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德國共產(chǎn)黨人李德以共產(chǎn)國際軍事顧問身份踏入中央蘇區(qū)時，他在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的支持下，迅速掌握了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

面對蔣介石發(fā)動的第五次“圍剿”——敵人采取“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新戰(zhàn)術，李德完全拋棄了毛澤東在過去反“圍剿”中形成的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精髓，固執(zhí)地推行正規(guī)陣地戰(zhàn)的戰(zhàn)術。

他指揮紅軍與裝備、兵力占絕對優(yōu)勢的國民黨軍硬碰硬，使紅軍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在這時，紅軍很多高級將領都站了出來，通過不同渠道反映李德這樣的指揮，無異于將紅軍送上絕路。

尤其是劉伯承，作為紅軍總參謀長，他比李德更早來到中央蘇區(qū)，親身經(jīng)歷了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深刻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正確性和科學性。

因此，面對李德的錯誤指揮，他的反對是最激烈的，也正是因為此，他先后三次被心胸狹隘的李德整得靠邊站。

第一次，李德直接越過劉伯承指揮，劉伯承此后只能管管紅軍大學的事情了。起因是劉伯多次找李德交涉，明確直言說：再這樣打下去是不行的，不符合紅軍的實際，更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可是，李德對他的建議根本不理，依然按照他的那一套來指揮。

這一天，劉伯承實在忍不住了，直接找到李德，對他說：必須停止這種和敵人拼消耗的戰(zhàn)術，不然紅軍會被拼光，現(xiàn)在應深入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zhàn)，威脅敵人重地，以打破“圍剿”。

然而，這些基于中國革命實際的真知灼見，卻被李德粗暴拒絕，甚至當面訓斥劉伯承“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參謀，白到蘇聯(lián)學習了幾年”。也是這次爭論過后，這位總參謀長被邊緣化，只能管理紅軍學校的事務。

第二次，劉伯承看到李德耍軍閥作風，直接罵了李德，導致兩個人沖突進一步升級。當時，李德因戰(zhàn)士煮飯擋路而大發(fā)雷霆，一腳踢翻了飯鍋，恰巧被路過這里的劉伯承看見了。

劉伯承再也無法抑制內(nèi)心的憤怒，便用俄語痛斥李德：“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侮中國人的，你這是帝國主義行為！”

李德惱羞成怒，直接找到了博古要撤他的總參謀長職務，并說了一大堆劉伯承的壞話，博古雖然有些猶豫，但他要靠李德搞軍事，權衡后同意了李德的建議，撤掉了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將其降為紅五軍團參謀長，這段時間，劉伯承徹底離開了紅軍的指揮中樞。

第三次，當紅軍決定戰(zhàn)略轉移開始長征時，李德竟然將劉伯承列入留守人員名單。在敵軍重兵圍剿下，留守蘇區(qū)意味著九死一生。若非朱德、周恩來等人極力爭取，這位杰出的軍事家很可能就會犧牲在蘇區(qū)。從這一安排可以看出，李德對劉伯承的排斥已經(jīng)到了何種程度！

實際上，劉伯承與李德同出于伏龍芝軍事學院，同為校友，應該在指揮風格上很相近。但是，劉伯承在實踐中，領悟了毛澤東指揮藝術的精妙，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更符合中國實際。

因此，當李德生搬硬套西方陣地戰(zhàn)經(jīng)驗時，劉伯承清醒地認識到這不符合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實際。正是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賦予了他反對錯誤指揮的勇氣和智慧，與李德進行了全方位的斗爭。

后來大家也都知道了，遵義會議召開后，結束了李德的錯誤指揮，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而劉伯承在后來的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屢建奇功，成為新中國國防事業(yè)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