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導演西爾萬·喬治關注歐洲移民問題已經超過二十年，他以這個主題拍攝的“昏夜”三部曲，在歐洲影壇引起了不小的聲浪。他的作品，時長上大膽突破常規(guī)，不拘泥于大眾習以為常的固定模式，這種對傳統(tǒng)格式的無畏挑戰(zhàn)，源于他修讀的多個人文專業(yè)，敏銳的觀察和對拍攝對象的共情感。

在歐洲，移民問題猶如一面復雜的鏡子，映照出社會的多元面貌與深層矛盾。它被肆意工具化，成為輿論場中爭議不斷的焦點。然而，在西爾萬·喬治眼中，移民本身并非問題所在，他深入挖掘移民現(xiàn)象背后的復雜機制，試圖揭示那些被“不可見化”的過程。

此次，我們有幸在海南島國際電影節(jié)通過與西爾萬·喬治的深度對話，走進他的電影世界。感受電影創(chuàng)作的激情與思考，探尋移民議題背后隱藏的真相與意義，領略這位電影哲人獨特的藝術魅力與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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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爾萬·喬治：電影自由之界與移民議題

校對：浮草

編輯：張勞動

凹凸鏡DOC：導演您好，昨天您的電影《昏夜——陌路飄零》放映結束后，中國觀眾的反應如何？

西爾萬·喬治：我對昨天觀眾的反饋感到非常的驚訝，因為我的電影很長，也不是所謂的劇情片。很有趣的是昨天的觀眾中有很多是年輕人，因為通常在歐洲，一些老年群體才會看紀錄片，年輕人不會選擇這方面。但是昨天的放映有很多年輕人會選擇我的紀錄片，看到觀眾的接受度和反應讓我很開心，非常感謝他們。

凹凸鏡DOC：《昏夜——陌路飄零》放映時，我在現(xiàn)場，很多觀眾安靜的看完了，開場后，我還擔心，很多觀眾無法耐心的看完一部255分鐘的紀錄片。

西爾萬·喬治：從最開始創(chuàng)作影片以來，我就沒有遵循那種常規(guī)的電影格式。我不在乎傳統(tǒng)的90分鐘或者100分鐘這些大眾更能接受的固定時長。我更關心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我認為電影必須回應內心的必然需求，所以，它必須是一個自由的區(qū)間，這是一種“新鮮的痛苦”。它可以是三小時、四小時或者六小時，我想創(chuàng)作多久，就可以根據我自己的自由度創(chuàng)作。對我而言，電影不再僅僅是媒介，而是我的自由空間，我試圖在這個空間中定義并玩弄時空，嘗試在某種程度上構建某種輪廓，來對抗常規(guī)。

一開始的時候我可能想創(chuàng)作一個4小時左右的電影，那最后總共變成了10個小時。這是因為我在拍攝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會發(fā)生一些變化，包括一些演員的時長，我自身想法的改變，所以到最后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控制時長。

凹凸鏡DOC：說回到您的個人經歷，我注意到您有很多的學位，包括哲學、心理學之類的。您的求學經歷對您拍攝紀錄片有沒有幫助？以及您為什么會關注到移民問題？

西爾萬·喬治：我想是的。我的電影創(chuàng)作道路并不是傳統(tǒng)的那種，我在十七歲時就下定決心要拍電影，但在真正開始之前，我花了二十年。所以在那二十年里，我有很多經歷。我修讀了一些學位，比如政治科學和哲學，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

有時我會覺得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不知道工作的意義是什么，漫無目的地去生活，但內心始終懷著拍電影的這個目標。后來，當各種條件都逐漸成熟時，我終于能夠開始拍電影了，所有這些經歷，甚至是糟糕的經歷，連同我完成的學習，都極大地滋養(yǎng)了我的創(chuàng)作，是這些個人經驗在支撐著我的工作。

當然，還有一些思想家或哲學家，他們幫助我去構建、去嘗試塑造自我和我的道路。如今，我的所有工作依然受到一些哲學閱讀和研究的影響，因為我同時也從事一點哲學方面的工作，會讀一些哲學、政治類文章等，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 昏夜——陌路飄零 》海報

