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大明的滅亡，不少人將其歸咎于末代皇帝朱由檢的志大才疏、剛愎自用以及急躁多疑。那么換他的前輩朱元璋、朱棣或朱瞻基來干，是不是就可以挽狂瀾于既倒，甚至中興朱明王朝呢？

崇禎朝時明廷和皇帝最直接的問題是“缺錢”，因財政無力既不能募集足夠的軍隊征剿后金和流民軍，也無法賑濟各地饑民。但明廷為什么缺錢，因為它原本就不想自己“太有錢”。

提到財稅很多人會用兩宋來旁證明廷歲入的微薄，單從數(shù)字上看每年太倉三四百萬的收入，是不能跟宋廷的近億貫相比，但這也只是看上去而已。

首先，明廷在軍費開支上和兩宋截然不同。

兩宋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由朝廷來供養(yǎng)軍隊，這也是宋廷最沉重的財政負擔。比如北宋名臣蔡襄曾說，“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yǎng)兵”。宋廷只是看上去收入高，絕大部分財稅都直接轉移給軍隊了。

明朝則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大幅度壓縮軍士的糧餉并讓他們自養(yǎng)，即“軍衛(wèi)屯田制”。

每名屯軍配給田地五十畝，從土地產(chǎn)出中拿出12石供軍士自食自養(yǎng)，其余上繳所屬都司的軍倉，即“屯田籽?！?。

注：“屯田籽粒”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戰(zhàn)兵（也是每月1石）和將官糧餉，一部分用于備戰(zhàn)（包含部分軍械支出）。大部分衛(wèi)所為了保障籽粒，會反向剝削軍士，讓他們的收入達不到12石。

這種制度雖然是奴役和壓榨軍士，但對朝廷來說，不僅擺脫了沉重的養(yǎng)軍負擔，還能做到擁兵越多，朝廷越賺錢。

洪武朝朱元璋就多次自夸，“養(yǎng)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永樂朝不僅軍籍突破兩百萬戶的規(guī)模，屯田籽粒的峰值也達到2345萬石（屯田九十萬頃），而同期戶部田畝正稅為3100萬石。

所以永樂能大規(guī)模用兵，南征安南、六伐蒙古。并不是靠他的個人能力，而是明朝此時有供他揮霍的基礎（類似漢武），但這些不是沒有代價的。

頻繁的征討再加上朝廷不斷封賞出的勛貴、世襲軍官的盤剝，不僅讓大量軍屯被荒廢，還讓大量明軍被奪走屯田或逃軍，對應的表現(xiàn)即為屯田籽粒收入的銳減。永樂十二年，974萬石；永樂二十一年，517萬石 ……

期間明廷雖然嘗試挽救，但至正德元年屯田籽粒還是降至100萬石的規(guī)模。各軍衛(wèi)別說自己存糧以備械備戰(zhàn)，連自養(yǎng)都成了問題。朝廷又不可能不要軍隊，不然誰來御邊？所以軍屯制的崩潰，不僅讓明廷少了兩千萬石糧食的隱性收入，還得額外掏錢來供養(yǎng)九邊軍隊，即“京運年例銀”。

正德朝初，戶部每年需向九邊調撥四十萬兩白銀，至嘉靖十八年此數(shù)字攀升到一百萬兩。隆慶朝初擴大到280萬兩，至萬歷三十年達到峰值394萬兩。不是夠用了，而是此時明廷已經(jīng)拿不出更多的錢了。

到了這一步，明廷換回的也僅僅是維持各邊鎮(zhèn)的基本防御。需耗費大量錢糧的集結大軍主動征剿，則成為明廷難以想象的事情，就如萬歷朝首輔申時行的感慨：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fā)兵動數(shù)十萬，不知糧餉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shù)千人往，猶以樵蘇為慮。萬歷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征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谷山筆麈》

而這還沒有觸底。各邊鎮(zhèn)衛(wèi)所的持續(xù)崩潰、明廷財政缺口的進一步擴大（主要是三大征和重修三大殿）以及遼東的軍事壓力，讓明廷開始了更為嚴重的“內(nèi)卷” – 大規(guī)模欠餉。

明朝后期九邊十三鎮(zhèn)（不含遼鎮(zhèn)）軍餉定額為327.8萬兩，而萬歷三十八年至四十八年，明廷共欠軍餉281.9萬兩。天啟朝又增欠686.6萬兩，同時為應對后金每年還需向關外投入500萬兩以上……

