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獻對戰(zhàn)國時代以前蜀地之人與其國家的記載不多，也不明確。然而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出現(xiàn)了許多對于古蜀國及其歷代帝王事跡的描述。這些漢晉時期關(guān)于古蜀的史料，除了少數(shù)見于《史記》《世本》等一般性中原史籍外，多見于《蜀王本紀(jì)》《蜀本紀(jì)》《本蜀論》《華陽國志》等蜀人（包括長期留居本地的中原士人）的著作。這些蜀人作品專論蜀及鄰近地區(qū)之事，內(nèi)容包括本地歷史、軼聞，以及許多如神話的敘事?！妒裢醣炯o(jì)》《蜀本紀(jì)》《本蜀論》等早已佚亡，今日我們見到的只是被引在他書中而保存下來的一些殘篇片言。晉代蜀人常璩所作《華陽國志》則是一部完整而豐富的作品。雖然這些文獻寫成的時間遠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時代，雖然其中包含許多神話與地方傳說，且大都不完整，但由于其作者們皆為蜀人，知曉本地典故，因此當(dāng)代中國史家普遍認為這些著作中應(yīng)保存了一些歷史事實。配合著出土考古材料提供的線索，歷史學(xué)者得由這些史料中重新萃取過去發(fā)生的事，來重建古蜀歷史面貌。以下，我們看看這些所謂“二重證據(jù)法”下的古蜀歷史研究，也是對三星堆文明的歷史解釋。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中眼睛造型特殊的青銅人像，與傳說中之古蜀帝王蠶叢間的關(guān)系。據(jù)稱為西漢蜀人揚雄所作之《蜀王本紀(jì)》中記載，蠶叢為蜀最早的帝王，其后有柏濩、魚鳧、蒲澤、開明等相繼為王?！度A陽國志》中記載的古蜀帝王傳承與此類似，而又進一步稱蠶叢“縱目”（眼是豎的），所以其國人的墓被當(dāng)時人稱為“縱目人冢”。由于三星堆文化遺存出土的青銅面具與人像的眼睛，普遍尾端上揚而呈現(xiàn)豎目狀，許多學(xué)者因此認為此即縱目的蠶叢，并認為蠶叢為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神性祖先，或稱此古蜀人群為蠶叢之族。廣漢的三星堆文化都城遺存究竟是哪一位古蜀帝王的城邑，也是學(xué)者們討論的焦點。雖然他們大多認為此為文獻記載中的“瞿上”，但它究竟是柏濩氏、魚鳧氏或杜宇的都城，學(xué)者們還是意見不一?！妒裢醣炯o(jì)》又記載，荊有一人名鱉靈，死后其尸體漂流至郫，而神奇地復(fù)活了。后來望帝（杜宇）以他為宰相。因其治水有功，望帝將帝位禪讓給他，而后者便是古蜀的開明帝。因戰(zhàn)國時期蜀之考古文化中有強烈的楚文化因素，許多學(xué)者皆認為此文獻記載反映戰(zhàn)國時蜀的這位統(tǒng)治者來自荊楚地區(qū)。

其次是古蜀帝王與黃帝的關(guān)系。《華陽國志》及其他文獻中記載，黃帝之孫帝嚳，曾將一個庶出的兒子分封至蜀地。原來黃帝時代邈遠，少有當(dāng)代歷史學(xué)者相信與之相關(guān)的歷史。然而由于廣漢三星堆遺存的最早階段可溯及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夏代（中國古史傳說中約存在于公元前2000—前1600 年左右的朝代），因此有些學(xué)者認為古文獻稱蜀王為黃帝后裔的說法，在此能得到一些考古學(xué)上的支持。如一位學(xué)者的研究指出，文獻中稱蠶叢最早居于“岷山石室”，因此他是來自岷江上游的古蜀帝王。黃帝族沿雅礱江而下，與當(dāng)時已遷于成都平原的蠶叢（蜀山氏）結(jié)姻，而他們都是先后由西北南下之“氐羌系民族”的支系。

