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5日清晨，北京西郊的寒意還沒散盡，公主墳南側那片新翻的土地上霧氣低垂。幾名海軍戰(zhàn)士剛把腳下的泥點子踢干凈，就看到遠處一個熟悉的身影沿著土路緩緩走來，領頭的是毛主席。他沒有車隊，也沒有警衛(wèi)林立，只帶著秘書陳伯達，步速不緊不慢。

這片地皮是中央剛批的海軍機關駐地，工棚、排房、施工線交織在一起。站崗的軍務處長岳英愣了幾秒，才猛地舉手敬禮。主席揮了揮手，第一句話卻是：“這樓一平方米多少錢？”岳英回答“一百二十元左右”——在當時的全國平均造價里，這個數(shù)字偏高。毛主席皺了下眉頭，用湖南口音嘟囔：“好貴呦?！币痪洹皣沂诸^緊，要勤儉辦事”，讓現(xiàn)場所有人感覺風比剛才更涼。

這棟三層小樓是海軍司令部首座獨立辦公樓，磚木結構并不奢華，但內(nèi)部布線、采暖、通訊樣樣按最高標準來。為解決“無處辦公”的燃眉之急，海軍后勤部長張漢丞此前多次向中央呈報，才爭取到一千萬元建營房經(jīng)費。那筆錢來之不易，卻在主席一句“貴”里被敲響了警鐘。

張漢丞當天不在現(xiàn)場，他正帶隊檢查倉儲。他聽到岳英的轉述后，沉默了十幾秒，提筆寫下六字——“少花錢，多辦事”。紙頁被風掀起，又重重合上，這六個字最終貼在后勤部大門口。

張漢丞出身川北農(nóng)家，參軍時才十五歲。從“護青”守糧到太岳突圍，他摸爬滾打二十多年，日子一直緊巴巴。海軍剛組建那會兒，機關人員住民房、擠雜院，夜里被鄰家油條作坊的噪聲鬧醒是常態(tài)。他深知經(jīng)費每多花一分，艦艇油料就可能少一桶，北海的巡邏計劃就要壓縮一個航次。

有意思的是，主席那天并未責令停建，只是不停地看、不停地問。辦公室大小、走廊寬度、供暖熱力，他都細扣。秘書提議回中南海再匯報，主席擺手：“現(xiàn)場看，心里才有數(shù)?！币暡旖Y束，他只留下四個字——“嚴控造價”。

緊接著，張漢丞把后勤系統(tǒng)拉到工地開會。供應、基建、營房和行政四個處室全部列席。會議沒有長篇發(fā)言，只有明碼標價：窗框由柚木改成松木，地磚由進口陶片改國產(chǎn)水磨石，室內(nèi)電話線路簡化為一層一部總機。最省的是屋頂，本來是藍色琉璃，小張一錘定音改小青瓦，每平方米又降了七塊錢。

半年后，小樓竣工，實算造價壓到八十元一平方米，整整低了三分之一。省下的款項，被撥往大連造船廠，用以采購蘇聯(lián)型號蒸汽錨機。一臺錨機看似不起眼，卻讓首批國產(chǎn)護衛(wèi)艇減少靠泊時間足足十五分鐘，夜間航次多一個，東海漁場的護漁效率直接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國民經(jīng)濟因抗美援朝支出緊張，中央財經(jīng)會議三令五申：機關建設不得爭豪華。主席本人對任何脫離實際的鋪張極為反感。從陜北窯洞走出的干部要保持“窯洞味”，這是在高層頻繁提到的口頭原則。張漢丞深知，大樓的意義不在外觀，而在“讓作戰(zhàn)與保障不掉鏈子”。

有人問他：“您辛辛苦苦省下那么多錢，為什么不留給后勤自己用？”他回答很簡單：“海軍后勤不是倉庫保管員，是戰(zhàn)斗力的延伸?！边@句話，后來被寫進《海軍后勤條例》序言。

1953年統(tǒng)一供應體制建立，糧秣、油料、被裝、藥械一律直供艦隊，不再經(jīng)過大軍區(qū)轉手。運輸線從十三級壓到六級，時間跟物耗同時減半。那年秋季演習，東海艦隊一支護衛(wèi)艇支隊接到急令兩小時內(nèi)出港護漁，卻發(fā)現(xiàn)柴油還在路上。張漢丞拍板啟用“緊急補給權”，二十分鐘后兩輛油罐車直接開到碼頭，整個支隊準時出港?，F(xiàn)場指揮打電話說：“頭一次感覺后勤跑得比炮彈還快?！?/p>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1952年的那場“貴不貴”的現(xiàn)場提問，會不會有人覺得建樓這點錢不值得計較？可正是這份“摳門”，讓海軍后勤養(yǎng)成了以毫厘計的作風。張漢丞常說：“一分錢也要有戰(zhàn)斗去向。”他把節(jié)約看成武器，把精細當成炮彈。

1961年10月，首都機場迎接周總理回國。張漢丞穿禮服列隊，站在將星成排的隊伍里仍很不起眼。毛主席走過來，和他握手，用輕到只能本人聽見的聲音提醒：“不要喊萬歲?！眱扇怂哪肯鄬?，既有革命年代的默契，也有對那六個字的共識——國家仍然艱難，每一次節(jié)省都是對人民海軍的真正支援。

后來，三層小樓幾經(jīng)翻修，外觀已不復當年模樣，但樓后那塊懸著“少花錢，多辦事”的木牌一直留到如今。走進大門，指針走過一圈又一圈，那六個字仿佛在低聲提示：節(jié)約不是口號，而是海軍后勤與生俱來的硬規(guī)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