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致白廳的密信中有句俏皮話：“征服中國似用餐刀切水銀——你以為抓住了，它早從縫里溜走了”。這話初聽若殖民者之抱怨，細究卻道出西方列強啃不動中國并非手下留情，而是碰到了某種看不見的韌性，這韌性蘊含在茶館說書人的驚堂木里、農民犁地翻出的碎瓷片里，以及1938年臺兒莊戰(zhàn)場某個士兵懷中的《論語》殘頁上。

要講“隱藏的韌性”，先得撕開西方“國強必霸”的思維繭房。西班牙搶奪阿茲特克黃金、英國收取印度鴉片稅、法國占據阿爾及利亞油田這類事情，使得歐洲形成了只要艦炮猛烈就沒有撬不開國門的條件反射。但是1840年轟開虎門要塞之后，卻發(fā)現(xiàn)情況不對，中國農民繳納完地租接著祭拜土地公，秀才一邊咒罵洋人一邊參加考八股的科舉，就連慈禧太后挪用軍費修建園子，下面的官員還照舊呈遞“萬國來朝”的賀表，這種“表層屈服深層自轉”的生態(tài)比印度土邦或者非洲部落更難對付得多。

我認為西方最為頭疼的是中國的“文化消化系統(tǒng)”，佛教于東漢傳入后被儒道思想演變成禪宗，元清兩代異族統(tǒng)治的時候反倒被農耕文明所同化，這千年修煉而成的融合力比任何城墻都要堅固。如同1900年義和團燒毀教堂，拳民懷中懷揣著《西游記》里孫悟空的符咒，他們運用本土神話去理解外來宗教，最終弄出荒誕的排外運動，西方傳教士還記錄過有教民在周日進行禮拜周一接著給祖宗上墳且還振振有詞地表示“上帝管天堂，祖宗管子孫”。

西方誤判的根源是歷史短視，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中記載著1820年中國GDP占全球32.9%，直到抗戰(zhàn)前都沒有掉出前十，可是倫敦議員只看到軍艦數量，忘記計算文明厚度，如同下棋新手老是糾結吃子，老手懂得“勢”的價值，1937年日本人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背后是對“民魂”的完全誤讀，他們能夠占領城市，卻讀不懂楊靖宇犧牲前“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這句話的分量。

或許獨特的“國家覺醒模式”使得中國沒有重蹈印度的覆轍。嚴復在《孟德斯鳩法意》的按語里說秦以后中國是“家天下”，百姓對于王朝更替比較麻木，到近代這種麻木成了保護層：西方利用條約體系割讓主權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中國如同吸飽水的海綿，割取香港就好像是愛新覺羅家的地皮，開通商口岸時貨船還停在廣州知府的轄區(qū)，直到共產黨把“階級擔當轉變?yōu)槊褡鍝敗保耪嬲せ盍顺了募w認同。

值得思考的是中西方存在“時間差”。歐洲依靠殖民完成原始積累的時候，中國正處于“滿清帝國的黃昏”；西方陷入二戰(zhàn)泥潭的時候，中國經過延安整風形成了新的組織形態(tài)。這時空的錯位使得日本侵華成為最殘酷的試金石，210萬偽軍的數字很嚇人，更令人震撼的是東北抗聯(lián)在零下40度的環(huán)境里堅持了14年。冰與火的極端考驗反而煉就了民族精神的純度。

或許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生存密碼不在“強”而在于“韌”。西方史學家常常熱衷于統(tǒng)計中國有多少次亡國，卻很少關注每次崩潰之后有更為龐大的文明進行重構。如同黃河改道會毀壞良田，但是淤泥之中能夠生長出更為肥沃的莊稼。阿根廷學者梅里諾所說的“中國走‘強而不霸的現(xiàn)代化道路’”這句話是比較恰當的。這種路徑的選擇方式，本質上是對于五千年文明經驗的路徑依賴——我們的祖先早就已經知道，真正的永恒并非是征服，而是周而復始地生長。

下次再聽到“西方放過中國”這類話語，不妨思索一下1950年的朝鮮戰(zhàn)場。很多身著單衣沖向美軍火線的志愿軍，他們守護的不只是國境線，那是如同程嬰救孤一般的文明的延續(xù)，是《周易》里“窮則變，變則通”在當下的體現(xiàn)。西方并非不想消滅中國，只是這文明總在絕境中產生新的防護。

在深圳博物館里，可見到1843年《南京條約》原件與2018年亞投行章程擺放在一起。相隔175年的兩張紙張，共同證明有些文明猶如歷史長河中的礁石，潮水到來的時候會暫時被淹沒，潮退去之后還會矗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