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在遵義那座小樓里決定中國革命往哪兒走的人，攏共二十個。

掰著指頭數數，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這些名字，現在掛在墻上，印在書里，誰都認識。

可名單上偏偏有個叫李卓然的，就跟混進明星堆里的素人一樣，很多人看到這個名字都得愣一下，尋思這誰啊？

要知道，當時他的位子可不低，紅五軍團政委，跟聶榮臻、楊尚昆是平級的。

能坐在那張桌子邊上，就說明他不是一般人。

可為什么后來，歷史的浪頭打過來，別人的身影越來越高大，他的影子卻越來越淡，最后幾乎看不見了？

這事兒得從頭說起，他的故事，前半輩子是把油門踩到底，后半輩子卻像是掛了空擋，慢慢滑行，身上還背著個卸不下來的大包袱。

李卓然的底子，擱當時絕對是頂配。

他年輕時跟周恩來他們一塊兒在法國做過工，后來又被送到莫斯科的東方大學，正兒八經學過軍事。

能出國見過世面，又懂軍事理論，這種人在早期的隊伍里，那是寶貝。

1929年一回國，他就被派到中央蘇區(qū)，給毛澤東當辦公室主任。

這活兒不好干，但李卓然干得特細。

他發(fā)現毛澤東有個習慣，愛從敵人的報紙里找信息，分析形勢。

那會兒蘇區(qū)跟個孤島似的，消息閉塞。

李卓然就下了死命令，讓前線的人不管仗打得多緊，只要繳獲了報紙，必須第一時間送過來。

就這么個小事兒，等于給毛澤東開了個天窗，能瞅瞅外面的世界到底啥樣。

倆人的信任，就是這么一點一滴攢起來的。

更難得的是，后來毛澤東在第四次反“圍剿”后頭被擼了軍權，日子不好過，很多人都繞著他走。

可已經調到別處的李卓然，偏偏專門跑去看他。

這種時候還能上門的人，毛澤東心里都有一本賬。

好景不長，第五次反“圍剿”打敗了，紅軍只能挪窩，開始長征。

博古和那個德國顧問李德，把行軍搞成了搬家，壇壇罐罐什么都帶著，走得又慢，成了人家追著打的靶子。

隊伍損失大得嚇人。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李卓然接了個燙手山芋，跟董振堂一起，帶著紅五軍團給全軍殿后。

殿后部隊，說白了就是全軍的“鐵屁股”，專門用來挨打的。

紅五軍團這個“鐵流后衛(wèi)”的名號，是拿一條條人命換來的。

他們得跟中央縱隊隔著一兩天的路，像條瘋狗一樣，死死咬住屁股后頭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追兵，讓主力能喘口氣。

湘江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

為了讓大部隊過江，紅五軍團的弟兄們跟瘋了一樣往前頂，一個師接著一個師地填進去，好多人連江邊都沒摸到就沒了。

有一次敵機轟炸，炸彈跟下雨似的往李卓然的指揮部砸，他眼睜睜看著身邊的警衛(wèi)員、參謀一個個倒下，自己卻在煙和血里頭站了起來，身上連塊皮都沒破。

從江西走到貴州，這一路，李卓然和他的兵，就是用身體在給中央紅軍鋪路。

他們是離死神最近的一群人，所以對博古、李德那套瞎指揮，恨得牙根癢癢。

1935年1月，李卓然拖著一身疲憊和硝煙味進了遵義城。

他不知道，一場更大的風暴在等著他。

毛澤東聽說他到了，自己還發(fā)著高燒，立馬讓人把他請到自己屋里。

屋里沒啥客套話。

毛澤東裹著被子，開門見山就問：“卓然同志，后衛(wèi)部隊怎么樣？

說說實話。”

李卓然一肚子的火和委屈，這下全倒了出來。

他嗓子沙啞，說的全是前線的真事兒：“部隊傷亡太大了，好多連隊打光了都沒人補。

弟兄們對‘三人團’的打法意見非常大，說這是拿人命開玩笑。

士氣很低落…

他把一路上的憋屈、戰(zhàn)士們的抱怨，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

毛澤東聽著，臉色越來越沉，最后一把抓住他的手，眼神里都是火：“卓然同志，你說的這些太重要了！

明天開會，你一定要把這些話，當著大家的面講出來！

讓那些坐在后方辦公室里的人聽聽，前線到底是什么樣！”

第二天的會，氣氛凝重得能擰出水來。

博古還在那兒滔滔不絕地為自己的失敗找理由，說什么“敵人太強大”。

李卓然聽不下去了，他站了起來。

他沒講什么大道理，就講故事，講紅五軍團怎么在一個叫光華鋪的地方，用刺刀和手榴彈頂住了敵人一波又一波的進攻；講戰(zhàn)士們怎么罵那個“短促突擊”是“短命突擊”；講大家伙兒對前途有多迷茫，不知道這條路還能走多遠。

