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敞開的門》

回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動蕩的中國歷史，我們無法繞開兩個人——李鴻章與袁世凱。

他們一位是舊式科舉官僚代表的精英人物，搖身一變成為實業(yè)官僚的先鋒，擔任中國前所未有的洋務統帥，周旋在列強之間，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

另一位身處帝制與共和的轉折時期，短短十年間，從清朝頂梁柱淪為革命果實的竊取者，并最終導致軍閥混戰(zhàn)的分裂局面。

從個人命運的結局來看，他們無一不是歷史的敗者，甚至是不仁不義的叛徒、陰險狡猾的權謀者。但從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來看，他們都曾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走向，作為清末民初政壇的樞紐人物，他們都曾在中國最脆弱無依的時候貢獻過自己的力量。

《淮，敞開的門》

正如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在《李鴻章·袁世凱》中所寫，“沒有任何個體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因此，如果準確地追蹤歷史上的人物，便可以復原那個時代?！?/strong>

《李鴻章·袁世凱》以最客觀的視角，完整再現了李鴻章與袁世凱二人的政治生涯，作者對二人的政治決策與命運作出最精準的評價，并將之與整個時代背景勾聯，清晰揭開了兩位歷史人物與現代中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李鴻章和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各省積蓄實力而中央走向沒落的時代，是一個內政外交風云變幻的時代。而如何理解李鴻章和袁世凱，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今日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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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落日孤臣”李鴻章

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李鴻章算得上是清朝頭號的知日派。他越是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就越是對日本感興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這是因為他自身無法完成的官民一體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正因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強烈地把日本視作威脅，日本是“中國永遠的大患”，也是他羨慕的對象。

李鴻章一手培養(yǎng)出的淮軍，當時大約擁有17萬兵力。他聘請了德國軍人漢納根擔任軍事教官，實行德國式的訓練，并以克虜伯槍等德國生產的武器為主來武裝淮軍。北洋海軍的建設也有了很大的進展。

1886年，兩艘軍艦率領巡洋艦，依次訪問了朝鮮的釜山、元山，俄國的海參崴和日本的長崎，兼有示威的意味。9月在長崎時，船員們上岸后胡作非為，日本警察與北洋海軍的水兵發(fā)生了沖突，演變?yōu)榻诸^戰(zhàn)等武力事件。日本的輿論一度高漲，要求對清開戰(zhàn)，而日本政府懾服于北洋海軍的強大陣容而有所顧忌，回避了戰(zhàn)爭。五年后的1891年，編制后的北洋水師再次在長崎靠岸，舉行了示威運動。

《淮，敞開的門》

從這里可以看出李鴻章等人的用意。無論戰(zhàn)艦多么強大堅固，缺少士官、技師等人才和組織，就無法運營和強化海軍，以李鴻章為首的當局知識分子不會不懂這一點。正因為如此，在面對外界的威脅時，最少應該振興海軍的威容。正因為對日本的西方化感到畏懼和羨慕，痛感自身的差距，北洋海軍才會屢次前往長崎，在日本人面前炫耀，這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

焦點依然是朝鮮半島。1894年2月，東學信徒們在全羅道發(fā)動起義，要推翻朝鮮政府。6月初，朝鮮政府終于效仿“壬午、甲申的先例”，請求清朝派兵支援。

清朝把這看作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特別是對經李鴻章授意、在漢城駐扎了十年來以證明朝鮮屬國立場的袁世凱而言，更是如此。派遣援軍，實現軍事保護的話，那么誰都能知道，朝鮮是清朝的屬國。

但是，《中日天津條約》卻不能坐視不理。第三條規(guī)定，日清向朝鮮出兵時，需要事先相互通知。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如果日清兩國有一方出兵，那么另一方就自動有了派兵的權利。李鴻章之所以一直克制對朝鮮行使武力，也是有這一條的緣故。

叛亂很快就被平息。東學黨和朝鮮政府在6月10日簽署了《全州和約》，達成了和解。援軍很快就用不著了，撤兵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沒想到，6月10日這天，日軍進入了漢城。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想象，繼430名海軍陸戰(zhàn)隊隊員登陸漢城后，6月16日又有大約4000名陸軍混合旅團在仁川登陸。距離清朝陸軍登陸朝鮮，不過才短短四天。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zhàn)》

7月20日，日本向朝鮮政府發(fā)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侵犯朝鮮獨立自主”的清軍撤退。倘若朝鮮政府做不到，日軍將代為驅逐。8月1日，日清宣布開戰(zhàn)，戰(zhàn)火就此點燃。所謂陸奧外交，就是如何將試圖撤兵和避免戰(zhàn)爭的李鴻章拖入戰(zhàn)爭的泥潭，說到底，他的策略圓滿地成功了。

