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與個人隱私之間，應有明確邊界。當權力以“國家利益”名義碾壓個人尊嚴時，會制造多大的人道災難

“請各位兒童的媽媽，在群里面匯報一下自己的末次月經?！?025年12月，云南宣威的一個“兒童健康學習群”里，這則通知打破了平靜。

通知要求，兒童媽媽必須備注自己的名字+末次月經+電話號碼。

一位寶媽在社交平臺無奈表示：“上個月叫報我以為就是統(tǒng)計那個月，昨天又開始了，看來是月月都要報。”

這不是上世紀羅馬尼亞的荒誕劇，而是當下中國基層治理的現實一幕。

宣威月經匯報事件

在宣威市這起引發(fā)爭議的事件中，基層村醫(yī)在微信群內公然收集兒童母親的末次月經日期、姓名、電話號碼等敏感信息，若身在外地還需備注當前位置。

據流傳的截圖顯示，通知要求所有兒童母親必須上報，語氣強硬。更令人困惑的是，上報對象明確為“兒童媽媽”，而非孕婦。

這意味著許多已結束生育期的女性，仍被納入這種尷尬的監(jiān)控中。

面對輿論質疑，宣威市衛(wèi)健局的回應輕描淡寫：這是村醫(yī)進行的“孕情排查”，目的是盡早發(fā)現孕產婦，以便提供免費的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

官方承認在群里統(tǒng)計“確實不太合適”，但將問題歸咎于執(zhí)行層面，稱原本應一對一隨訪。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醫(yī)療健康信息屬于敏感個人信息，處理此類信息必須滿足“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取得個人單獨同意。微信群內公開收集明顯違法。

宣威事件并非孤例。這種以“服務”為名的隱私侵犯，折射出基層治理中“重效率、輕權利”的慣性思維。全國多地如云南勐海、四川丹巴、貴州桐梓等地，近年來都在推進類似的孕情摸排工作。江蘇、湖南、云南等省份的社區(qū)，則以“健康排查”為由，要求基層主動上報孕婦信息。

這種粗放式管理的弊端不僅侵犯隱私權，更帶來安全隱患。姓名、電話、生理期和住址的組合信息，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精準詐騙或騷擾。

基層工作者為完成績效指標，犧牲公民隱私換取行政便利，暴露了系統(tǒng)性的懶政怠政。

距離“月經警察”還有多遠？

宣威的“月經匯報”令人聯(lián)想到齊奧塞斯庫時代羅馬尼亞的“月經警察”。

1966年，為提高人口數量，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廢除了關于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

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規(guī)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

為保證政令暢通，執(zhí)法者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對婦女進行嚴格監(jiān)控，督促她們每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

羅馬尼亞老百姓把這些執(zhí)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參見《真實歷史：月經、墮胎與羅馬尼亞的黑暗實驗》）。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后，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在恐怖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嘗試非法墮胎，結果懷孕婦女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諷刺的是，隨著嬰兒大量出生，婦產醫(yī)院的設備、專家和保健工作者嚴重缺乏，導致嬰兒死亡率一年內增長了145.6%。

為掩蓋這一愚蠢后果，齊奧塞斯庫甚至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后再發(fā)出生證，這樣未滿月夭折的嬰兒就不會計入死亡統(tǒng)計。

羅馬尼亞的悲劇警示我們，當權力以“國家利益”名義碾壓個人尊嚴時，會制造多大的人道災難。齊奧塞斯庫的生育政策，不僅沒有帶來國家的長治久安，反而加劇了社會的分裂與痛苦。

當前，中國生育率已降至1.0左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但解決之道不在于復制齊奧塞斯庫式的強制干預，而在于構建真正友好的生育環(huán)境與社會氛圍。

公共服務與個人隱私之間，應有明確邊界。尊重個體尊嚴，才是最高級的“為人民服務”。

羅馬尼亞的悲劇不應該被遺忘，否則我們注定將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