便是如此，許多歷史學(xué)者以中國歷史文獻材料，來解讀三星堆與其他本地考古文化遺存；將這令人驚訝且感到陌生的考古發(fā)掘呈現(xiàn)之古文明，與人們熟悉的歷史知識結(jié)合。如此產(chǎn)生的新知是，一個統(tǒng)于一君且代代相傳的古蜀王國之歷史，而這歷史又與人們熟知的中國古代史在若干點上相聯(lián)結(jié)。然而如我們前面提及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考古面貌所展現(xiàn)之多元中心，以及各時代文化間的斷裂與創(chuàng)新等現(xiàn)象，似乎與這樣的歷史建構(gòu)并不全然吻合。再說，即使如此建構(gòu)的歷史是正確的，我們?nèi)孕枰獯鹨粋€問題：為何我們，當(dāng)代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會對這些考古新發(fā)現(xiàn)感到驚訝？無論三星堆文化時期發(fā)生了什么事，今人對它的驚訝反應(yīng)，反映長期（或自漢代）以來人們對它們?nèi)粺o知；那么，由戰(zhàn)國至漢代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讓即使本地人也對這些過去幾乎全然失憶？

漢晉蜀人對過去的失憶

歷史學(xué)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其名著《屠貓狂歡》（The Great Cat Massacre）的前言中提及，當(dāng)我們覺得不能理解一個古代的笑話或諺語之時—譬如為何18 世紀(jì)歐洲人常常虐殺貓或?qū)⒅?dāng)作一種幽默的惡作劇—這正表示我們觸到一個通往過去的窗口，一個讓我們得以了解古人的最好切入點。根據(jù)我的理解，他提及的切入點，也就是異例（anomaly）。以上廣漢三星堆的豐盛考古發(fā)現(xiàn)，人們對此中原以外古文明的驚訝，漢晉文獻中關(guān)于蠶叢的奇怪記載，都是異例。

許多的異例皆來自邊緣—文化邊緣（初民、原住民）、空間邊緣（邊疆）、時間邊緣（古代）與社會權(quán)力邊緣（社會下層）。這是由于，我們的知識理性常被主流社會建構(gòu)的知識與價值觀所左右，以致我們常忽略來自邊緣的聲音、邊緣的現(xiàn)象。如將一個對我們而言陌生且不可信的敘事當(dāng)作神話而忽略它，或根據(jù)我們的歷史理性，從神話中抽取一些元素重新組合為“歷史”。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都是忽略異例，也都造成人們對過去的失憶。事實上異例不僅能讓我們認識過去與他者，也能讓我們認識當(dāng)代與自己。以下，我以三星堆文化及關(guān)于古蜀的歷史文獻為例，來說明這樣的研究旨趣，相關(guān)的分析方法，以及說明此古文明被古人失憶的社會背景及過程。

對于一個奇怪的文本，一個異例，我們的分析要點并非指出其謬誤或剔除其中的不實成分，而是由其敘事中探索作者的動機、意圖，以及他在何種社會情境下產(chǎn)生如此陳述。換句話說，將文本視為作者的陳述，我們探詢的不是他到底說了些什么，而是他為何如此說，試圖了解他話語中的弦外之音。我們先看看《蜀王本紀(jì)》中兩段關(guān)于蠶叢的記載，聽聽當(dāng)時的蜀人怎么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 不曉文字， 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 積三萬四千歲。

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shù)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于湔山得仙，時蜀民稀少。

以上第一段文字中，“椎髻”是指將頭發(fā)綁成如椎的髻結(jié)；“左言”指說奇怪難懂的話。這是作者以粗鄙的語言與發(fā)式習(xí)俗為喻，來將本地的過去異質(zhì)化?！安粫晕淖?，未有禮樂”是將本地的過去蠻荒化。稱開明到蠶叢共三萬四千年，稱這些帝王各活了數(shù)百歲，說他們未死而都成仙而去，文本作者意在將本地人對這些古帝王的記憶遙遠化、神異化。最后稱”其民亦頗隨王化去”或稱“時蜀民稀少”，這是切斷當(dāng)世蜀人與這些古帝王及其百姓之間的關(guān)系。

由這些文本敘事看來，對于本土記憶中蠶叢等古帝王所代表的過去，漢晉時期蜀人知識精英在其歷史著作之?dāng)⑹轮杏幸饣驘o意地將它們異質(zhì)化、蠻荒化、遙遠化、神異化，并切斷其與當(dāng)代本地人的關(guān)系，以此遺忘一些本土“歷史”。他們?nèi)绱藶榈木売?，或?qū)б麄內(nèi)绱藭鴮懙纳鐣尘埃钱?dāng)時他們的華夏認同。接著我會說明，在此族群身份認同下，他們接受一些新的“歷史”，也需要遺忘一些不合誼的歷史記憶。