他的話，就像是從戰(zhàn)場上直接搬過來的，帶著血腥味兒。

這不是理論辯論，這是一個幸存者在為死去的弟兄們討個說法。

最后，他提高了嗓門，旗幟鮮明地表態(tài)：這樣的指揮不能再繼續(xù)下去了，必須換人！

他支持毛澤東同志出來帶兵。

在那個決定中國革命會不會半路夭折的會議上，李卓然作為一線軍團的代表，投下了他那至關重要的一票。

這一票，是他自己的選擇，也是湘江邊上那上萬個回不來的弟兄們的吶喊。

遵義會議之后，李卓然的人生本該是條上坡路。

可誰都沒想到，命運跟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一次西征，成了他一輩子的拐點，也給他套上了一副無形的枷鎖。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因為張國燾要鬧分裂南下，李卓然跟著左路軍行動。

他堅決反對南下，差點被當成“異己”給處理了。

好不容易熬到三大主力會師，1936年10月，他又被編進了西路軍，渡過黃河向西打。

那地方叫河西走廊，一邊是雪山，一邊是戈壁灘。

西路軍兩萬多人，像一群沒娘的孩子，被盤踞在那里的馬家軍十幾萬騎兵團團圍住。

天寒地凍，沒吃的沒穿的，子彈打一顆少一顆。

那是一場地獄般的戰(zhàn)斗，紅軍將士的血把戈壁灘都染紅了。

最后，部隊被打散，主帥徐向前、陳昌浩奉命先回延安。

爛攤子留給了李卓然和李先念他們。

李卓然被任命為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成了這支殘兵敗將的最高負責人。

在那種絕境里，他帶著剩下的一千來號人，個個衣不蔽體，餓得前胸貼后背，躲著馬家軍的搜捕，翻過了冰天雪地的祁連山，最終在新疆找到了組織，和中央聯系上了。

當電報員把中央的電報遞給他時，這個硬漢再也繃不住了，抱著電報機放聲大哭，嘴里喊著：“好了，流離失所的孩子，終于找到爹娘啦！”

可回到延安，迎接他的不是擁抱和安慰，而是冷冰冰的審查和質問。

當時延安正在批判張國燾的錯誤，西路軍的慘敗成了一個敏感又沉重的話題。

有人就把這口鍋扣在了他這個最后指揮者的頭上，說他執(zhí)行了張國燾的路線。

從那一刻起，李卓然就背上了這個“歷史包袱”。

他再也沒機會指揮大部隊打仗了，被安排到西北局宣傳部當了個部長，管管報紙，搞搞宣傳。

從一個叱咤風云的軍團政委，變成一個后方的文職干部，這落差，換誰都受不了。

可李卓然沒趴下。

打仗的本事沒地方使了，他就把那股勁兒全用在了工作上。

1941年，毛澤東號召搞調查研究，他主動帶隊下鄉(xiāng)，在固臨縣一扎就是兩個多月。

他把每個村子都跑遍了，跟老百姓坐在一個炕頭上，問人家里幾畝地，收成怎么樣，負擔重不重，對共產黨有啥意見。

最后寫了十幾萬字的調查報告，直截了當地指出邊區(qū)存在“群眾負擔過重”這些要命的問題。

這份報告，后來成了中央搞大生產運動的重要參考。

后來搞“搶救運動”，抓“特務”抓瘋了，人人自危。

李卓然頂著壓力，他管的西北局宣傳部和《邊區(qū)群眾報》，硬是一個人沒被錯當成“反革命”給抓起來。

他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保下了一批受懷疑的知識分子。

他這個人，厚道。

有一次，他的秘書不小心把火盆弄倒了，把他熬了一個多月心血寫的調查報告初稿給燒了。

小秘書嚇得臉都白了，以為這下完蛋了。

結果李卓然瞅了他一眼，平靜地說：“別怕，燒了就燒了。

內容都在我腦子里，我再重新寫一遍就是了?！?/p>

建國后，按他的資歷，很多人覺得至少得是個大軍區(qū)司令或者省委書記吧，結果他只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

別人替他抱不平，他自己倒沒啥。

1955年評工資，中央本來給他定了行政4級，跟副總理一個待遇，他自己寫信，主動要求降到5級。

他說，名利這東西，是考驗干部的一道坎。

他對自己和家里人，摳門到家了。

困難時期，他主動要求減自己的口糧。

女兒發(fā)高燒到42度，他沒用自己的專車，就讓警衛(wèi)員用自行車把孩子馱回家。

他這輩子心里最大的疙瘩，就是西路軍的問題。

他總希望能有個公正的說法，給那些死在戈壁灘的兄弟們一個交代。

可惜，這個愿望他到死都沒能完全看到。

1989年，李卓然病逝，享年90歲。

他留下的最后遺言，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祁連山上。

他要回到那個讓他背了一輩子包袱的地方，跟那些他沒能帶回家的戰(zhàn)士們永遠在一起。

參考資料：
《李卓然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
董漢河，《李卓然：遵義會議上被淡忘的功臣》，《黨史博采》，2011年第1期。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蘭州軍區(qū)政治部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