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賈湖、甘肅大地灣、湖南彭頭山等遺址出土了八九千年前的刻畫符號，它們與甲骨文一脈相傳，在造字方法、書寫順序等諸多方面基本一致，甚至有些字都完全一樣，有專家據(jù)此認為中國漢字至少有9000多年的歷史。

但也有人質(zhì)疑賈湖等遺址出土的刻符為文字，他們的理由是出土的這些刻符都是單獨的、至多兩三個一起存在的，并沒有連篇成文，因此只能算作是刻畫符號，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字。

表面上看，這一理由似乎有些道理，因為不能成文確實很難稱其為成熟文字，但從書寫工具和載體等文字發(fā)展的角度來看，這理由并不充分，至少并不足以否定賈湖、大地灣出土的刻符就是文字。

首先，我們并不知道遠古時期賈湖人、彭頭山人的書寫工具是什么，也不知道當時的書契載體是什么。它們的載體有可能是樹皮，也有可能是麻布，或者是其他載體，但幾乎沒有可能是龜甲或陶器。不管是樹皮還是麻布，它們在正常條件下保存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可能保存到現(xiàn)在。所以，不能因此而否定當時沒有文字載體，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當時已經(jīng)有了文字。

其次，陶器雖然可以保存到現(xiàn)在，但古人燒制的陶器都是生活用品或其他器具，并不是記錄活動的文字載體。陶器上的字符，應該是具有某種意義的標記，比如制作者名字或班組、燒制陶器的窯址或部族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刻符確實具有標記意義，但這并不能否定它們是文字，相反它們反而可以證明當時已經(jīng)有了文字。

第三，從河南賈湖、甘肅大地灣、湖南彭頭山等許多遠古遺址都出土了刻畫符號來看，當時中國的各個地區(qū)應該已經(jīng)開始普遍使用文字了，而并非是某個地區(qū)的個別現(xiàn)象。略晚的距今7300多年的安徽雙墩遺址出土了700多個刻畫符號，說明文字的應用已經(jīng)有著一定的深度，應該已經(jīng)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

第四，距今26000多年的黑龍江閻家崗遺址和距今28000多年的山西峙峪遺址，也出土了一定數(shù)量的刻畫符號，雖然我們不能確認它們就是文字，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經(jīng)過兩萬多年的發(fā)展，它們在距今八九千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經(jīng)具有了系統(tǒng)化的敘事紀事功能，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字。

第五，古籍記載倉頡造字?，F(xiàn)在一般認為倉頡是黃帝時期的史官，但古籍記載史皇氏倉頡早在伏羲、神農(nóng)之前，應為燧人氏時代的帝王之一，處于距今約10000年左右，或略晚一些，這與賈湖等遺址在時間上極其接近。由此我們認為，造字的倉頡應該生活在燧人氏時代，而黃帝時期的倉頡只是史官名稱而已：后世為了紀念造字的倉頡，而將史官命名為倉頡。

所以，諸多證據(jù)都在證明，早在9000多年前、甚至更早，中國就已經(jīng)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就已經(jīng)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字，中國一萬年文化史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