事更是層出不窮。比如，皇太極、多爾袞和孝莊的“三角虐戀”，孝莊與洪承疇的“秉燭夜談”，海域就是孝莊和多爾袞演繹的“太后下嫁”。

當然在各種編撰的野史中，孝莊的原名博爾濟吉特（即孛兒只斤）·布木布泰（意為“天降貴人”）早已被遺忘，反而是野史中記錄的名字“大玉兒”名滿天下。很多人認為，這個名字源自1926年成書的野史《清宮十三朝秘史》，作者許嘯天在書中描述布木布泰“姊妹兩人的皮膚，都長得潔白無暇；因此，她父母便拿個‘玉’字做她的名字”。其實“大玉兒”這個名字，早在1917年出版的《十葉野聞》和1919年成書的《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所以，到底為什么給孝莊取名“大玉兒”其實并無確定的由頭。當然，是否之前也有其他文章和書籍將她稱為“大玉兒”尚不得知，但可以基本確定的是在民國以后。

不過，孝莊或許也想不到，已經(jīng)在民國野史中被描述的不堪的她，到了如今再一次成為了被編排的對象。只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孝莊陷入的流言是清版的“貍貓換太子”。這個所謂的野史傳說是，當時還是莊妃的孝莊色誘洪承疇投降之后，從此傾慕于他的才華。結(jié)果兩人產(chǎn)生了私情，而且有了頻繁的肌膚之親，到了1651年-1653年間兩人誕下一個私生子，然后送出宮去養(yǎng)在了民間。當年幼康熙身染染天花在宮外養(yǎng)病時，孝莊和洪承疇借機用自己的私生子取而代之，并以病愈的名義將他送回宮去，并最終成為了康熙帝。

這里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這個私生子必須是生在1651-1653年間。為什么要選擇這個時間呢？因為根據(jù)史料記載，康熙帝生于1654年5月，而是洪承疇在1653年5月時，被賜為“太保兼太子太師”，負責(zé)“經(jīng)略湖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wù)兼理糧餉”，已經(jīng)出京公干了。換而言之，如果說按照懷胎10月的說法，洪承疇和孝莊根本不可能生出康熙。所以，想要讓“貍貓換太子”成功，所以杜撰出來的“假康熙”只能與玄燁年齡相仿，要不然就無法瞞過眾人的眼睛。其實，康熙僅僅在宮外待了一年而已，小孩子即便是大上一歲或兩歲，變化都是極為明顯的，只是編撰者或許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但是為了能讓自己的邏輯看似沒有破綻，就只能期待年近花甲的洪承疇和年愈不惑的孝莊創(chuàng)造“老蚌生珠”的奇跡了。

不過，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幼年康熙在宮外養(yǎng)病的地點是西華門外的一出宅邸，無論是出于控制疫情的角度，還是保護皇子的目的，宗人府必然會對這里進行嚴格的保護，外人是如何能將那位“私生子”送入府邸呢？更何況，康熙當年出宮之時，還有乳母進行照顧，突然給她塞進一個孩子，真能保證她守口如瓶嗎？如果真的要殺人滅口，估計在當時就要掀起腥風(fēng)血雨了?；蛟S，會有人認為洪承疇和孝莊能用自己的權(quán)勢，不僅能迫使各級官吏服從他們的命令，還能將各種流言蜚語壓制下來。但不要忘了，剛剛年滿16歲的順治帝，就敢下詔說“大小臣工，皆朕腹心”，還能夠建立起院閣制的行政體系，絕對不是一個被人輕易拿捏的傀儡。

或許，單純覺得用“貍貓換太子”的故事，無法形成嚴密的邏輯閉環(huán)。于是所謂的新證據(jù)又出現(xiàn)了，洪承疇的父親叫洪啟熙，所以使用“康熙”這個年號；洪承疇的老師叫洪啟胤，所以康熙將“胤”用作皇子的名字；洪承疇本人的“疇”也通過《淮南子·俶眞訓(xùn)》篇，解釋為“雍”字，然后成為了“雍正”帝的年號。年號、名字這所有的證據(jù)似乎都是想證明，康熙是為了以此來紀念自己的親身父親洪承疇。

其實關(guān)于“康熙”年號這個事情，簡直是一道送分題?？滴?歲登基，自己哪有能力確定年號，孝莊雖然在各個演義和野史中都被塑造成一位殺伐果決的女政治家，但是她能參與的朝堂的決策鮮有記載。所以，最終確定康熙年號的只能是當時的四位顧命大臣。要知道，同樣的情形在公元1861年再次上演，咸豐皇帝在避暑山莊一命嗚呼之時，留下的八位輔政大臣確定的年號是“祺祥”。要不是慈禧聯(lián)合恭親王奕?聯(lián)手發(fā)動了“辛酉政變”，那么就不會有“同治”這個年號。而當時的孝莊根本無力對抗任何朝堂上的勢力，不論是曾經(jīng)的多爾袞，還是此后的四位顧命大臣，所以在年號問題上孝莊無法參與，康熙更無法參與。那么四位顧命大臣，是如何幫助康熙用所謂“祖父”的名字作為年號的。

以此類推的話，雍正帝制定的年號的時候，他本人已經(jīng)40余歲，內(nèi)無干政之后宮，外無權(quán)傾朝野之佞臣，所以年號只能由自己制定或選定。但是康熙帝真敢大言不慚的告訴自己的兒子，他是洪承疇的私生子，年號里要用個“疇”字，也就是“雍”字嗎？要知道，清代康熙先后兩次確立太子胤礽，此后又采用了秘密立儲制度確認了胤禛為儲君。那么，康熙帝至少要給兩個人交代用“疇”作為年號的問題，也就等于告訴了這兩人的核心支持者，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個人盡皆知的秘密。

而將“胤”字用于兒子的名字中，與洪承疇的老師聯(lián)系在一起，其實更是無稽之談。要知道，滿族起名首先是用的滿語，然后再轉(zhuǎn)為漢字。以“胤”字為例，滿語為“??”（音：in?），意思為“繼承、延續(xù)”。而漢語中的“胤”正好是這個發(fā)音，然后意思也有“子孫相承”的意思，所以在漢中使用了“胤”字。要知道，用“滿”字轉(zhuǎn)意思和讀音相近的“漢”字容易，而想用某個漢字，去反推音、意相似的滿字，這個難度無疑會大大增加。所以，用“胤”字去與洪承疇的老師扯關(guān)系更像一種牽強附會。

不過，這些辯解更像是打“口水戰(zhàn)”，真正直接的證據(jù)或許來自中央民族大學(xué)副教授嚴實那些扎實的工作。根據(jù)他對15位號稱“愛新覺羅后裔”者的樣本采集和DNA測試發(fā)現(xiàn)，其中有8人C2b1a2b1-F14751，其余7人有2個C和5個0。這屬于C2b1a2b1-F14751的8人，共祖都在 600 年之內(nèi)，這還是嚴教授親自采集的樣本。如果加上郵寄的2個樣本，同樣也是C2b1a2b1-F14751，都符合愛新覺羅家族共祖的特征。尤其是，嚴教授在2019年采到過一個可靠的樣本，是雍正第五子、恭親王弘晝的后代，結(jié)果顯示就是努爾哈赤的C2b1a2b1-F14751。這從科學(xué)上證明了所謂“貍貓換太子”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無論是從歷史的各種記載，以及年號、命名的各種傳統(tǒng)，再加上DNA的證據(jù)，似乎都可以證明康熙帝不可能是洪承疇的后代，更不可能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