到了崇禎朝不論誰當皇帝，都得先接下這張千萬規(guī)模的欠賬。解決不了這個賬單就意味著無法解決逃軍問題，也無法讓各鎮(zhèn)滿編。所以朱棣如果不能帶銀兩穿越，他也不可能親率數(shù)十萬大軍出征遼東，因為此時明廷沒這個能力。

聊到這里，就會觸發(fā)一個頗有影響力的觀點，“明廷之所以沒錢，是江南士紳集團（還包含所謂的晉商集團等）架空朝廷，各種拒交鹽稅、商稅乃至糧稅”。這是典型的無視明朝財稅制度，大明主動將財稅權給分散了。

只需稍微了解一下明廷的財稅運作就不難發(fā)現(xiàn)，明廷不僅沒有統(tǒng)一的財稅部司，連統(tǒng)一的轉運部門都沒有。處于基層的州縣府衙將所轄地區(qū)的田畝賦役雜派征收之后，不是將稅款起運朝廷，而是就地就開始分派。

第一，地方府衙自身的運營、維持費用；

第二，州縣范圍內(nèi)各驛站（驛站在管轄上不屬于地方）的攤派費用；

第三，州縣被分攤的衛(wèi)所軍餉銀；

第四，被分攤的宗藩祿銀（郡王以下的宗祿由所在布政司承擔）；

第五，被攤派的漕運、治河等費用；

第六，地方公共教育、福利、城防等費用；

第七，各類協(xié)濟銀；

第八，因某項軍事任務被攤派的費用（如三大征、班軍、備倭）；

第九，因朝廷某項工程而被攤派的費用（如修葺陵墓、皇室建筑等）；

注：“協(xié)濟銀”是指某地府衙無力承擔某項政務的支出時，由其周邊府衙為其額外增派雜項以提供財物資助。這項支出不僅廣泛存在于明朝各地州縣，也非常難以被清理廢止（增稅容易、取消難）。

不僅朝廷的工部、兵部、太仆寺、大理寺、太常寺等部司分錢，地方各府、三司、漕運、宗藩等等衙門也分錢。所以某縣全年田畝賦役雜派折銀幾萬兩，但起運到戶部太倉的只有幾千兩，是實際存在，但不能甩鍋給所謂的士紳商賈集團。

明廷之所以這么搞，是立朝之初推行的是實物稅，為了節(jié)省運輸成本，朝廷傾向地方自行解決問題，而不是朝廷調撥財物。除此之外，不設置統(tǒng)一的財稅和轉運部門，也是為了進一步弱化朝廷各部司財權，防止權臣（比如丞相）、地方封疆們的崛起。

這種財稅方式的好處是地方在財物使用上響應快并靈活，明朝中后期游歷各地的傳教士們，在他們的見聞錄里褒贊明朝的地方公共建設和福利，就是旁證。

它的壞處是，財稅的使用效率低，而且隨著官僚隊伍的固化和滋生，各類雜派非常難以清理并極易產(chǎn)生腐敗。不僅空耗民力，朝廷也難以集中財力辦大事。而明末征伐后金、剿滅各地的流民武裝，對于朝廷都是大事中的大事。

這些問題包括崇禎在內(nèi)的明朝歷任皇帝都不知曉么？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只是他們只能緩解問題的爆發(fā)，而不能根本性地解決。

比如軍衛(wèi)崩壞帶來的財政壓力，仁宗、宣宗只能通過降低軍事需求（停止對外征戰(zhàn)）來降低軍事開支，而不是清理、改革軍衛(wèi)屯田制本身，因為屯田里的“蛀蟲”有很多都是他們維護皇權的班底。

明朝的歷任皇帝也知曉朝廷可直控稅收的微薄，但他們也都只是修修補補，比如清丈田畝、回收前任皇帝外賜的免稅田地、將開中鹽引直接賣錢等等。但不愿意提高朝廷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比例，因為這需要提高朝廷部司、地方三司的權限（比如丞相），與明朝皇權的基本邏輯不符 ……

所以明末的主要問題，不是崇禎個人的能力問題，而是大明兩百多年的沉疴積累。就像身患多種晚期癌癥的患者，“名醫(yī)”更像是種安慰或者掙扎，別說治愈只存在于幻想，連遲緩一兩年死亡都是奇跡。

所以明史圈也有個玩笑，朱元璋如果穿越到明末，直接登基可能累死累活幾十年，還是個亡國結局。而轉職丐幫，再造大明的幾率就可以大幅度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