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引爆熱議——

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葛曉燕介紹，隨著社會交往方式的多樣化，檢察機關依據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規(guī)定精神，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關系，并將家庭成員身體傷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認定為家庭暴力行為，對受害者的保護更加立體全面。 公眾號：人民日報

最高檢將婚前同居認定為“家庭成員關系”，似乎本意是擴大反家暴保護范圍，但近日的案例推送和輿論造勢，卻反而暴露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那就是在司法執(zhí)行層面，能否真正做到無論男女都一視同仁？

很遺憾，這個問題明眼人都知道答案。本號的老讀者們看我發(fā)了那么多次案例合訂本，心里也都有數。當法律在性別天平上傾斜時，所謂的“進步”便淪為了選擇性正義的工具。

在最高檢近期密集推送的家暴典型案例中，清一色是男性對女性實施精神控制、PUA致死的案件。例如同居男子辱罵女友致其自殺，火速被判刑三年兩個月。這種聚焦也許無可厚非，但同時期發(fā)生的女性對男性精神虐待案例，卻幾乎從官方通報中絕跡。

例如，家屬質疑新娘長期精神打壓所致，但警方僅以“情感糾紛”草草結案，未追究女方任何責任。類似案例其實前天11.24在湖南婁底某地又發(fā)生了一起。如果性別互換，司法態(tài)度是否依舊會這么“寬容”呢？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當“鐵拳”只砸向男性時，反家暴的正義性已然大打折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執(zhí)行中的雙重標準卻屢見不鮮。比如在立案門檻方面就存在顯著差異，男性施暴時，司法機關常主動介入、高調追責；而女性施暴時，則多以“情感糾紛”“隱私保護”等等為由淡化處理。

還有在輿論引導方面，媒體往往對“男害女”案件大肆渲染，在網上激發(fā)滔天公憤；而對“女害男”案件，則盡可能避而不談，甚至壓制討論，并反手扣上“引發(fā)輿情”的帽子。

再就是結果量刑層面，男性逼死女性，很容易就被認定為“情節(jié)惡劣”而從中判刑；女性逼死男性，則大事化小，常被歸為“意外事件”或“自殺原因復雜”。重慶那個愛吃麥當勞的游戲小哥（抱歉我甚至都無法打出他的網名），不就是這樣嗎？懂不懂什么叫“正常戀愛”?。?/p>

這種雙標不僅扭曲司法公正，更傳遞了錯誤的信號，那就是女性的暴力可以被諒解，而男性的痛苦則活該被忽視。當“反家暴”淪為了性別對立的武器時，法律也早已背離保護弱者的初衷。畢竟，到底誰才是弱者，由誰說了算呢？

此外，最高檢將同居關系認定為“家庭成員”，雖然目前說是僅限于反家暴場景，但這般概念混淆已經引發(fā)很大程度的公眾焦慮了，很多同居的人在11.26這天一覺醒來，竟然開始享受“正婚級待遇”了。那么今后同居史是否會被默認為“婚史”呢？財產劃分會否受影響呢？

在司法實踐層面，如果同居期間的精神虐待可以追究刑責，那么同居結束后的財產糾紛當中，一方是否可以借“家庭成員”身份去主張更多權益？算了我說直白點，是不是可以直接分走一半甚至以上財產？

再說了，當同居與婚姻的法律界限變得模糊后，我國自1994年廢除的事實婚姻制度是不是算卷土重來、借尸還魂了？那么接下來的結婚率還保得住嗎？想想看，既然同居也能獲得部分保護，那何必用婚姻來捆綁自己呢？

更值得警惕的是，法律概念的擴張要是沒有一個明確邊界，極其容易被濫用。打個比方，分手后如果某一方虛構“精神虐待”的指控，就完全可以借助“家庭成員”的身份，去認定啟動刑事程序，來進行情感報復——

事實上已經有不少人在這么干了！就是與日俱增的各種莫名qj案。山西某地對全世界宣布，哪怕訂婚了也不算結婚；現在又說只要同居就算家庭成員。要不你們有關部門自己先打一架吧。

總之呢，反家暴的進步不該以犧牲性別平等為代價。要想消除公眾疑慮，司法系統(tǒng)一方面必須做到嚴格統(tǒng)一執(zhí)法標準，也就是無論施暴者是什么性別，只要符合“精神控制致人死亡”要件，都應該同等追責。像那種女性施暴被判刑的典型案例，就應該多多公開，以正視聽。

另一方面就是要明確好法律適用邊界，通過司法解釋厘清“同居關系”的認定條件，并重申反家暴認定不影響財產分割規(guī)則。不過在具體執(zhí)行層面，恐怕又受限于自由量裁了。當然，我知道說了也是白說，懂的都懂。

最高檢的初衷也許是善意的，但如果在執(zhí)行過程中自帶“性別濾鏡”，則會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公和群體撕裂。畢竟法律的真諦不該是為了保護某一種性別，而是要平等捍衛(wèi)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安全。只有當反家暴不再選擇性執(zhí)法，只有當男性的受虐和自殺也能引起重視和嚴肅調查，只有當網絡輿論不再單方面雙標偏袒……

……“只有當”個屁，無從破局，只有加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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