凹凸鏡DOC：我們都知道，拍攝紀錄片并不是總能一帆風順，在拍攝“昏夜”三部曲的時候，都遇到了哪些困難呢？

西爾萬·喬治：資金方面的問題不是最大的問題，整個項目籌備的過程非常漫長，我的前一部電影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正如我所說，這部新片的籌備周期確實很長，過程確實不太容易。因為它是一部非傳統(tǒng)的影片，也不容易歸類，就像我昨天在問答環(huán)節(jié)解釋的那樣——例如，我的電影并非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也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同情式的處理方式。

你知道，我嘗試與拍攝對象一起工作，他們是政治性的主體，就像你和我一樣，我們采取的是平等的視角。當然，當你采用這種方式時，尋找資金就會變得更復雜。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從籌備階段就開始申請各類文件，經歷項目開發(fā)階段，再到制作階段。每個步驟都是如此，而且至少需要與一個國外伙伴建立聯(lián)合制作關系。就這樣，經過三四年的時間，去獲得各方支持，我才最終成功搭建起這個制作項目。我也需要提前和拍攝對象溝通來達到拍攝目的。

與此同時，我也拍攝了一些其他影片。因為有時候我會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拍電影，當我想要創(chuàng)作時，我就拿起攝像機，走到街上拍攝一些影像，就這樣把電影做出來。所以，在整個這段時間里，我也同時在創(chuàng)作我稱之為“小成本電影”的作品，而這類電影呢，它們既出現(xiàn)在電影節(jié)上，當然也會真正在影院里上映。

《昏夜——陌路飄零》劇照

凹凸鏡DOC：在您的片子里，黑白色調和很多人物的特寫，讓人印象深刻，您在拍攝之前就設計好了嗎？以及您怎么去取得拍攝對象的信任的，因為我感覺，您的攝影機和拍攝對象離得特別近？

西爾萬·喬治：是的。目前來說，我并不十分欣賞那種有機的、傳統(tǒng)敘事方式的電影。當然，在電影史上，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來處理現(xiàn)實，不是為了簡單地見證，而是為了證實現(xiàn)實的某種復雜性，探索感性的肌理。在實驗電影中，或早期的紀錄片之類的形式里，在如今電影和電視中被強加的固定模式出現(xiàn)之前，其實有很多種可能性，有很多方式可以利用電影這一媒介來探討現(xiàn)實。

所以我的作品，深受電影史的影響，我試圖與電影史上的某些形式進行對話，比如二十世紀的實驗電影、先鋒派。這部電影就與這些緊密相關，里面有維爾托夫的東西，有愛森斯坦或讓·維果的影子。我運用了先鋒派的技巧，嘗試探討“視點”的概念，比如盧米埃爾的視點或者讓·維果的視點，就是那種影像之間的辯證關系。這種關系在不同的主題和動機之間創(chuàng)造了一種感覺，一種呼應，電影就這樣一步步構建起來，意義也隨之而生，而所指變得越來越精確。

讓·維果去世時（29歲）非常年輕，他只拍了兩部長片和幾部短片，僅此而已，但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杰作。他創(chuàng)造出一種偉大的電影語言，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同時又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并且在電影形式上進行著深刻的探索。

有一件特別有趣的事：他早期的電影之一《尼斯印象》，一部關于尼斯這座城市的影片。那部電影的攝影師是吉加·維爾托夫的兄弟，鮑里斯·考夫曼。所以，二十世紀初的整個俄羅斯電影傳統(tǒng)，就通過鮑里斯·考夫曼和讓·維果傳入了法國，因此，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電影人。

讓·維果作品《尼斯印象》

凹凸鏡DOC：移民問題在歐洲還是被很多人討論。也有很多的關于移民的紀錄片被制作出來。那您覺得您這部片子和他們最大的區(qū)別在哪里。以及就是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或者說爭議呢？

西爾萬·喬治：對于我來說，移民本身并不是問題，是有些人刻意把這個變成了問題。因為在法國、歐洲，乃至全世界，遷徙是很普遍的，移民問題之所以變成一個“問題”，是因為它被工具化了，純粹服務于政治目的。

例如在法國，極右翼勢力非常強大。因為幾十年來，年復一年，他們的理念已完全滲透進社會。我是從2006年開始以電影人的身份關注移民議題的。而在2006年，移民問題在公共領域極為突出，在歐洲成為一個現(xiàn)象性的話題，因為極右翼在2002年的總統(tǒng)大選中強勢崛起，其影響力在公眾領域十分顯著。自那以后，執(zhí)政的右翼也利用移民問題來試圖對抗極右翼，作為一個政治斗爭工具。