陸奧的成功，也就是李鴻章的失敗。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經過和結果就沒有必要詳細介紹了。軍事上，可以說是日本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

造成這種結果，原因當然在于李鴻章也意識到的外實內虛的軍備。正因如此，他才想回避戰(zhàn)爭，并想盡了辦法。之所以未能實現，是由于阻礙勢力的存在。

一點是陸奧外交和它的結果。陸奧宗光將李鴻章策劃的英俄干預盡數除盡，挑起了戰(zhàn)爭。而且，隨著戰(zhàn)爭的發(fā)展，列強原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李鴻章的干預和意圖，也逐漸發(fā)生了變化。

英國原先將清朝和李鴻章當作阻止沙俄南下的壁壘而滿懷期待，之后卻逐漸轉向日本；沙俄原本忌憚清朝和李鴻章而有所收斂的南下政策，也終于進入了實施的階段。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zhàn)》

另一點是清朝的內政結構以及勢力均衡的變化。日清開戰(zhàn)的這一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年，正逢西太后六十大壽，而李鴻章也已經72歲，進入了古稀之年。從個人角度來講，兩人也偏向于隱退，而不希望挑起戰(zhàn)爭。

可是，這一時期的政治條件卻發(fā)生了變化。首先，光緒皇帝已經長大成人。長期以來有名無實的皇帝，開始掌握實權，不滿于現狀的勢力紛紛投向光緒帝，試圖與實權派對抗。在這件事情上，他們表現為批判非戰(zhàn)意見的主戰(zhàn)派。

李鴻章最初沒有將他們放在眼里，他覺得區(qū)區(qū)幾個書生成不了什么氣候。沒料到，他以軍費不足為由拖延開戰(zhàn)的時候，皇帝一派的戶部尚書（財務大臣）翁同龢卻在7月11日湊出了300萬兩的巨款交付給北洋水師。被逼入困境的李鴻章，已經無法再堅持回避戰(zhàn)爭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放棄回避戰(zhàn)爭的希望，沒有一舉派出大軍，而是逐漸增派，這在戰(zhàn)術上是最不可取的。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zhàn)》

如此看來，中日甲午戰(zhàn)爭并不是一場單純的戰(zhàn)役，它相當于體制瓦解的過程。日本強行發(fā)起戰(zhàn)爭，雖說是他們判斷自己與北洋海軍的實力在軍事上旗鼓相當而發(fā)起的挑釁，然而戰(zhàn)爭爆發(fā)后，形勢向對日本有利的方向轉化。反而言之，19世紀80年代李鴻章掌權時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所有條件，都由于這場戰(zhàn)爭而喪失。對李鴻章而言，這是毫無疑問的敗局。

“落日”的“孤臣”，是李鴻章臨終前的自畫像，形象地勾畫出自己的境遇。李鴻章是垂簾聽政和督撫重權互相彌補、處于穩(wěn)定時期的政治家。也許，他的實力正是將兩者相結合，保持穩(wěn)定。然而，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義和團起義這一過程中，他失去了權勢，垂簾聽政和督撫重權陷入了徹底的決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急劇對立，決定了之后中國的結構框架。而李鴻章的位置，似乎已經不在其中。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zhàn)》

02

袁世凱：從頂梁柱到竊國賊

袁世凱被擁戴為皇帝后大約過了兩周，12月25日這天，一封電報傳遍了全國，云南省宣布獨立。主謀人物是該省都督蔡鍔和將軍唐繼堯，二人都曾經是袁世凱的部下、北洋軍的軍人。他們先是假意贊成袁在北京即位，密謀回到云南后即刻舉旗反叛。

他們舉兵要求廢除帝制，自稱護國軍。再加上地方的獨立，如同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再現。就此造就了“三次革命”。

可是，和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出乎了袁世凱的意料。在處理這件事情上，他首先未能溝通好對外關系。特別是提出“二十一條”后，日本政府一直冷眼旁觀著皇帝即位的動靜，立刻表明了反對的態(tài)度，讓袁世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國內的局勢也出現了動蕩。一直雌伏的革命派加入護國軍的行列，提出嚴厲的批評；而接受了社會主義等新思想的學生們，也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北京開始對專制加以批判。

《末代皇帝》

對袁世凱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軍事局勢。他匆忙組織的鎮(zhèn)壓部隊吃了大敗仗后，屬下的部將們也開始觀望起形勢來。很快，貴州、浙江、陜西、四川、湖南各省也呼應云南紛紛脫離了北京政府。

