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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刷到一位學者的帖子，提到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想跟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這位學者的問題，與最近很火爆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有關系，其實也是網友們爭論的一個重點。

父母違法被處罰是活該，可影響到孩子將來考公、入伍甚至進好的企業(yè)，這種“連坐”合適嗎？

其實，對“連坐”的爭議并不是現(xiàn)在才有，在古代也不是沒有。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的皇帝為了加強統(tǒng)治，常會動用酷刑來打擊“不法”臣民。

秦漢時期“夷三族”、“誅七族”已經夠狠，隋煬帝又發(fā)明出“誅九族”這樣更殘忍的刑罰。

這還不算完，明成祖朱棣通過“靖難”搶了侄子的皇位，對不肯歸附他的方孝孺實施了更喪心病狂的“誅十族”懲罰。

新中國成立后，當然不允許有這么殘忍的連坐，但父母犯法受到懲處后，雖在刑罰上不會殃及子女，但在就業(yè)、入黨等特殊情況下的確也會受到影響。

就比如考公、考編、入黨、參軍之類，政審很大可能是不予通過的。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法治的不斷健全，呼吁取消“連坐”的聲音也開始多了起來。

202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明確叫停了“株連子女”，隨之引發(fā)了公眾對“罪犯子女不得考公”問題的爭論：

這種情況到底屬不屬于“株連”，應不應該取消？

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就有政協(xié)委員公開建議，廢除有關直系親屬、旁系親屬等有過被刑事處罰等處分而影響考生或被政審人政審的規(guī)定。

而且，在網上有相當影響力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老師對此也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

他認為對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是不合理的，因為它違背了法治精神，同時也會導致不公平的結果。

而對于此事的爭議，呈現(xiàn)出截然相反的兩個觀點。

支持者認為，一人做事一人當，父母犯的錯，不應該讓孩子付出代價，這并不公平。

而反對者則提出，適當“株連”有助于震懾犯罪分子，如果犯罪成本越來越低，想犯罪的人就沒什么后顧之憂了。

況且，就業(yè)又不只剩下考公、考編、入伍這幾條路，并沒有限制其子女從事其他工作的機會，沒什么可冤枉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子女有可能在父母的罪行中受益，就該為此承擔一定后果，否則就是對守法者的不公平。

說實話，筆者比較偏向于反對方的觀點。

不管是治安違法還是刑事犯罪，不管是當事人處于“激情”狀態(tài)，還是保持著理智，衡量“代價”都是影響其犯罪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有些犯罪分子表現(xiàn)的再狡猾、兇殘，可未嘗不會是一個好的父母。

如果因為“株連”的存在，能讓他們在違法之前多想一想后果，是不是會因此多挽救了一些家庭。

況且，就從“公平”意義來說，違法犯罪家庭的子女，憑什么要跟守法家庭子女站在同樣的起跑線上？

雙方說的都有一定道理，是不是意味著這件事就很難找到一個平衡？

其實也并非如此。

“人人平等”是現(xiàn)在很常見的一個詞，也常被一些專家學者用來當成反對“株連”的有力證據。

但我們也同樣應該認識到，平等從來都不是一個絕對的法律概念。

上海法制報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政審不同于就業(yè)歧視，任何崗位都有一定的適用條件，公務員有門檻不是中國獨有，實事上很多國家都如此。

而且，除了少數特殊崗位，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崗位招聘并不受直系親屬判處刑罰的影響，就業(yè)歧視的說法并不客觀。

事實也是如此，企業(yè)招聘基本不會對家庭犯罪情況進行背調，非要當上公務員才叫公平嗎？

當然，專家的建議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比如，對于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酒駕、小額盜竊、打架斗毆等治安違法行為，如果子女因此無法考公、報考軍校、入黨等，確實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法治原則。

這就需要立法者做更多的工作，把法律規(guī)則細化，避免一刀切的禁止。

有專家就建議，可以視犯罪類型（輕罪重罪）、招聘崗位（如涉密崗位、公安機關等）、限制時間（終身不予錄用、幾年限制或考察期）等分類進行具體分析。

從目前來看，這的確算是一個相對較好的辦法，既能避免父母違法“一刀切”的株連子女，也不會因為違法代價降低導致法律的震懾力不足。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會是一個復雜的工作。

一方面，要求法律的規(guī)定要盡可能的細化，要具備明確的可執(zhí)行性，要讓執(zhí)法者“有據可查”。

另一方面，對執(zhí)法人員的業(yè)務能力和職業(yè)素養(yǎng)要求會更高，如何避免“權指揮法”、“人情執(zhí)法”等問題，將是對整個司法體制的重大考驗。

對此，大家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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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治綜治網（2024/1/2 15:04:15發(fā)布）法治觀察：全國人大法工委叫停“株連”后，“罪犯子女考公”限制是否也該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