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偽滿洲國跟瘋了一樣，突然下了一道讓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死命令：全省的官員統(tǒng)統(tǒng)停職一個月，別管什么省長不省長的，手里的活兒全放下。

干什么去？

抓人。

這筆錢放在那個年頭，在東北買下半個村的好地都綽綽有余。

他們要抓的這個“要犯”，就在幾個月前，還是北安特高課檔案里那個連路都走不穩(wěn)、整天咳血的“廢人”。

誰也沒想到，這個看似弱不禁風(fēng)、把日本人恨得牙癢癢的“幽靈”，不僅在眼皮子底下上演了真實版的《越獄》，還是個正兒八經(jīng)的清華大學(xué)經(jīng)濟系高材生。

這就是學(xué)霸的降維打擊，拿著微積分的腦子去打游擊，簡直是欺負人。

把時間往回倒個十幾年。

1932年的清華園里出了件怪事，經(jīng)濟系那個成績好得嚇人的學(xué)霸于天放，突然就人間蒸發(fā)了。

那會兒的清華畢業(yè)證是啥含金量？

也就是現(xiàn)在的哈佛耶魯吧。

他的那些同學(xué)，要么出國鍍金去了，要么進了國民政府當(dāng)高官，等著他們的是洋房汽車和體面生活。

在這個年輕人的算盤里，國家的命比自己的前途值錢多了。

很多人都覺著秀才造反那是笑話，但于天放給日本人好好上了一課，什么叫“高智商犯罪”。

他可不是那種光著膀子硬沖的莽夫，人家是搞經(jīng)濟出身的，對數(shù)字敏感得嚇人。

在巴彥抗日游擊隊，他把打仗變成了一道道數(shù)學(xué)題。

1932年襲擊龍泉鎮(zhèn)那一仗，那就是教科書級別的操作。

他像分析股票K線圖一樣分析日軍的換防規(guī)律，算死敵人的反應(yīng)時間，連撤退路線上坡度對體力的消耗都算進去了。

結(jié)果呢？

游擊隊幾乎沒啥損失就把敵人全端了，順手還打下來一架日軍飛機。

這哪是打仗啊，這分明是用解高數(shù)題的邏輯在收割敵人的命。

不過呢，抗戰(zhàn)這事兒太殘酷，光有腦子還不行，還得命硬。

1944年冬天，那是抗聯(lián)最難熬的日子，因為出了叛徒，這位在雪窩子里跟鬼子周旋了12年的“老獵手”，終究還是掉進了陷阱。

日本人高興壞了，把他關(guān)進了號稱“飛鳥難渡”的北安特高課死牢。

為了讓他開口，日本人什么招都使了，辣椒水、老虎凳輪番上。

也就是在這時候，于天放展現(xiàn)出了比肉體更可怕的心理素質(zhì)。

他開始了一場長達半年的“影帝級”表演。

裝瘋、裝傻、裝肺結(jié)核晚期，每天咳得跟要把肺吐出來一樣，審訊的時候故意在那胡言亂語。

日本人想要他的情報，他卻想要日本人的命，這場心理博弈，贏家只有一個。

這招“示弱”其實特別險，搞不好直接就被斃了，但在當(dāng)時那是唯一的活路。

日本人雖然兇，但更貪。

他們不想讓這條掌握抗聯(lián)核心機密的“大魚”就這么病死，只能一邊罵一邊好醫(yī)好藥伺候著。

他們哪知道，這個每天癱在墻角喘氣的“病秧子”，腦子轉(zhuǎn)得比誰都快。

他通過牢房鐵窗透進來的光線角度算時間，聽遠處火車的汽笛聲定方位，利用放風(fēng)的那點功夫，硬是用一塊撿來的廢鐵片，在無數(shù)個深夜里偷偷磨出了一把能開鐐銬的鑰匙。

1945年7月12日，那天晚上下著暴雨，天黑得像鍋底。

于天放帶著戰(zhàn)友趙忠良，用那把磨了半年的鐵片捅開了腳鐐，徒手翻過了三米高的高墻。

這一跳，不光是跳出了鬼門關(guān)，更是狠狠抽了關(guān)東軍一耳光。

日本人覺得受到了奇恥大辱，這才有了開頭那瘋狂的一幕，發(fā)誓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來。

但他們算錯了最重要的一筆賬——民心。

當(dāng)于天放逃到海倫縣，餓得前胸貼后背敲開一戶農(nóng)家的門表明身份時，那個樸實的東北老鄉(xiāng)，面對著能讓幾輩子吃喝不愁的懸賞，只說了一句話：“哪怕給我一百萬，我也不會賣你，我寧愿為你死！”

有些東西是錢買不來的，比如脊梁，比如人心。

于天放這段經(jīng)歷，后來寫成了那本有名的《牢門脫險記》，建國初那會兒賣了90多w冊，火得一塌糊涂。

連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都握著他的手，夸他是“大智大勇的人民英雄”。

從清華園的才子到雪原戰(zhàn)士，從死囚到越獄傳奇，于天放的前半生簡直就是為了“傳奇”這兩個字活的。

解放戰(zhàn)爭里他繼續(xù)剿匪、搞建設(shè)，后來當(dāng)了黑龍江省副省長，依然是那個硬骨頭。

只可惜啊，歷史這車輪子滾起來，總有些顛簸讓人心里難受。

這位從日本人死牢里爬出來的英雄，躲過了子彈，卻沒躲過那十年動亂。

在那個黑白顛倒的日子里，性格剛烈的于天放受不了那些莫須有的污蔑。

1967年，這位讓日軍聞風(fēng)喪膽的硬漢，在巨大的身心折磨中走了，才59歲。

直到1982年，歷史終于還了他一個清白。

回過頭看他這一輩子，就像個巨大的隱喻：一個讀書人在國家都要完蛋的時候，放得下筆桿子拿得起槍桿子，用命證明了，脊梁這東西，是什么刑具都打不斷的。

1967年5月3日，他在被隔離審查期間去世，死因至今是個沉重的話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