此時，最有實力的部下馮國璋向各省發(fā)出電報，要求廢除帝制，并停戰(zhàn)和解。在這里要注意到他駐扎在南京。袁世凱看到電報后，就像最終接到了宣判一般，只好在兩天后的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銷君主立憲，并撤回了推舉皇帝這一舉措。“中華帝國”就此草草收場。

辛亥革命的混亂當中，袁世凱在萬眾矚望之中宣布登場。當時，幾乎無人批評他竊取了革命果實。雖說立場不同，各路勢力對他的期待卻絕不可小覷。即便如此，他仍然未能避免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這是因為民國的袁世凱政權和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發(fā)生質變的清朝政府，并沒有什么區(qū)別。

歸根到底，他都是從中央的角度來強化體制權力，由此招致了與地方的對立、北京的孤立。最后的三次革命導致了各省的脫離和軍閥的混戰(zhàn)，北京的中央政府得不到地方的服從，化作了所謂“沒有地方的中央”。當時，各省都加深了與外國的直接往來而取得了經濟增長，對中央和其他地區(qū)的依賴有所減弱，得以財政自立、維持軍費開支。

袁世凱對這些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經過、趨勢和實況掌握了多少呢？僅僅看他的言行，可以說他局限于西方立憲制和近代國家的概念上，而未能洞察到宏觀的結構和動態(tài)。原本就不僅是他一個人如此，當時幾乎所有的人士無一例外。這樣思考的話，他所推行的政策并不是地方和中央的有機結合，而是滋生了反目和爭斗，最后走向消亡，也許是必然的結果。

《末代皇帝》

因此，統一的中國因為袁世凱而變得四分五裂，這一觀點是不成立的。清朝，至少是清末的中國，以近代國家的標準看來已經處于分裂的狀態(tài)。袁世凱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總統，想要建立起中央集權、名副其實的統一的近代國家。可是，他未能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以失敗告終。本就存在的分裂狀態(tài)，由于他的失敗而演變?yōu)檐婇y混戰(zhàn)，轉化為表面現象。

盡管如此，在集權統一問題上，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并不是毫無可取之處。在這里舉一個例子，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善后大借款的財政措施。

為了獲得這筆外債，袁世凱政權用鹽稅收入做擔保。在外國看來，沒有比它再可靠的財源了。沒想到，課稅征稅卻是極其的紊亂復雜，中央政府能拿到的實際收入微乎其微。因此，列強以提供貸款為條件，要求聘請外國顧問實行鹽稅行政的改革。

袁世凱政權以此為杠桿，進行了大范圍的財政金融改革。通過鹽稅的改革和內債的發(fā)行，奪走了地方控制的稅收，并提前征收。還將地方發(fā)行的各種形式的貨幣、紙幣統一為中央發(fā)行的“國幣”，來實現幣制的一元化。這些都是抑制地方走向自立、加強集權和統一的措施。

《孫中山》

不僅僅是貨幣，袁世凱的事業(yè)從鹽稅、內債到軍事，在很多領域都是蔣介石的先驅。更準確地講，他就是先驅。

先驅往往伴隨著艱辛，不能僅僅責怪袁世凱一人。能夠洞察渴望統一的時代思潮與現實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乖離，并采取永久有效政策的人物，真的會存在嗎？不都是屢屢碰壁層層受阻的嗎？蔣介石是如此，就連今天似乎也不例外。這么看來，袁世凱和他的時代，是造就了延續(xù)至現代的中國政治的一個出發(fā)點。

從袁世凱對共和的態(tài)度和復辟帝制可以看出，他對最新流行的時代思潮和理論性的抽象的意識形態(tài)未進行任何的迎合。

也許，時髦是指與人類世界的本質無關的粉飾?？墒?，在中國史上，這些粉飾也是很重要的。袁世凱連這些都沒有，他有的只是活生生的政治能力、軍事能力，也就是實際的處事能力。

袁世凱本人在上升期和沒落期，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也是如此。變化的是他的立場和時代的風潮。在以往的價值觀、世界觀動蕩的時期，袁世凱率直的言行體現出了地方官的冷靜和果斷。然而，一旦時代風潮形成后，這種率直反而暴露出了作為一名元首的丑陋和腐臭。

帝制專制為惡、立憲共和為善，向外國妥協為惡、反帝國主義為善，這些當時的時代風潮，直到現在也占據著統治地位。而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很是讓人生疑。其中，自始至終注重于現實而褒貶參半的袁世凱的生涯，應該可以看作是折射出中國百態(tài)的一面“鏡子”。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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