因此，當我開始創(chuàng)作時，我想通過關注移民問題表達我的對于所有這些政治工具化操作的立場。我試圖去理解這類政策是如何運作的，其后果又是什么，我嘗試探索不同的“可見性”或“不可見性”的機制，如何去揭示那些被“不可見化”的過程，并將其顯現(xiàn)出來。

我試圖對所有這類再現(xiàn)進行一種解構，并致力于構建一些關于顯現(xiàn)、展示的新機制。因此，我認為我的電影是一種展示，但方式不同于那些僅僅進行譴責的電影。我認為嘗試構建一種視覺批判，是很有趣的，但這種批判是通過形式、通過影像、通過你如何面對某人、通過某種姿態(tài)等方式，在電影內部完成的。我認為這比僅僅只是復述一種最常見的批判要更為有效。

《昏夜——陌路飄零》劇照

凹凸鏡DOC：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者，同時您也擔任了這次海南電影節(jié)的評審，那您在擔任評審的過程中會不會以創(chuàng)作者的角度來評判電影的好壞？

西爾萬·喬治：當然，和每個人一樣，我想我在法國的經歷背景也影響了我創(chuàng)作電影的方式。但作為一名觀眾，當我看電影時，當然是要清空自己，完全敞開心扉，并試圖開啟一個構建自我認知的過程。

我想要理解這些電影，我會以一種謙卑、真誠的姿態(tài)，去真正發(fā)現(xiàn)一個人如何拿起攝像機，試圖在世界上捍衛(wèi)其某種立場，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或許也會嘗試創(chuàng)造某種新的觀看形式。

對我來說，一種新的觀看形式，也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棲居于世界的方式。因此，我對某些電影抱有非常強烈的好奇心和迫不及待的期待，試圖去理解一些人如何捍衛(wèi)他們的立場。所以，我當然也有自己的觀點，也有一些判斷，但當我觀看電影時，更多的是要嘗試去打破那些有時存在的刻板印象或先入之見，打破所有這些你已經知道的東西，且懷著一種好客之心，去嘗試接納這些展映的電影中向我呈現(xiàn)的形式及思維方式。

就我至今看到的作品而言，這些導演確實都提出了某種明確的觀點與表達。

《昏夜——隨處告別》劇照

凹凸鏡DOC：您關注移民問題已經超過25年，那您之后的創(chuàng)作還是這個主題嗎？還是說會有一些別的方向？

西爾萬·喬治：是的，我仍將繼續(xù)專注于移民議題，這是我的主線，二十年來一直如此。其實關于這部電影的故事有點意思，最初，這只是一個電影項目的構想。當我創(chuàng)作的時候我寫了一個計劃，分兩部分，一部分始于法國北部，按計劃，之后應該在非洲拍攝，再回到巴黎。我一直在推進這個項目。但結果是，這個項目的開端，本來計劃在法國北部拍攝二十分鐘的短片，后來變成了四小時的長片，再加十五小時的素材。接著，我本來計劃去非洲再拍二十分鐘，而現(xiàn)在這部分已經變成了十小時的影片。所以，我仍然在從事這類項目的創(chuàng)作。

當你去探索，并與現(xiàn)實的復雜性碰撞的時候，項目自身就會像這樣不斷擴展。這就是為什么我努力跟進這個問題并更深入地挖掘，因為對我來說這非常重要。我認為當下我面對的這些是很重要很關鍵的，而且能見證和探索這類現(xiàn)實本身也非常有趣。有的人可能一部電影只講一個主題，之后便改變。而我更愿意專注于一個主題，去深入挖掘，試圖理解并跟隨我自己的想法和內在需求。當然，之后我也會有其他的項目計劃。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存在著一些非常重要的主題，值得去探索和見證。但就目前而言，我暫時沒有辦法去做這些。雖然專注于移民題材的拍攝，但有些話題我也常會探討，只是不通過電影的方式，有時我也需要與我的電影人身份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就是為什么我現(xiàn)在開始圍繞這類議題寫文章，去探討一些對我而言至關重要的事情。因為就目前而言，我還沒有真正找到用電影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所以，我試圖理解局勢及表明立場的方式，就是撰寫一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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