《本蜀論》與《蜀王本紀(jì)》等文獻，在描述蠶叢、柏濩、魚鳧等帝王后，又提及杜宇、開明兩帝之事跡，同樣十分神奇?！妒裢醣炯o(jì)》對此之記載如下：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墜，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裢鶑?fù)出。望帝積百余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隨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如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鑿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后，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在此文本敘事中，由天而降的蜀王杜宇，在位百余年；這時，過去消失的民眾又出現(xiàn)了。后來由荊楚漂來一具浮尸，到此復(fù)活，他就是鱉靈。杜宇以鱉靈為民除水患有功，以及自覺失德，所以將帝位傳給后者，鱉靈就是開明帝。在這文本敘事中，同樣的，兩位古蜀帝王的“起源”都帶有神異色彩。以“禪讓”來解釋他們間的政權(quán)傳承也十分勉強。這更像是，作者將兩個獨立的神話性祖先起源故事串接在一起。

另外，前面提及的此文本內(nèi)容，如稱蠶叢、柏濩、魚鳧、蒲澤（杜宇）、開明共經(jīng)歷了三萬四千年，如稱他們后來都成仙而去，以及其百姓也跟著消失；這些也都顯示他們可能原來是獨立的地方性祖先神話之傳說人物。這樣的文本現(xiàn)象，也讓我們懷疑古蜀是否有一長期前后相繼的統(tǒng)一王權(quán)；由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橋文化的考古遺存，也難以證明這樣一個政權(quán)的長期連續(xù)性存在。

整合多個英雄帝王祖先故事以建構(gòu)一個前后相承的蜀王系譜“歷史”，而又在敘事間將此“歷史”變成“神話”，并切斷它與當(dāng)時蜀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這看來是相當(dāng)矛盾的文本現(xiàn)象，一個異例。我認為，造成此異例與矛盾的時代社會背景，應(yīng)是漢晉時本地人的“蜀人”認同與“華夏”認同。他們以蠶叢等古帝王的記憶來強化其蜀人認同，然而在此時蜀為漢郡、蜀人也自稱華夏的情境下，以及在強勢的中原歷史記憶影響下，本土帝王之“歷史”便被他們書寫為“神話”了。在華夏認同下，他們建構(gòu)、接受或相信的“歷史”，與時人相關(guān)的“歷史”，便是古蜀帝王為黃帝后裔之說。

蜀人成為黃帝子孫

漢晉蜀人知識精英們通過神話敘事，來紀(jì)念、記憶蠶叢與杜宇等古帝王，以此強調(diào)蜀人古老、獨特的族群本質(zhì)。另一方面，他們接受一些新歷史記憶，以及此歷史記憶所強化的華夏認同。每一個人群認同與相關(guān)歷史記憶的出現(xiàn)，也代表另一些歷史被遺忘，與之相關(guān)的人群認同發(fā)生變遷。漢晉蜀人對本地過去失憶的社會情境便是：秦漢以來蜀成為中原王朝之郡縣，以及在此巨大政治與社會變遷影響下，蜀地成為華夏之域，而蜀人成為華夏之人。

約自秦漢以來，中原的華夏史家便建構(gòu)，或與蜀人共同建構(gòu)，后者為“黃帝子孫”之歷史記憶。約成書于戰(zhàn)國至西漢的《世本》中記載：“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無姓。相承云，黃帝后?！边@是說，蜀人（指其統(tǒng)治家族）的祖源可追溯到人皇的時代，他們沒有姓，但代代相傳，稱自己是黃帝的后代。西漢褚少孫在為《史記》所作補記中，也稱蜀王是黃帝的后代。司馬遷在《史記》中雖未直接稱蜀之古帝王為黃帝后裔，然而也稱黃帝之子昌意曾降居于若水（今四川之雅礱江），在此娶蜀山氏之女為妻，生了高陽，也就是帝顓頊。根據(jù)這些說法，蜀之統(tǒng)治者與許多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國王室一樣，也是黃帝家族成員。

晉人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是我們能見到的最早且較全面描述蜀、巴與南中（今部分云貴地區(qū)）西南邊疆之著作；其內(nèi)容包括歷史、地理、物產(chǎn)、人物等等。常璩為蜀郡江原人，因此本書對蜀之描述書寫，可視為漢晉蜀人對本土史地的理解與集體記憶。首先，書名《華陽國志》，指本書所描述的地方在華山之陽。在此，華山隱喻著中原華夏之域。也就是說，書名“華陽國志”，表示作者將此土視為華夏的南方邊緣，但在空間上又與華夏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作者在蜀人及華夏認同下，對于蜀、巴及西南邊疆在整體地理空間中的定位。

《華陽國志》對蜀或巴蜀之人（實指其統(tǒng)治家族）的祖先血緣與疆域空間，有十分豐富的描述。關(guān)于蜀（以及巴）的祖源，常璩接受《世本》《史記》等書之說，稱黃帝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為妻，這對夫妻生下了高陽，也就是顓頊。后來顓頊繼承王位后，便將他的一個庶子（妃子所生的兒子）封于蜀，或巴蜀。我們看看以下的相關(guān)文本：

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

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

前一段文字中，“其君上世未聞”是說沒聽過從前本地有國君。如此，接下來稱的受封于此之黃帝后代支庶，便是本地巴蜀統(tǒng)治階層的最早祖源了。文本中稱巴蜀統(tǒng)治者為“侯伯”，也就是承認本地與中原間的分封從屬關(guān)系，是核心政治體系的邊緣。說他們是黃帝后裔庶出（非嫡傳）的兒子，也表示相對于黃帝嫡傳之中原王朝統(tǒng)治者，本地統(tǒng)治者是黃帝家族的血緣邊緣。第二段文字稱，蜀早在人皇時便已成為一國，巴也在此國域中。此處，作者引的是當(dāng)時流傳的“人皇兄弟九人分別治理九州島”的說法。根據(jù)這說法，人皇自己居于中州（中原），他的八個弟兄們分別于周邊八個地域。

所以，這段文字流露的是本地在整體空間（九州島）中的邊緣地位。由此簡單的兩段文本中，我們可以察覺作者常璩將蜀（或巴蜀）置于華夏之血緣、政權(quán)、空間邊緣的認同處境。接受本地古代統(tǒng)治者為黃帝后裔這歷史記憶之后，漢晉蜀人精英也對本土歷史記憶進行改造或遺忘。前面我們已介紹《蜀王本紀(jì)》等文獻作者，如何以敘事手法，將本地蠶叢等古代英雄王者祖先排除或遺忘于可信的“歷史”中。下面我要說明的是，《華陽國志》作者常璩如何以另一種敘事手法，將蠶叢等人的記憶納入華夏的“歷史”之中。如前所述，在此書中常璩稱古蜀帝王為黃帝之裔，顓頊支庶。隨后在同書中他又寫道：

周失綱紀(jì)，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

前一段文字是說，在周室東遷而周天子失去對諸侯之政治控制后，蜀侯蠶叢也就先自己稱王了。第二段文字是說，戰(zhàn)國時期七個爭霸中原的諸侯國之君皆自稱為王之時，杜宇自稱為帝。顯然，常璩并非將代表本土過去的蠶叢、杜宇等轉(zhuǎn)化為神話人物，而是將他納入一個可信的歷史之中；這就是漢代人熟知的周室東遷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

蜀人作者對黃帝的攀附更間接通過另一個黃帝后裔——大禹——實現(xiàn)?！妒裢醣炯o(jì)》中稱，“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于石紐”；《華陽國志》中也稱，蜀的廣柔，“郡西百里有石紐鄉(xiāng)，禹所生也”。這些文獻的巴蜀作者，顯然以華夏的英雄祖先大禹出生于蜀為榮。如此之蜀人本土認同感情，更流露于《三國志》所記載的一段蜀人秦宓的話語中。據(jù)該文記載，三國時蜀漢政權(quán)下的秦宓，為蜀郡廣漢人。歷史記載他與其上司，當(dāng)時的廣漢太守夏侯纂之間

有一段對話。后者問他，蜀之物產(chǎn)比起他地的確很豐富，但不知本地士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士人又是如何。秦宓的回答中，有“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之語。像這樣的記載，表現(xiàn)中原人士對蜀人之輕蔑，以及蜀人的本土認同。此也顯示漢晉時蜀人在整體華夏中仍居于邊緣地位；此種邊緣身份認同的危機感，使得他們有意以攀附黃帝、大禹來強調(diào)自己的華夏認同。